“我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
冬日里的天津寒意四起，却给天津大学的校园增添了几分诗意。朝曦在爱晚湖面泛着珍珠般的银光，金黄的落叶雪片一样飘飞在道路两旁，学子们昂首大步，青春的身影充满欢欣的色彩，是校园里最亮丽的风景。
以温州籍作家林斤澜命名的“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在2020年11月底评出第五届获奖者，冯骥才先生获得“杰出作家奖”，而他因工作繁忙不能到温州颁奖典礼现场领奖，承办单位便要我带着他的获奖证书和奖杯，赴天津与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先生会合，在位于天津大学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为他颁奖。我走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冯骥才先生是当世鸿儒，我对他深怀尊敬之心，更有一种学习榜样的钦佩。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用毕生的精力身驾“四驾马车”：年少时有绘画的天赋，成为画家；青年时萌发对文学虔诚的爱，跻身文坛；二十世纪末，他驰骋在文化遗产抢救的道路上；人到晚年，他在教育领域多有建树。
我从爱晚湖畔来到了青年湖畔，一栋文艺范十足的大楼格外抢眼，这就是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我走进大院，正想找人询问，一辆商务车驶了进来，一位身材魁梧、长相儒雅的老者走出车子。“冯先生，您好”，我一看便知，他就是冯骥才先生。他见我与他招呼，微笑着立住身子。我上前一步，说明了来意，他热情地与我握手，表示欢迎，带着我来到研究院三楼一间宽敞的会客室里。
会客厅里摆放着冯骥才先生多年来肆力收集的藏品，琳琅满目。我欣赏了一会儿，邱华栋书记和人民文学杂志社事业发展部康有胜主任也到了，我们就落座交谈。冯先生说：“这栋研究院院舍建成于2006年，它的设计者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周恺教授，其作品多次获国际、国家奖项。而近来繁忙的工作是筹建另外一座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博物馆，设计师还是周恺，我们要赶在年前完成施工图，时间特别紧张，都在加班加点。博物馆建成后，我把自己所有的藏品都捐出来，比如佛教造像精品、民间民俗物件、我的藏书和手稿等，都无偿捐赠给博物馆，供更多的人研究和考证。”
冯先生的助理杨扬女士告诉我，冯先生的收藏涉及门类广泛，年画剪纸、石器陶器、生活器具等，蔚为大观，每一件藏品都饱含着他的心血和情感。将要新建的博物馆是一座庋藏艺术精品和文化活动的中心，这让冯先生全情投入，博物馆里的展厅布置和物品摆放，他都有周密的想法，他要让博物馆与研究院的学术教研紧密联系在一起。
冯先生重视大学的文化保存，追求学院的博物馆化。他说：“我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我不喜欢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不喜欢制造高不可攀，我要在学院里建立起一支真正的人文工作的团队。”冯先生在教育中追求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思想，也陆续组建了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等四个国字号文化研究机构，让一批批年轻人在深厚的文化养育和熏陶下，具有文化的气质和笃定的目光。
我们轻松、愉快地交谈着，早晨的阳光和室内的灯光融合成柔和的气氛，让我感受到拳拳之心带来的温暖。
“颁发给我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是对我写作的鼓励”
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三楼的大树画馆里，我们举行了颁奖仪式。邱华栋书记为冯先生颁奖，并作为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的评委会主任，发表了讲话，对冯先生和其他获奖作家表示祝贺。冯先生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这个奖的背后，我欠着两份情谊，一是欠温州的情谊，我做古村落保护，很想再到温州看看，这几年却因各种原因没有去成。二是欠《人民文学》的情谊，我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创作奖，就是《人民文学》主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是1979年，我与蒋子龙、贾大山等作家一起获得，从那时起，《人民文学》就支持我，可是后来，我做文化遗产抢救，把文学这支笔放下了……”冯先生的许多学生在现场，见证了颁奖的全过程。
冯先生的文学创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达“黄金期”，发表了大量作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他的作品文笔潇洒、文采斐然，既能抓住人的本性，又深入文学的根底，读来引人入胜，多有共鸣，不能释手。我喜欢他的《感谢生活》《一百个人的十年》等“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触角所至，是深入社会与历史的反思，建构起坚强而飞扬的灵魂。我同样喜欢《神鞭》《三寸金莲》等“怪世奇谈”的系列小说，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描画出一幅幅新奇生动的世相图。
冯先生在足够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似乎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面对这一次获奖，他颇为感慨地说：“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写短篇小说是一件难事。短篇小说的篇幅虽然短小，但绝对不是用长篇小说素材的下脚料或者局部来完成的，也不是把较长篇幅的小说压缩成短篇。每一个短篇小说都要独立构思，有自己生活的兴奋点和艺术的兴奋点，是一个独特的艺术生命，一个高贵的文学生命。如果说长篇小说是大象、是恐龙，中篇小说是骏马、是梅花鹿，那么短篇小说就是各种美丽的鸟，它们有各自艳丽的羽毛、悦耳的叫声和飞翔的姿态。作家能获得一个精彩的短篇小说题材或灵感，这是上天的恩赐，也是生活的恩赐。现在我岁数大了，从文化遗产抢救的田野回到书房，在教学之余向文学渐渐转过身来，重新拾起笔，开始小说与非虚构文学的写作。颁发给我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是对我写作的鼓励。”
这是冯先生的创作谈，作为后生的我，聆听到这样切实、贴己的话语，甚是欢喜。在我来天津之前，我就忐忑地给杨扬寄过我主编的文学季刊《温州文学》 ，满心希望得到冯先生的引导和指教。
颁奖仪式结束后，冯先生对我说：“你寄来的《温州文学》我收到了，你们希望我给《温州文学》写点寄托希望的话语，昨天晚上睡了一觉后，突然觉得可以写点什么，铺纸蘸墨写下‘真言美文，文学之魂’，与《温州文学》的作者和读者共勉。”我一听喜不自禁，连声道谢。当我从冯先生手中接过经简单装裱的墨宝时，深感他的八字赠言是对我们的谆谆告诫，殷殷深情凝于笔端。
“从非遗中真切感受瓯越文明”
邱华栋书记和康有胜主任匆匆赶回北京，另有要事；我与冯先生又回到会客厅，继续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谈及温州。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冯先生从文坛重返画坛，在全国各地巡展他新创作的“文人画”。大江南北一路走来，他越来越忧心于各地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给历史文化遗存带来覆灭性的破坏。出于一种文化情怀，他开始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冯先生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继而扛起抢救古村落的大旗。2007年秋天，他来到温州楠溪江调查古村落现状。十三年过去了，冯先生依然清晰记得那次温州之行，他说：“楠溪江古村落名气很大，我那次去了岩头、芙蓉等古村，许多街巷和民居原汁原味、古色古香，村民不离不弃，故土难离。但也有一些村落和街道被‘赶时髦’地改造，添加了人为的景点，没有处理好旅游经济和文化保护的关系。这并不只是我的看法，致力于研究乡土建筑、保护古村落的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也是相同意见。”
冯先生还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来过温州，调查非遗，并对瑞安的木活字印刷术进行评估。他说：“在瑞安一些地方，乡民对族谱有二十年编修一次的风俗，并使用古老的活字印刷术印制族谱。木雕的单个字排版印刷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在瑞安被鲜活地保留、传衍至今，十分难得。那些传承人还帮助我们研究院建立了木版活字印刷室‘播文堂’，一直在使用中。温州给我印象深刻的非遗还有从唐朝流传下来的蓝夹缬印染技艺，是我国雕版印染的源头，它和活字印刷术一样，列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们还可以从彩石镶嵌、瓯绣等非遗中，真切感受瓯越文明。”
时间的脚步飞快，我不能耽搁冯先生重要的事务，在起身告辞之前，邀请他再到温州走走，再次考察温州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活化利用工作。冯先生说：“温州我肯定还要再去看看，还有它附近的松阳古村落群。”
中午的天空湛蓝澄澈，阳光和暖熨帖。我下了楼，走出院子，绕着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转了一圈。竹树环合，水波潋滟，研究院主体建筑将方形用地划分为南北两个楔形庭院，院落四周用开凿巨大空洞的墙板围合，灰白色的水泥外墙没有花哨的装饰，几乎被繁茂的爬山虎覆盖。这里已成为天津大学校园里名副其实的人文绿地。我端端正正站在研究院的大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心想，这里是冯骥才先生身驾“四驾马车”的落脚地，也是他身驾“四驾马车”的始发地。致敬这位永不知疲倦的“驾车人”。
“人生无法规定自己的路线，却一定要坚定目标；至于历程，只有过后才能渐渐看清。”冯骥才先生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