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ICenter中心携手腾讯游戏学院为大学本科生开设了“中华工匠——非遗技艺传承与技术创新”课程。据报道，该课程的特点是，以《乐高无限》游戏为载体，数字化地呈现中国古建筑。作为非遗保护传承与课程实践形式的新探索，这一做法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几年，“游戏”一直是舆论关注的话题，也是艺术与文娱领域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把视线再拉长一些，从上个世纪后期，这种争论就没有停息过。而且，随着游戏产业的不断发展，相关争论的论域、论题也在扩充和演变。不论是“挺”，还是“怼”，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游戏是社会互联网化的客观现象之一，或者说，游戏是人类精神活动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形态。《2019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游戏总收入达到2308.8亿，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6.4亿人。最新的统计数据则表明，我国16至59周岁的人口为9亿。显然，作为一种内生于互联网时代的文娱样态，游戏在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文娱生活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

　　随着互联网全面融入社会，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进一步交融互渗，游戏还将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发展势头”，不一定呈现为游戏市场规模的高歌猛进，也可能是潜流暗行、蓄势待发；不一定体现为游戏体量增长和销售收入增加，也可能是产业结构优化和行业治理改善；不一定是游戏产品数量增加，也可能是游戏精品的涌现；不一定是有关部门游戏政策的进一步“放松”，也可能是游戏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发挥更加广泛、有效；不一定是游戏玩家人数的提升，也可能是玩家群体的主流化趋势。质言之，时至今日，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看待游戏，将之视为一种社会文艺现象，而不是“社会病”；与此相应的是，不能以注册了多少游戏企业，开发了多少游戏平台，以及游戏企业挣了多少钱，作为衡量游戏业发展的唯一或最高指标。游戏，和一切文化艺术一样，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既要以经济的、社会的指标来衡量，还要接受艺术的、美学标准的评判。

　　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戏开发者和生产者需要在“产品思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作品思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在现实中经常是融为一体的，一部影片、一部电视剧、一部舞台剧，或者一幅画，当然是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但进入流通环节后，也就具有了产品的身份。更何况，有些“作品”在创作时就设定了明确的市场导向，以实现经济利益为主要的甚至首要的目标，更体现出鲜明的“产品思维”。不同的文艺门类，因为其市场化程度有差别以及自身发展惯性等原因，“产品思维”的程度也不尽相同。相较而言，网络文艺的“产品思维”更加明显。比如，当下一些网络文艺研究报告中，“产业”内容往往占据了主要篇幅，而从艺术、美学角度出发的分析或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直接略而不谈，这绝非研究者偏好使然，恰是网络文艺现实状况的反映。

　　显然，如果游戏完全受“产品思维”主导，追求利润就会成为贯彻其从创意到设计制作、宣传推介的基本逻辑，而在这一逻辑下，通过快感刺激让玩家“爽”，乃至“上瘾”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这也正是网络游戏广受诟病的缘由之一。相反，如果游戏开发和生产时，强化了“作品思维”，使生产者具备“作品”创作的文化自觉，增强艺术使命感和责任感，则有助于游戏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目标的达成。当然，游戏是否归属于“艺术”，现在依然在讨论之中。但是，“艺术”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一百年前，摄影不被视为“艺术”，几十年前，还有人对电影是否是“艺术”表示怀疑。作为一对概念，“游戏”和“艺术”之间的磨合或许还有待时日，但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游戏的艺术性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游戏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不但没有“隔绝”，而且可以“互哺”。《阴阳师》从游戏到音乐剧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尼山萨满》等近年受到好评的游戏，也完全具有被多次开发的价值，使其转化为不同的文化形态，给人以思想引导、美感享受和精神愉悦。

　　从游戏业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游戏用户数量还在增长，但增速已经变缓。走过了“放火开荒”早期阶段的游戏业，必将走上“精耕细作”的发展道路。“作品思维”正是精品化的必然要求。因此，把游戏当“作品”来做，是符合游戏业发展规律的选择，这不是给游戏企业增加负担或限制了其发展，反而是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增长点。游戏业树立“作品思维”，需要从源头抓起，完善游戏人才培养的机制。本文开头提到的清华大学的课程探索，就具有游戏人才培养的意义。近年来，还有不少大学已经开设了专门的游戏课程，有的大学把培养优秀的游戏人才列上了日程。值得指出的是，在游戏人才培养体系中，美学、艺术理论、艺术史类课程不但不能缺位，而且应居于基础性位置，列为必修课。否则，游戏人才培养就可能变成技术培训，游戏业也可能因为缺少人才支撑而无法实现华丽的艺术转身。另外，加强游戏评论，也是“作品思维”的题中应有之义。宏观的产业数据或者某一款游戏的用户数量、销售收入，可以提供游戏业的整体状态，却难以体现游戏精品的艺术特性。因此，还应该像评论一部电影、一篇小说、一台话剧那样，对精品游戏开展深入的“个案分析”，发掘其艺术和美学的意义，而这反过来又对现行的艺术批评格局和理论工作提出了挑战，展开了一片艺术理论评论的新空间。总之，认真思考和对待游戏，它将提供一个支点，撬动的不仅是游戏业，而是当代文艺的整体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