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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忧思与百年文化之殇

时间:2019年05月06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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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忧思与百年文化之殇

——谈冯骥才新作《单筒望远镜》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冯骥才就在现实主义之外开创了另一种写作方式:用历史关照现实,以地域生活和集体性格为素材,将意象、荒诞、黑色幽默、古典小说手法融为一体的现代的文本写作。目的是在文化反思中,拓展文学作品揭示社会生活及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在他以现代方式创作的“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中,意象化地叙事、对人物或生活图像的意象化描绘,构成了作品主要的形式特征。此后二十年,冯骥才纵身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文化反思这一系列文学写作被搁置,种种思考一直积淀在他心底,最终促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的问世。

  从《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到《单筒望远镜》,整整隔了三十年的时间。这三十年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都为冯骥才的文化反思拓展了深度和广度,也使得《单筒望远镜》内涵的丰富和深邃远超于《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在《单筒望远镜》中,由景物、人物性格、事件、情节等小说元素所构成的众多意象系列,不仅涵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表层、精华与糟粕、机理与功用、延续与断裂;也涵蕴了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最初相逢发生关联时,在社会生活层面彼此的陌生,在人性深处精神层面彼此的趋同,以及缘于两种文明在各自政治、经济诸多因素的扰乱后所产生的相互排斥、相互敌视的毁灭性冲突。可以说,《单筒望远镜》对文化的反思,既是全景式的——它涵盖了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也是历时性的——它包含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单筒望远镜》中这种全景式和历史性的文化反思,主要是通过景物、人物性格、事件、情节的意象化叙事,以隐喻象征的方式传达给读者的。

  《单筒望远镜》的叙事背景是清代中期以后,主要集中在光绪年间;叙事的脉络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交遇、连接及毁灭性的冲突展开的;内容结构上分上下两篇。在上篇中,对传统文化自身特征的意象化揭示,是透过诗书继世、营商开店的欧阳一家两代人的生活及个性隐喻性呈现出来的。欧阳家的住宅是一处三进的四合院。四合院是北方传统社会标准的民宅建筑模式,它规整有序、厚实坚固、舒适安全、方便实用,象征着由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主导建构的社会生活秩序。院中那棵遮盖着整个庭院的巨型老槐树,护佑着住宅人家的日常生活,隐喻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生活价值系统,它主导、规范人们的生存活动,守护着人的日常生活“无忧无患,安稳踏实”。

  中国传统社会中,日常生活的价值准则主要是由儒道哲学提供。两种人生哲学塑造的人格类型和生活方式,分别被赋予给了欧阳家的大少爷欧阳尊和二少爷欧阳觉。由于这两种价值体系在传统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交汇触碰,分别发生着不同强弱、主次的作用,因此大少爷欧阳尊和二少爷欧阳觉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也依此而定:大少爷欧阳尊处事精明,为人老到,钱抓得紧,善经营,是典型的儒家人格;二少爷欧阳觉喜欢诗文书画,“不务正业”,不争不斗,聪慧善良,是典型的道家人格。世代迁流,时运无常。随着欧阳老爷年迈体衰摔伤退出商业经营后,欧阳家安稳祥和的生活也接连出现了异象,暗示着传统文化患上了重病、濒临死亡、机体残败了。那么传统文化患的是什么病?病根在哪里?小说中作者通过欧阳家第二代人的夫妇性格、夫妻关系以及皆不能生育子女这些意象,作出了隐喻性揭示。

  欧阳觉夫妇,一个是道家人格,一个是儒家人格,如果按照传统文化维护社会发展机制的作用组合,理应以儒为主,道辅佐之。但在欧阳觉和婌贤的日常生活和夫妻关系中,两种文化体系的作用和组合却是颠倒错位的。此外,大少爷欧阳尊的妻子喜凤,在性格设定上是一个远离儒道精英文化的世俗民间女子,是社会底层粗俗愚昧型民间文化的象征。在欧阳尊和喜凤的夫妻关系及家庭生活中,代表精英文化的欧阳尊并没有发挥关切、引导、掌控代表民间文化的喜凤的作用。这两对夫妻都不能生育后代,象征了传统文化因其在精英层面的构型和在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结合、互动关系上,出现了错误的组合链接,而导致了传统文化从整体上成了一个病态的、失去生机活力的、产生断裂的文化机体。

  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病态是从哪个时代开始的?小说中暗示是从清中期以后、特别是从咸丰年间开始愈演愈烈,直至庚子年间的八国联军入侵,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灾难。《单筒望远镜》的上篇从四合院、老槐树写起,写老槐树覆遮四合院、护佑四合院中的人过安稳舒适的生活,写老槐树遭火焚烧致残;然后在下篇描述义和团的兴起及其“扶清灭洋”的活动,写了清朝统治集团对义和团运动及洋人的态度和对策,最终导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在洋人的炮火和屠城中,老槐树和四合院被炸毁了、欧阳老爷和婌贤被杀害了、老大欧阳尊夫妻逃难去了南方……把作者对传统文化及东西方文化最初碰撞的反思,内涵丰富地展现出来。在作品的上下篇中,欧阳觉和法国姑娘莎娜的相爱及悲惨结局,一直贯穿始终。这对青年男女的相识相爱相恋,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层面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层面相遇及沟通的隐喻象征。处于天津老城与租界之间的小洋楼,为欧阳觉和莎娜的爱情,为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提供了特别的空间和视角。欧阳觉和莎娜的真挚爱情及悲剧在揭示着什么?读者在仔细阅读、反复咀嚼中自然会有领悟。

  《单筒望远镜》的下篇,几乎全部是围绕着义和团运动展开的描述。作者凭借他所掌握的详实丰富的史料和画家小说家兼一身的非凡艺术表现能力,全景式地直观再现了这一历史性的民间底层的社会运动,突出了它的民间文化性,揭示了它的产生是社会经济、政治等根源性矛盾冲突的总爆发,也揭示了底层民众在社会的政治权利、身份地位及个人的生存发展、精神需要等方面的人性诉求。如果把欧阳觉和莎娜的爱情悲剧和义和团运动这一历史性悲剧事件一同放置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交汇的反思中,那么,这两个事件所构成的意象连同老槐树、四合院、欧阳老爷等景物、人物所构成的意象,就把我们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存在发展作了全程式的象征性揭示,读者在深入阅读中可以从中受到多方面的思想启迪。

  传统文化中可以长流不尽、涌向未来、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和价值是什么?《单筒望远镜》中,欧阳老爷的文化人格,还有他所认同崇敬的苏轼的文化人格,应该是作者所暗示的。由欧阳老爷和苏轼的文化人格,也让人联想到了作为文学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冯骥才,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延续至今日所投入的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他在此中的献身和追求中所凸显的文化人格,同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由过去、现在到未来发展趋向的象征或体现。在这一视角上看《单筒望远镜》的创作,它不仅是艺术家冯骥才自己三十多年文化反思的结晶,也是自己三十多年生命实践的折射。

(编辑: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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