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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村电影研究的喜人收获

时间:2019年04月2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刘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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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村电影研究的喜人收获

——读《当代农村电影的创作与传播研究》有感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解冻后的宽松环境为中国农村电影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使得农村电影逐步焕发出新的生机,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农村电影四十年来创作和传播的成就怎么样?问题和困境到底在哪里?行之有效的对策和路径是什么?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薛晋文的这本图文并茂的《当代农村电影的创作与传播研究》,能够为我们很好地答疑解惑。该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是作者从2013年到2018年、历时5年如琢如磨潜心治学的硕果,也是他和团队成员守望农村电影精神家园的生动体现。

  全书以当代中国农村电影的代表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着力考察农村电影沉浮起落的内外因素,努力探寻农村电影转型发展的可行性策略,全力为农村电影的发展鼓与呼。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作者振兴农村电影的拳拳之心,也强烈地感受到了农村电影在中国影视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从书中不难看出,作为民族电影中坚力量的农村电影,它记录时代进步的岁月沧桑,秉承一贯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警醒我们不忘初心方有未来。

  全书开篇明义,梳理了当代农村电影的喜人收获,认为四十年间农村电影形成了自己多样性的美学表现形式,在纪实性叙事、视听语言的探索方面独具特色和魅力;在地域性、现代性、民族性三者之间共存共荣方面相得益彰,赋予了农村电影不失本色而又与时俱进的美学蜕变轨迹。这样的梳理令读者对当代农村电影的成绩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然而,随着商业电影的发展和都市文化的繁荣,农村电影的风光不再。上世纪八十年代辉煌一时的农村电影,却在新世纪前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彼时的“优等生”变成了此时的“差等生”。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聚焦困境,作者擅长以现实问题为突破口,精准剖析农村电影面临的内外困局,从现实主义的游离与迷惘、艺术生产机制的支离破碎,以及短视和浮躁的观念亟待反思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内部检视。同时,作者对农村电影遭遇的外部困境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传播与市场的渠道不畅、农村电影的文化软实力疲软,以及城乡文化生态的失衡都是致命的外在因素。全书在问题和对策之间努力实现无缝对接,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着眼于展望未来农村电影的突围和超越对策,指出了“内涵发展”“整合生产力要素”,以及“拓展国内市场”“增强文化软实力”“加强艺术创新”等切实可行的转型路径,从而对农村电影如何再创辉煌进行了学理性探究。这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批判十分可贵,正是当下学术研究中缺少的宝贵品质,在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辩证思维回答了农村电影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可谓视角独特且新意迭现。

  在都市文化繁荣的时代,很少有人会去研究农村电影这一既费力又不讨巧的领域。农村电影既缺乏话题又没有“卖点”,有时被都市文化、时代文化轮番挤兑,于观众眼里显得小众土气又不被待见。而该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作者不愿赶时髦和凑热闹,选择了无人问津的冷门作为研究对象,这里面既有作者出身农村和农民家庭的一份担当,又有一种为天下苍生代言的使命和情怀在其中流淌。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历史实践铸就了乡土社会的本质,而农村电影作为中国乡土社会发展的缩影,本应与社会变迁休戚与共,而今的边缘地位和角色显得很不正常。该书从大处着眼,认为“农民看电影”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消遣的小问题,更是关乎基层文化建设是否健康、是否健全的一项战略工程。就此而言,与其说本书是一部有关类型电影的研究专著,不如说是满载着文艺工作者使命的一本忧思录。

  作为一部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的专著,多谈问题、少谈成绩是贯穿全书的总基调。作者从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切入,不走梳理总结的史论路线,而是以刨根问底为导向,对农村电影跌落神坛的原委和出路进行全面发力,在发出疑问的同时力求做到“有意见更有建议”。全书的结构设计也非常精巧。作者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问答法结构全书,不做无病呻吟之举,不发信口开河之言,是薛晋文经世致用学术理念的生动体现。本书倡导实证文本研究,从新时期以来百余部农村电影中选择代表性佳作,同时与伊朗、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农村电影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在史料和实证的基础上研磨可信的结论,从文本的特殊性中提炼出其背后的普遍性规律,由“点”及“面”还原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寻民族电影的底色和韵味,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

  鲁迅先生有云:“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薛晋文对农村电影的深厚情感,是青年学者对当代农村电影复兴的一种呐喊,彰显了不负时代和不负韶光的使命和担当。

(编辑: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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