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取一瓢饮》

李林荣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这本小书里收的185篇短文，源自2012年9月至今《文艺报》的月度专栏“新书品荐”。汇集成书前，各文都做了细节校订。少量篇目还略有字句补充。报载时以图配文的形式继续保留了下来，一则为使读者对书话所谈的书能有即视的直感，二则也因为当初准备这些图片费了不少工夫。最初是自己直接给书拍照，然后用电脑软件修图，过了几年又改为一一联系出版社请营销部门支援更美观的立体封面图。这些书影图片虽只占文边一小角，但都来之不易，它们陪伴文字的“贡献”不应轻易抹煞。

　　至于这185篇短文，论体裁或文类，该定为书评还是书话，或者别的什么名目，我自己也拿不准。以我看过的上世纪20年代至上世纪30年代出的《新月》《学文》等新文学史上有名或不甚有名的老刊物里的旧例，这185篇短文的样式，与书评大体相符。1935年萧乾先生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完成的学士论文《书评研究》，也把这种以书名和书的作者、出版社及出版年份等信息当标题的介绍和简析一本书的短文，归为书评的一类。《新月》《学文》的作者群整体上属于欧美派知识分子。萧乾身为记者、作家、知识分子，知识背景和文风趣味也都偏向于欧美。他们身体力行亲自写过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提倡过的书评，属于欧风美雨的一部分，飘洒、传扬到中国来的仅是其中的一丁点儿。中国传统里与之对应的文体，则是书话。

　　书话和舶来的书评，当然有由于源流的不同而形成的文本风貌上的差异。据说，书话总要讲出些作者与所谈之书的特别缘分，刨出些与所谈之书相关的人事掌故，以此使书中或书的周边焕发出一些生动温婉、委曲有致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来。而书评，相形之下，更着力于把握理性的尺子，无论是谈书本身，还是牵连、引申到书里书外的各方面情况，都会坚持依靠和运用理智下判断、做分析，尽管并不排斥趣味和情调，但绝不以此为主。

　　照这样的标准，这本小书里的各篇短文，靠近书评而远离书话。这首先得怪我自己，选书看书一向没有单从作者或书外的掌故、消息着眼的习惯，因而在向别人推荐可读之书的时候，也就不善于和不乐于从与书有关的故事或趣闻入题，只知道憨头憨脑就书论书。另一方面，我写不出书话的传统范儿，更主要的是觉得自己不配这么做。

　　作为一个以读书和教书为业的所谓学院体制里的文学爱好者，我能为作家朋友们推荐的书，最自然也最合适的是从理论和观念的层面打量出去觉得和当下文学写作、当下文坛风尚，尤其是其中带些症候式倾向的现象关联紧密，堪起某种诊疗或校正作用的。统束在“新书品荐”总名目下的185篇短文，品也好，荐也好，出发点和归结点都仅仅在此，也仅仅到此为止。换句话说，它们都无意或无志于评价书本身，纵然有些字句疑似评断，其实际用意也仍指向为作家朋友荐书。

　　几乎天天都在琢磨甚至致力于写书的作家，还需不需要格外劳神费力地读书？即便要读书，他们还需不需要在选择读什么书的问题上费脑筋？这本不该成为问题。差不多四十年前，共和国迎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春天之际，刚刚恢复了自己的文学青春、从边疆回到首都，重又跻身文坛中心的王蒙，曾发表过一篇后来流传甚广的文章《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呼吁从事文学创作的朋友警醒，避免作家的非学者化趋向持续加剧。文中高调低弹，正话反说，实际上是想彻底澄清两种不确切的社会认识，一是并非能写出一些文学作品的人就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二是文学创作并非可以离开作者个人全面的学识修养单独求得提高和进步的。这两层意思都及时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以至这篇文章很快被当成了主张作家学者化的一份宣言。

　　四十年弹指一挥，经过了几番变迁的文坛和社会，为今天的作家和文学创作留出的文化空间和社会角色，以不同的来路轨迹和具体成因，导向了与三四十年前极其相似的“非学者化”的狭窄、封闭境地。表面上看，作家的专业身份、文学创作的行业特性，似乎都再度赢得了重视和认可，整个文学圈的边界、文坛的门槛，都又显得森严、清晰起来。但越是到这种时候，作家的视野、心胸和思维方式，文学创作向壁而舞或自娱自乐或顾盼自雄的状态，也就越容易趋于流行和固化。可能这也是一个社会分工每逢加速细化的时代里，各个行当、各个专业都难免遭遇的陷阱和误区。陷于其中，溺于其误，死路一条。超胜突围，则生机再续、前程重启。因为自闭于一隅，在各行各业都精细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是无异于主动出局、自寻末路的。

　　鲁迅晚年给一位他已发觉是署了假名、冒充小孩子的青年“颜黎民”回信时，还特地嘱咐不要专看文学书或专看一个人的著作，特别是不能因为喜欢文学，而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更不能丢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鲁迅并不只是在一般修身养性、扩大知识面的意义上做这样的劝诫，他更多的考虑是出于他对时代的感受和判断。自然科学已成社会常识的时代降临了，昧于这些常识而只懂得古人睹月缺花残而泪目伤怀似的陈旧文学情调的人，纵使仍然可以写出些拟古仿旧的纤词丽句，也不仅感动不了多少现代人，反而倒显出自己是糊涂虫。同样的道理，鲁迅也希望“颜黎民”式的青年不囿于一己一家一地方的小生境，多看些世界旅行记，了解、感知各处的人情风俗和地理物产，以增进自己对世界之大的意识和体验，为自己的情思活动构筑更宏阔的经验和知识基础。对于这些建议，鲁迅在信末还特意提到可以公开发表，因为这不是什么不能告人的话。事实上，鲁迅这些忠告，对八十多年前中国的文学青年和今天中国的作家，都是适时而中肯的金玉良言。

　　八十多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在诸多的差异下，呈现着同样浸入新知新见弥漫的大时代和大世界的相似性。只不过，信息散布的密集度和媒介技术的便捷性，已跃升到了和过去无法同日而语的量级。文学作为现代社会分工谱系里的一个特定区段，其话语价值的确立和话语效能的达成，必须以足够的独特性和充分的交互性作为基本前提。独特性不够，支撑不起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所不能支撑的一份价值，那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所替代，丧失自己存在的必要。交互性不够，就不能对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产生深切的感应，进而也就没有资格位列社会话语的总谱系内，至多只能以风化、散碎、幽闭的形态，类似文物或化石那样，作为毫无活性和生机的话语陈迹或信息木乃伊，被其他话语打捞、诊断和解析、阐释，而不能反过来折射或激活其他话语及至整个时代的现实。

　　这么一想，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的产出和流通都极度过剩，并且无可遏阻的时代，文学需要面对的挑战看起来在内部的坚守，实际上却在外部的关联和吸纳。唯有向外更主动、更广泛、更深远，也更审慎、更考究、更智慧地关联和吸纳，才能使文学自身的主体更强大、神气更充盈、价值更鲜明、姿态更积极、功能更活跃。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一个在面对社会的认识、理解和描述方面远逊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专业常识水准，在面对人自身的认识、理解和描述方面远逊于现代心理学、医学和哲学的专业常识水准，甚至在面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和描述方面也完全够不着现代自然科学各分支的专业常识水准的文学话语形态，还有多少理由继续趾高气昂地傲对世人，并且还奢望继续赢得人们的尊重、拨动人们的心弦、引领人们的思想。一言蔽之，新的分工带来新的发展，也源于新的发展。文学要不落伍于时代，首先必须和发展中的其他社会分工领域的各行各业对得上话，然后更进一步，还要能够接着它们的话茬，说出自己所能奉献给这个时代的那些有意义、有价值、有活力的话来。

　　4月23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它大概是时下流行的各种节日中，给人感觉最温和、最优雅和最安静的一个。对以读书和写书为业的人们来说，这个温和、优雅、安静的节日，同时又是一个最适于自我儆醒和自我激励的日子。在“世界读书日”的宗旨里，文学和文化、科学、思想的大师，被一道并举为值得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尊重和感谢的、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创造者。这是推崇，也是提示。只有本身已经立足于能够关切人类文明的高度和连接文化、科学、思想领域的方位，文学才有可能赢得全世界的尊重，才配得上一个世界性节日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