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时代风尚 展现中国形象

——对“新学院派”电影和“中国电影学派”的思考与展望　　

　　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和对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要求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表明，其对内能够作为引领时代浪潮不断向前的先锋，对外能够作为一张展现中国形象的“名片”，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承和“走出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以电影为依托，构建人类命运文化共同体，是摆在我们当前的重要课题。

　　“学院派”电影潮流的兴起和影响

　　回望改革开放40年，“学院派”无疑是新时期中国电影史长河中的重要航标。40年前，在积极转向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势中，在西方电影理论与创作影响下，关于电影美学的热烈讨论和电影创作的积极尝试，使得以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为核心的“第四代”电影人登上历史舞台，白景晟、张暖忻以《丢掉戏剧的拐杖》《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论文在理论上完成了后“文革”时期的电影美学建构，开启了“学院派”电影艺术理念。1979年青年电影制片厂成立，即掀起了“学院派”创作潮流，《沙鸥》《邻居》《湘女萧萧》等富有强烈人文色彩以及现实主义情怀的电影标志着“学院派”风格真正登上中国电影的舞台，谢飞、郑洞天、张暖忻等导演也因此蜚声影坛。以“第四代”肇始的“学院派”为中国电影的崛起贡献了独特的力量，他们为中国电影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的“第五代”电影人师承学院风格，锐意进取，引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电影艺术与国际电影艺术对话的桥梁。这种精神，接踵于“第六代”导演，并为中国电影艺术的个性化发展进行了新的塑形。

　　从新中国电影史，尤其是中国电影教育和创作互相影响的传统来看，北京电影学院无疑是“学院派”创作的核心凝聚力。这一独特的生长脉络，使得几代电影人的创作风格之间，构成了必然而紧密的联系，并且赓续着中国电影的独特气质；使得“学院派”成为一个集理论、创作与教育于一身的宏大概念，即是以电影理论为先导，进行高度凝练的艺术创作，并以此为契机，传承学院的基本育人理念。

　　“新学院派”电影的发轫和兴盛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国也加快了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转变的进程。此时，“学院派”已完成了在特定时期对电影艺术性中国化表达的完美诠释，让中国电影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得到世界的关注。然而，随着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中国电影的市场环境、创作模式以及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急呼新的创作群体来延续和拓展“学院派”的艺术思维，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的需求。

　　在这种情境下，北京电影学院自2011年开始，陆续以“新学院派”为方向倡导青年人才培养和电影创新创作，并率先提出了要创作以“小大高新”为特征的“新学院派”电影。“小”是指小成本，我们提倡“小中见大”“以小搏大”。“大”是指大情怀，是当前新时代赋予电影艺术的社会作用。我们应该对时代有所观察和思考，创作更多引领社会风尚、弘扬正能量的影片。“高”是指高艺术水准，制作精良、艺术精湛。“新”是指创意创新，创意创新是中国电影产业最为重要的驱动力，是“小大高新”标准中的关键部分。创意创新包含整个电影创作的链条，具体包括剧本创作、导演、表演、制片发行、IP开发，还包括管理上的创新。

　　“新学院派”传承了“学院派”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以及对电影艺术性的崇敬。同时，“新学院派”也适应电影市场化趋势，更加注重电影和观众的沟通性，更接地气。此外，“新学院派”还发扬“大银幕思维”，引领中国电影及其教育的前进方向。

　　具体而言，“新学院派”作品是指弘扬主流价值、有文化内涵、有艺术品质和商业价值的作品，打造思想性、文化性、艺术性、商业性四性统一的影片。“新学院派”作品要发挥“二为”“双引”的作用：“二为”是指为了满足观众日益提升的对优秀作品的需求，为了提升观众观影品质与水平；“双引”是指“新学院派”作品引领我国电影教育的发展方向与电影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种特征体现在创作上，主要是对主流价值观进行敏锐的艺术表达。当前，“学院派”电影创作着力于描摹社会变革现状，以直面现实的态度描绘个体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站在中国电影纪实美学传统之上，通过纪实风格的影像，展现个体的蓬勃活力、爱憎情感、奋斗与成功，甚至命运困境、焦灼求索。与此同时，“新学院派”电影作品也是对未来更多学院作品乃至中国电影的一种价值引导和文化选择，希冀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电影美学新风潮。

　　从2012年开始，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陆续产出一批由优秀师生主创的作品，如《不成问题的问题》《搬迁》等影片，屡获国内外奖项，实现了艺术、技术、文化与商业的有机融合。此外，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影视艺术高等院校在校师生或毕业生，也开始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核心力量。《战狼》系列、《唐人街探案》系列，以及《我不是药神》《路边野餐》《八月》等影片，是“新学院派”的代表性作品，这些电影坚守文化传承、崇尚艺术匠心、探索技法创新，追求电影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并存共融，代表了新时代下学院的美学新观点，也让中国电影市场更趋饱满和多元。作为“学院派”电影艺术的延续和拓展，这批“新学院派”电影适应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需要，具备体现中国特色、展现中国气派、弘扬中国美学的特征，秉承时代精神，顺应大众需求，展现国家形象。同时，这些作品也具备明显的“学院派”美学师承关系和代际脉络，展现出“学院派”美学的权威性和艺术表现力等独特品格。“新学院派”群体的出现，是在当前政策环境下，中国电影教育顺应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电影业接轨国际电影业发展的趋势所至，也是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电影学派”的内涵和构建意义

　　如果说“新学院派”创作和人才培养是为中国电影注入内生性动力的话，那么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理念则是中国电影外向发展的催化剂。当前中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电影市场增长的强劲动力，但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有限，亟待提升，其症结之一在于我们缺乏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形成世界性影响的电影力量。2016年，北京电影学院明确提出将“发展和夯实中国电影学派”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建设“双一流”必须高举的一面旗帜。同年5月，在上报北京市的“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方案里，明确提出中心工作目标之一就是形成“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研究成果。此后，北京电影学院在多个场合提出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构思。

　　何谓“中国电影学派”？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概念，指表现中国电影特定形态、创作风格和精神文化内涵，集电影创作、电影研究、电影科技、电影教育、电影文化传播等内容于一体，对内传承中国百年电影文脉、对外彰显中国独特文化气质的电影文化共同体。

　　“中国电影学派”的基本方向是“活化文化传统，赓续中华美学”。“中国电影学派”要从民族传统中汲取营养，将中国美学精神融入艺术理念，外化为具有中国美学特色的影像表达，让中国电影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中国电影学派”的主题内容是“摹写时代历程，推动创新发展”。创作根植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通过描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酝酿新的电影精品，提交电影人对家国、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邃思考。

　　“中国电影学派”的科技手段是“前瞻科技革命，锻造工业体系”。工业完成度是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先进技术是提升电影工业完成度的强力支撑。先进影像技术正在引发世界文化体系的改革重构。这要求“中国电影学派”的建立与发展充分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电影科技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电影产业今后在国际电影市场的地位和竞争能力。

　　“中国电影学派”的传播方法是“促进对外开放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电影正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并不断加强引领世界电影产业发展的能力。只有不断参与竞争、提升对外合作的能力，学习借鉴世界优秀电影成果，才能不断进步，用全世界听得懂的电影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打破区域隔阂、种族隔阂、文化隔阂，增强世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升中国软实力，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可以说，“中国电影学派”是为了实现建设电影强国伟大梦想进行的伟大工程，也是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十多年产业化发展，自身积累了一定的体量并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时代语境的必然要求。

　　构建“中国电影学派”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电影的生态体系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作出适时调整，而其中，总结自身发展的经验，并在吸收外来文化和理论的基础上，着力向自身历史和文化纵深处寻求方法论和知识体系的支撑，并由此形成能指导中国电影长远发展、解决中国电影发展实际问题的、独立的中国电影理论体系，是十分重要的部分，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