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衡两卷本《文明前的“文明”：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问世，揭示

审美意识是史前人类诸多意识的摇篮

《文明前的“文明”》（上下卷） 陈望衡 著 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

山东临朐县朱封村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玉簪。图为书中插图

　　云南沧源岩画，画在人迹罕至的深山石壁上，场面非常宏大，表面上看似生活实景，细看是舞蹈，动作均为夸张性的，人们在一起，或狩猎，或采摘，或放牧。这种场景，实是巫术，将人们所希望的丰收场景预先表现出来了。图为书中插图

　　古人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人类的爱美之心是何时产生的？或言审美意识是否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便发生了？是劳动创造了美？还是美先于劳动？泱泱中华文明真的只有五千年历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近问世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望衡著的两卷本《文明前的“文明”：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中，诸多旧问题被给出了新答案，彻底颠覆了关于人类审美意识及文明起源的许多重要认知，重新揭开人类文明及审美的远古面纱，追溯人类文明的童年之旅。以此为契机，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史前文明的美学研究，日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美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在京召开史前文明的美学建构暨陈望衡新著《文明前的“文明”》出版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余开亮，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培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美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成纪等学者与作者陈望衡展开深入交流，重新审视中国史前文明研究，试图拓展美学研究视野。

　　“审美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本原性意识”

　　审美意识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在美学界长期莫衷一是的老问题。多年来潜心美学研究，曾著有《中国古典美学史》《当代美学原理》《环境美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狞厉之美——中国青铜艺术》等40余部专著的陈望衡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他指出，对这一问题研究向来十分薄弱，现在普遍采用的观点主要有二：一是“功利先于审美”说，认为凡是具有审美意味的游戏或是艺术均原本是劳动，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审美的需要才产生了游戏或是艺术。二是“巫术先于审美”说，这种观点认为，初民具有审美意味的艺术活动均是巫术，巫术是人与神灵相沟通的媒介，人之所以需要巫术，是因为人需要神灵的庇护。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人的审美意识均是派生的。在对华夏史前人类遗存的研究中，陈望衡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大量的史前实物证明，审美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本原性意识，人类并不是为了功利的需要，也不是巫术的需要才去制作那些具有审美意味的艺术品的，其最初的动机就是审美。不是功利抑或是巫术产生了审美，而是在审美之中实现了功利和巫术。”因此陈望衡指出，形象思维是先民主要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与之相应，审美意识是先民最主要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审美意识是史前人类诸多意识的摇篮。

　　审美意识具有先天性，赵汀阳颇为认同这一观点，并补充几个无关考古有趣的旁证。“我曾看过一个纪录片，观察有一种鸟，公鸟求偶时总要在山坡上布置自己的窝，比如它们会精心选择各色石子装饰地面和窝内空间，类似人的地砖和家具，有彩色有黑白，等布置完后供母鸟参观选择，谁设计得好，喜欢谁就‘嫁’给谁，这或许是审美先天性的证明，因为这其中，我看不出明显的实用性。另一个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很大的大厅里放了一群老鼠，厅中四个角挖了小洞，每个洞口分别播放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及流行音乐等不同的声音，音量控制到四种声音不会互相干扰，必须到洞口才能听见。过了一阵后发现老鼠只在放莫扎特音乐的洞口停留，莫扎特的音乐可能与某些心理生理结构有一定的和谐作用。还有，我们常常发现非常小的孩子，无论男童还是女童在面对很多大人时，往往无一例外地会选择和信任漂亮的年轻姑娘，但实际此时他们还未受到审美教育。审美先天可能与自然的结构、形式有关，后来各种审美观点可能与文化有关。”

　　荀子在《乐论》中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袁济喜指出，先秦的文献中，有很多支持中国先人的审美意识具有原生性的观点。在他看来，无论原始人还是现代人，只要作为人，审美意识都是本能的。“中华民族从这个角度看待人的审美发生问题，当然可能受到宗教、巫术、劳动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讲，中国哲人认为这是人的本能。该著作中呈现的问题、给我们的启发以及重要价值都值得研究。”正在做魏晋南北朝美学研究的袁济喜认为，如何把整个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及史前文化接续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话题。

　　“美学史只有推展到史前领域，才能和中国文明等量齐观”

　　中国美学史研究，如果不重新对中国美学的源流做出科学考辨和清晰判断，不解决中国美学的历史起点问题，中国就只有“半部美学史”，整部美学史就不可能系统和完整，美学史亦无法实现与中国史前文明的共生关系，这一直是长期致力于中国美学史研究、并曾对中国古代艺术史尤其是先秦两汉艺术史进行重写的刘成纪持有的观点。也正基于此，刘成纪指出，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必须放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历程来审视。

　　中国现代美学自王国维始，历代学人以西方美学为参照，建构着属于中国美学自身的历史。然而，中国艺术和美学史研究，基本上是以西方现代观念重构本土历史的产物，均以西方启蒙时期确立的美和艺术标准，依此以魏晋为起点，将中国艺术与美学史一分为二，于是先秦两汉被划归为中国艺术与美学的“前历史”时期。因此刘成纪指出，正如在2013年教育部“马工程”《中国美学史》教材的审稿会上，与会专家争议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远古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地位和性质。在理论和史实上对这一时期的美学问题进行澄清，对未来中国美学史研究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刘成纪指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界已经明确意识到这种“魏晋起点论”存在的问题，而开始将学术视野向上推展。如宗白华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指出，“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到汉代，这一漫长的时间内，的确存在过丰富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有着不同于六朝以后的特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从六朝往上推，以弥补美学史研究中这一段重要的空白。”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老一代学者都在先秦两汉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将美学史向前推展。如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把中国美学的起点提到了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将山顶洞人的装饰品视为原始初民审美意识的萌芽。但是，稍晚出现的美学史著作，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将中国美学史的上限定在了春秋，并认为，“美学就是审美意识的理论形态”。美学史也就成了关于美的思想史或范畴史。

　　“这就产生了一系列争论，比如到底美学史是作为一个思想史存在？范畴史存在？还是能放大到审美意识？审美意识严格意义上能否纳入到美学史的范围，这一点成为美学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困局，即远古夏商西周到底能不能纳入中国美学史范围，因为中国人对美学真正形成理论反思的时间，有文字记载应该是春秋时期，这也是许多学人选择从春秋讲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刘成纪认为，虽然这一问题可以争论，但从20世纪80至90年代，直到现在，美学史研究一直存在一个逐步放大的方式。“首先，如果要追踪中国审美意识或美的源头，美学史必定要从魏晋往前推展到先秦两汉，也只有推展到史前领域，美学史才和中国文明是等量齐观的，否则我们的美学史与中国文明是不匹配的，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前研究的美学史，只是中国文明史的后半部，在这个推展过程中，美学史就获得一个和中国文明等量齐观的性质，这是中国美学家对学科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从美学角度去理解中国文明的一种负责任的表现。由此，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已成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远古神话纳入到了自己的述史系统，并日益取得丰硕成果。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陈望衡该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却相对模糊和薄弱的领域，使中国美学史的上限大大提前，同时也使中国美学的早期历史和民族文明进程获得了高度的匹配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这样的补充，前期李泽厚、张法、朱志荣等诸多学者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著作洋洋78万言，近500幅图片，是首部探索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的著作。作者从史前考古和有关史前的传说神话两者入手，探索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文明开始（夏朝）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状况，得出一些重要观点，如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可以推到八千年至一万年前；审美意识是人类意识之母；人性的觉醒与审美的觉醒是史前文化的主题；人对自身的审美认识重于并早于对自然的审美认识；中华文明孕育于史前审美之中，等等。其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美学史与文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