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从此无“雷达”

文有疑难可问谁？

——痛悼亦师亦友的雷达

　　2017年11月26日，雷达（右）、吴义勤（中）、白烨等参加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主办的2017年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暨长篇小说高峰论坛。本报记者 金涛 摄

　　3月31日下午六时许，看到微信中传出评论家雷达因病去世的消息，文友陈福民、贺绍俊相继打来电话，问我消息是否确实。我说不可能，你们先别信。之后便给雷容（雷达儿子）去电话，随即又赶往位于华威北里的雷达家。当见到从垂杨柳医院回家的雷达家人，疲惫的脸上都挂着泪珠，便说明了一切，证实了噩耗。

　　听雷达家人说，雷达因患肺纤维化病，身体大不如前，不久前还住了一段时间医院。3月30日那天雷达感觉不舒服，家人要送他去医院，但倔强的他执意不肯去。家里人说，他不爱看病，很怕去医院。我想，这很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雷达在骨子里一直不服老。他并不认为自己年纪有多老，身体有多不好。究其根本，是他对自己的剩余的人生，对自己从事的评论事业，还有很多想往，仍有不少憧憬。

　　当雷达去世得到证实，意识到这个过去总活跃于文坛，出没于身边的老哥真的不在了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压根没有这样设想过。因而，一切都始料未及，也令人措手不及。

　　前不久，中国作协的一个研讨会之后，雷达跟我说，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了一本《雷达观潮》的新书，嘱我一定看看。我说好啊，拿书来。他说，我手上没几本了，你问出版社要。之后，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找责任编辑陈彦瑾要了一本《雷达观潮》。谁能料到，书刚刚拿到，他却匆匆走了。

　　雷达比我大，见我称老弟。我开始从事文学评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既是《文艺报》文学评论组的编辑，又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两位青年评论家之一（另一位是曾镇南）。因既是同行，又是西北乡党（他是甘肃人，我是陕西人），也投脾气，便无话不说，越走越近。除去研讨会总见面，也常一块儿出差参加活动。几天不见，就会来电话聊上一阵。他时不常地会对我说，我想了一下，我在文坛最好的朋友就是你了。我也会回复他，一样的，我在文坛最好的朋友也是你。就这样，我们相互黏糊着，也相互温暖着。

　　与雷达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还是对彼此的文章、著述的看法。他前几年总会写一些文坛现状的观察与思考的宏观性文章，发表之后，会问你看了没有，感觉如何？你说看了，他就高兴；你说很好，他更得意。我知道，在文学评论的影响日益趋于圈子化的时候，朋友的关注显得越来越重要。事实上，从事相对寂寞的文学批评，批评家们也需要相互鼓励，彼此击掌。

　　我佩服雷达的，是他阅读作品的认真细切，分析作品的深入、独到。搞评论的，尤其是作品研讨会，大家都是围绕着某一部作品说三道四。虽然面对的是同一部作品，但雷达总能抓住作品的要害，发现作品的精妙，当然也能挠到作品的痒处，戳到作品的痛点，从而在作品的品评上胜人一筹。这些年的作品研讨会，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总是雷达打头炮，而他一发言，作品基本上就定了性，研讨会基本上也定了调。大家不仅都习以为常，也觉得理所当然。

　　这些年，雷达渐渐年龄大了，身体差了，但要阅读的作品，要写作的评论，要参加的研讨会，依然有增无减，令他应接不暇。私下里，他会抱怨，说现在的体力与精力都应付不了。我就劝他，适可而止，学会说“不”。但几年前，他在《文艺报》开设“雷达观潮”专栏，我以为他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抓取的问题都是焦点与热点话题，而且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见解，这样的文章自有特点，也无以替代，劝他坚持下去，并在年终的文学盘点中，特别予以点评。他看到后很高兴，说你的这些评论的评论，述中有评，评中带赞，我很看重。

　　我曾在多年前，写过一篇《个性·活力·深度——评雷达的小说评论》的文章。文章谈到雷达的评论特点时这样说道：“扫描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作及时而细密，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敏锐而快捷”，因而，“雷达是名副其实的‘雷达’”。现在看来，这话说的也完全都是事实。毋庸置疑，雷达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样既具有突出的前沿性，又具有一定的探索性。而他的持续不断又有识有见的理论批评文章，不仅“激活”了作家创作的才情，推动了整体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也激励了批评家的奋力前行，引领了文学批评的与时俱进。

　　今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年头，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走过了整整四十年的风雨历程。这波澜壮阔的四十年文学演进中，雷达就是一个贯穿性的人物，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雷达的丰赡又厚重的文学评论成果，本身就是当代文学四十年的一个缩影，文学批评四十年的一个路标。

　　因此，雷达的突然离世，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既有诸多的不舍，更有极大的遗憾，那就是“文有疑难可问谁？”“从此文坛无‘雷达’”。这样的巨大空白，难以得到填充；这样重大的损失，很难予以弥补。因而，雷达逝世让人倍感痛惜，雷达其人令人长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