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桂西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环抱的村庄，就是上岭。它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我十六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对我来说，家乡是我生活过的地方中最净洁的土地，我最纯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度过的。自从我离开了那里，进入都市，我被各种欲望骚扰、引诱、腐蚀，尽管我努力地进行着抵抗——用了四部长篇小说对我的都市生活进行批判和解剖，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不天真，不干净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我？我能变回去吗？而我认为最纯净的家乡这么多年也在变化着，我的村庄生态越来越好，我的乡亲也变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欢乐却比以前少了很多，这是为什么？我必须重视这个现状，就像审视我自己一样。

　　2007年某天，我回到上岭。此次归来距离我上次的返乡，相隔了十一年。这次的返乡，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亲切而隔阂的上岭，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亲，让我关切和疼痛。从那年以后，我年年回家。期间我还争取到政府十万元钱给上岭修建了一个码头。殊不知正是因为这十万元的码头，差点造成了众叛亲离的后果，因为我不允许我的亲戚染指这十万元钱，而修建码头的人又没有用好这十万元钱，建起的码头差强人意。我被亲戚抱怨，被村民误解。但是我不做任何解释。我依然年年回乡。回乡，只要我回乡，似乎这才是我的乡亲所期盼的。如今，只要在每年的某个重要节点，乡亲们总会看到我坦诚的脸孔，而他们回报我的，只有热忱。亲善似乎又出现在我的村庄。但我还是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它压迫了我很多年，无论我是在金光大道的城里还是在纸醉金迷的经历中，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

　　《上岭村的谋杀》是我正视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我写了一部内容与我以往不同的小说。“心灵的救赎”是指我以往的小说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而我现在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

　　在中国广西，有这样一批作家，他们非常的团结但创作个性却截然不同。这些个性截然不同的人之所以能拧成团，是因为有好的领导和对文学的无比虔诚。他们，实际就是我们，大部分出身穷苦家庭，在我们艰难成长的岁月里，文学是唯一能让我们忘掉饥饿的食粮。文学培养着我们并最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我们现在都居住在城市里，尽管被高楼大厦包围被灯红酒绿诱惑，但我们依然情志不改默默耕耘。在喧嚣和利禄的城市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虽然没有声音，但并非我们没有思想，就像我们虽然远离京城但并非我们就不贴近生活一样。我们沉思默想，从不摇旗呐喊，但我们心心相印。

　　以我个人为例，如今，我已经是五十三岁的人了。当我跨过知天命年纪门槛的时候，心里头已经十分的明净，就像一个攀登者在半山腰，在纯净的雪域里，望着更加纯净的峰顶，他的感觉也一定是非常单纯一样。

　　因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双脚踏上峰顶。为此，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攀登。

　　对一个人到中年的写作者来说也是一样。

　　算来，从198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已经三十五年了。如果一个人从那时候开始从政，现在可以做蛮大的官了；如果一个人从那时候开始经商，现在也有不下于百万甚至千万的家财。

　　而这三十五年，我矢志不移地写作，一刻也没有打算放弃。我经常问自己：我究竟为什么对文学这么虔诚？我回答不上来。我回答不上来是因为我心中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所有的表述都不准确，就像一个人痴情地爱另一个人，就像那么多人痴迷足球，谁能说清楚、说全面这是为什么？

　　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文学有一种乐趣，这种乐趣也无法言喻，只有在叙述、想象、构思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这是创作的快乐。

　　当一个写作者进行一部作品的创作的时候，他就像进入了一个王国，并且成了这个王国的主宰。他控制着这个王国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他让人物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情，并安排和决定他们有不同的命运。只要他不高兴，他可以让国王变成一名乞丐，让相爱的人劳燕分飞；而只要他乐意，他可以让丑小鸭变成天鹅，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样的写作者看上去很独裁，但其实他是在任由人物自身的性格和能力，发展各自的前途，选择各人的归宿和结局。他坚信性格决定命运。他其实是最尊重人的人，他以人为本。在以人为主体的精神国度里，作家的意志和情感能够最大自由地宣泄和发挥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这些年，我常觉得我写的小说像是种子，或像是鸟蛋，被别人拿去播种或孵化，然后长出奇异的花草或生出怪诞的鸟来，比如《跪下》《寻枪》，又比如《理发师》。它们从发表和卖掉版权以后，就仿佛不再属于我，而属于演绎它们的编剧、导演和主演——当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们把我的小说拿去改造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我就像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送到别人的家里生活和抚养，等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发现他已不再是这些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变异了，他和孩子的关系已经疏远，甚至已经认不出是自己的孩子了。而那些将孩子拿去培养和打造的人，也俨然以父亲自居，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证明养育的功劳，最高的荣誉和报答应该属于他们。

　　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写作者的宿命。

　　这些年来，很多作家都在搞影视，因为影视比小说巨大利益的诱惑，让人无法拒绝。我就是属于不安分写小说的作家之一。我每写小说之前之后，总是希望首先它能发表，然后被转载，再然后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我有几个小说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有的人说我很幸运，而导演就是给我带来幸运的人，影视界则是我的福禄之地，因为如果不是影视的推动，我就不会有现在的名气，我的书也不会有人抢着出版，我的生活更不会比过去好。

　　事实上、表面上看的确如此。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感谢影视？感谢将我的小说搬上荧屏和银幕的人？

　　不。

　　为什么不？

　　因为影视并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

　　物质不是快乐吗？名利不是快乐吗？

　　不是，我的本质告诉我不是。

　　你的本质是什么？

　　小说家。

　　那么你的乐趣在哪里？

　　我的乐趣在写作中。

　　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

　　乐趣是什么？

　　鱼的乐趣是从容地出游；鸡的乐趣是寻找一个安静下蛋的地方；

　　那么，你——写作者的乐趣是什么？

　　我说，乐趣是情感的自由发挥，是意象的生动表达；乐趣是释放自己的幻想，在想象的世界里，浪漫的爱情是乐趣，成功的复仇是乐趣，美和丑的对比是乐趣，生和死的竞争是乐趣。而每一次悲欢离合，每一次撕裂心肺的痛苦，在漫漫的长夜中，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

　　对于我——天命之年的写作者，注定是要为这样的乐趣活着。我常常不敢称自己是作家，是因为我害怕我万一懈怠而不写作了，我的乐趣就会中断。那么作家的称谓就只是一具空壳。因为我以为，作家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是作家。真正的作家为什么有一生美誉，是因为他们终身都在写作——虔诚地写作，刻苦地写作，孤独而安静地写作，清贫而自由、自豪地写作——历史和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这样的作家。他们不像另外一些人，因为写作而改变了个人的生活命运，成为作家后，却不再写作：当官以后不写作，发财以后不写作，下台以后也不写作，破产以后也不写作——但无论他们得意还是失意，作家的称谓都能使他们的身份增加和保持某种尊严和信心，仿佛作家是一种既能进攻又能防守的秘密武器。

　　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却又害怕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

　　因此我必须写作，道理就像母鸡就要生蛋公鸡必须打鸣一样简单。不写作不行，不写作就不是作家，就连一个势利的文人都不算。不写作还继续称作家，只能说是沽名钓誉。

　　不写作，我的乐趣便鸡飞蛋打。

　　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没有文学，我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