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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曹禺先生二三事

时间:2017年12月06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颜振奋

  今年是曹禺剧作《原野》发表80周年。日前,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的“2017全国戏剧文学研讨会暨曹禺戏剧文化主题论坛”上,参会的戏剧评论家和剧作家热烈研讨了曹禺剧作的艺术魅力与其人格感召力,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顾问、曾与曹禺深入交往的颜振奋讲述了关于曹禺创作的一些往事,本版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编 者

曹禺

  话剧《雷雨》剧照

  话剧《原野》剧照

  被国外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曹禺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呢?一个天才的剧作家需要有天赋,有特殊的才能,更需要后天的努力和刻苦学习。曹禺三岁时,他的继母经常抱他到剧院看戏,京剧、评剧、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和大量的文明戏,连看了多年,到七八岁时他也对戏剧入了迷。他上南开中学、清华大学期间参加学生剧团,演了《财狂》《压迫》《获虎之夜》《罪》等话剧,熟悉了戏剧舞台。他不但演戏,还导戏。他和第一位爱人郑秀就是在清华大学一起演《罪》时认识的。他在清华大学读了大量文学名著。他写《雷雨》之前已经读了几百本作品。应当说他写作之前,知识丰富,基本功扎实。

  1982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安徽安庆组织一次剧作家读书会,有三十几位各地的剧作家参加学习。曹禺向剧作家们介绍他的读书经验,开了一个书单,每部作品的精华他都扼要作了分析。他分析希腊悲剧喜剧如《普罗米修斯》《美狄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介绍了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莫里哀的《悭吝人》,还有小仲马的《茶花女》,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契诃夫的《三姐妹》,奥尼尔的《琼斯王》《天边外》,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高尔基的《夜店》等;对中国的《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红楼梦》等也作了介绍。

  通过听曹禺这次讲课,大家非常钦佩他学习刻苦、记忆超群,是剧作家学习的榜样。因此,曹禺能够在23岁就写出《雷雨》绝不是偶然的。他不仅认真读书,还敏锐观察生活。他在家庭生活中感到压抑寂寞,因此有了《雷雨》剧中的环境和气氛。他从同学嫂子的经历中,孕育了繁漪的形象,从父亲的性格和脾气构思周朴园这个人物。他经常到天津惠中饭店,看到许多住在那里的资本家和交际花,又从妓院等地看到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妇女,脑中逐渐形成了交际花陈白露、妓女翠喜、小东西、资本家潘月亭等形象,最终写出了《日出》。

  有一年曹禺在北戴河休养,我正巧坐在他的旁边。他告诉我构思《原野》的一些情况。他年轻时天津地区发生一次水灾,大量难民涌进市区街道。他家雇佣的一位女佣人,告诉曹禺很多农村悲惨的故事。他父亲在宣化工作时,他曾看到农民被刑讯逼供,被拷打的场面。《原野》中的仇虎形象,是他在火车上遇到一个长辛店工厂的工人和在一个煤矿看到背煤人的工作,在心中孕育而成的。《原野》写农民受尽封建压迫,产生对地主恶霸强烈的仇恨并逐渐觉醒,终于报仇和反抗。曹禺的剧本通过描写人物强烈的爱和恨去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他超凡的想象力都有生活的根据。他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和奥尼尔的《琼斯王》等剧中也得到很多启发。

  曹禺善于在生活中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在剧本中主要是写人物。曹禺曾经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曹禺在剧作中写了周朴园、繁漪、四凤、周萍、陈白露、潘月亭、翠喜、愫方、仇虎、金子、王昭君、孙美人、勾践等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对我说过,人物写好了,人物关系想好了,情节就出来了,这是他的创作经验。因为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性格决定命运。

  曹禺写剧本十分重视氛围,氛围有助烘托剧情。《雷雨》中的雷电声、《北京人》中的鸽哨声、《原野》中的火车汽笛声都有助于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他曾经在一次和青年剧作者的谈话中,分析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天边外》,整个故事都在雾气蒙蒙之中进行。他用英文版本的《天边外》向青年剧作家介绍的目的,是鼓励作家要学习外语,要读懂原著。a

  曹禺的剧本在语言上特别下功夫。语言是感情和性格的流露,台词不是只介绍表面的事件和情节,要一石二鸟,有丰富的潜台词。他曾经向我提起鸣凤和觉慧谈恋爱时,对觉慧说的一段台词:“我的脸只有风吹过,太阳晒过,妈妈亲过,还有你吻过。”鸣凤对觉慧纯洁真挚的爱,几句话就表现出来了。曹禺说这是有个人对他讲过的话。

  曹禺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功除了他自己勤奋努力外,也与组织对他的关怀有关。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一直关心他。在“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还派张颖同志到曹禺家里慰问他。粉碎“四人帮”以后,曹禺原来想写一部批判“四人帮”的话剧。他曾对我说,“文革”中人性丑恶的一面充分暴露,有一种人可称“变色龙”,应当揭露这类人丑恶的灵魂和嘴脸。我还陪他去了一趟胡耀邦同志的家,在北京王府井八面槽附近一条小胡同的四合院里。胡耀邦同志非常热情地接见他,关心他的生活,鼓励他继续创作。他要写批判“四人帮”的戏虽然有了初步的想法,但题材不好掌握,后来没有写。他就集中精力写《王昭君》,这是周总理提议让他写的。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汪锋同志邀请曹禺到新疆。他就带着女儿万方到新疆,终于把《王昭君》写成,并由北京人艺成功演出。董必武看戏后写诗赞扬,邓颖超也写信向他祝贺。

  1950年,曹禺住在北京铁狮子胡同3号,同院住的还有欧阳予倩、张庚、光未然,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有20多个同志也住在院内,还有贺敬之、赵寻、兰光、乔羽、鲁煤等作家、艺术家。我当时担任创作室秘书干事。曹禺没有秘书,所以我帮他抄写、记录、整理、起草一些文稿,后来又采访他写过几篇文章。曹禺经常到北京协和医院,了解当时协和医院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些情况,搜集不少材料。回来以后就和当时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教务长的光未然(后改名张光年)汇报情况,得到光未然不少帮助和启发,后来写成话剧《明朗的天》。

  曹禺1956年7月入党。入党前他一直靠近党、追随党。他曾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做客,从此不断得到党和周恩来总理的爱护。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负起繁重的社会活动和多种社会职务。入党后,他忠诚于党的事业,自觉维护党的利益。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但他始终对党和祖国抱有坚定信念。“文革”后,他不顾年迈多病,忘我工作。即使在医院中,仍然关心文艺事业,热情接见来访的人。我当时每月都去探望他,有时引见各地来拜访曹禺的同志。从方方面面看来,曹禺都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党员,是德艺双馨的剧作大师。

(编辑: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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