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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柱:我与学长郑伯农

时间:2017年12月04日 来源:中国文艺网 作者:王朝柱
  我和郑伯农学长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到今年整整六十个春秋了。忆往昔,真是苦辣酸甜各种滋味涌上心头!今年,是郑伯农学长的八十大寿,我这个学弟在拜阅三卷《郑伯农文选》的时候,竟然又想起了那些潮起潮落——且又早已逝去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
  一
  郑伯农学长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是学大提琴的,属管弦学科。我在附中学作曲,属理论作曲专业。加之郑伯农学长高我好几个班,虽然从中学到本科,我们在一个院子里度过十几个春秋,但是平常的交谈是不多的。用他事后的话说:柱子“他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为什么呢?请看他撰文对我读书时代的回忆:
  “音乐学院是个颇带洋气的单位,这里的教师有不少是欧美留学生,音乐教材多是西欧和俄罗斯的古典音乐。柱子在这个单位里显得有点‘另类’。他来自河北农村,是个土气十足的穷学生。冬天穿着一身黑棉服,裤子的裤裆特别大,一张嘴就是口音很重的河北土话,活脱脱像个燕赵小‘老农’。”
  我对郑伯农学长读书时代的记忆却是复杂的。记得有一天,为欢迎高班同学跟随老师去湖南等地采风归来,学校的部分同学和有关院领导站在不大的院子中欢迎他们。我这个新入学的燕赵小“老农”也在其中。这时,只见采风归来的队伍中有一位个子不高、脸色黝黑的同学走到院领导面前,很有些气质地和院领导热情握手,并喜笑颜开地说些什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位同学有三分土气,但他的举止又告诉我,一定有着为我不知道的所谓“背景”,否则他不会这样和院领导见面、交谈。为此,我有些好奇地问身边的一位老师:他是学校的教师还是学生,他叫什么名字?这位老师笑着对我说:
  “他是学生,叫郑伯农。”
  这就是我对郑伯农学长的第一印象。
  多年之后,郑伯农学长曾撰文回忆说:“我作为酷爱民族音乐的学生,身上也有不少土气。”并据此说我们二人“气味相近。”说实话,那时的郑伯农学长给我这个学弟留下了所谓“高深莫测”的印象,使我很长时间对他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少有往来。更是令他这个学长所不知道的是,我这个学弟曾经对他在文艺理论、音乐学术等方面的论述产生过怀疑,甚至是反对。请看如下的事例:
  我的主课虽然是作曲,但对音乐学术界的动态是很有兴趣的。记得那时我经常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音乐等报刊杂志上读到署名郑伯农写的学术论文,给我的印象是结构严谨,文笔犀利,而且还是属于那种大块头的重点文章。说句心里话,我那时是很敬佩这位郑伯农学长的。但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件开始改变了我对郑伯农学长的认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在作曲系学习,对法国三大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拉威尔、杜卡斯的音乐作品很着迷,还曾经模仿印象派的风格写了一首无调性的钢琴《小奏鸣曲》。正当我有点洋洋得意的时候,非常意外地读到了一篇点名批评钱仁康教授评介印象派音乐的理论文章,通篇措辞严厉,且又长达整整一个版,署名郑伯农。我读后十分反感,不能认同他这篇文章的立论。不久,我的这首习作钢琴《小奏鸣曲》也受到作曲系一位领导的批评,大意是说我学习的路子走歪了,让我读一读郑伯农学长的这篇文章。我听后很有情绪地说了一句“我读过了!”转身就离去了。自然,我对郑伯农学长的这篇理论文章就更有成见了。
  身处那个特殊的时代,多数的学子对政治是很敏感的,我这个被郑伯农学长视为燕赵小“老农”的学弟则更有甚之。当时,我从郑伯农学长这篇文章的语气和长达一个版面的篇幅认定:一定有所谓的“来头”。但是这背后的“来头”是谁呢?是上级的领导还是他有显赫的或与此有关的家庭背景,我一无所知。
  不久,我就听说郑伯农学长和我附中的一位同班女同学谈恋爱了,巧的是当初这位同班女同学和我的关系不错,而且还是同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的,我还是她的小组长。那时,她虽然分到中国音乐学院去了,我还是设法通过当年附中同学的关系,从她那儿搞清楚了郑伯农学长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知名的文艺理论家,而且还是红旗杂志文艺部的负责人。从此,我这个燕赵小“老农”对郑伯农学长就很自然地产生了看法,认为我们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相待的关系。自然,我在行动上对郑伯农学长就越发地敬而远之了。
  也就是在这前后,音乐界又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大洋古”的风潮。直而言之,就是要批评关门学习、宣扬外国古典音乐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等单位。对此,我是不赞成的。那时我就曾给教我作曲主课的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作曲系不学习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还能学习什么?照这样搞下去,我看中央音乐学院就不要办了!”我的这位主课老师在建国初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老教师,当即严肃地批评我:
  “你不要乱说,一切听院领导的。”
  不久,郑伯农学长突然又在报纸上登出了一整版批评中央乐团李凌团长的文章,在音乐界——尤其是在中央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如同扔下了一颗重型炸弹,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我的同学——李凌团长的女儿的表情可以知道,这篇文章对他们的家庭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对此,我是很有看法的。
  一天,赵沨院长对我说:他看了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应景小文《软绵绵与硬梆梆》,他认为写得不错。接着,他又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希望我作曲系毕业之后给他当秘书。我知道自己个性太强,不适合当秘书,遂当即就谢绝了!那时,我已经知道赵沨院长和李凌团长是多年的战友,他们曾经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在敌后工作,并在山城重庆的音乐战线上战斗有年,成绩斐然。就说建国以后吧,他们虽然分属不同的单位做领导,但在工作上也是相互支持的。因此,我把话题一转,很有情绪地问赵沨院长:
  “郑伯农会不会写文章点名批评您?如果他真的这样做,我一定会写文章回击他!”
  赵沨院长听后笑了,他善意地批评我不要感情用事之后,遂又对我讲了如下这段话:
  “柱子,郑伯农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同学,也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文章。他年轻气盛,性格又十分耿直,和你差不多,没认识到的,绝不会违心地修正自己的观点;一旦他认识到了,就一定会主动地进行改正。”
  真是知生莫若师啊!多年之后赵沨院长的预言得到了应验。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和郑伯农学长再次聚首,且又成了无话不说的老同学。我记得在一次相见过后,他突然怀着歉意的语气心情又有些沉重地对我说:
  “柱子,文革前我做了一些错事,批评了钱仁康教授和李凌同志。对于李凌同志我写了专文表达了我的歉意,可是早已谢世的钱仁康教授该怎么办呢?”
  我听后很自然地想起了赵沨院长对我讲过的话:“他年轻气盛,性格又十分耿直……没有认识到的,绝不会违心地修正自己的观点;一旦他认识到了,就一定会主动地进行改正。”当时我很受感动,似乎看到了郑伯农学长那颗襟怀坦白的心胸,遂禁不住地暗自说道:“这就是我的学长郑伯农啊!”接着,我又对他讲了如何处置钱仁康教授的意见。
  二
  文革爆发以后,我和郑伯农学长很是自然地站在了对立的两派之中。多年之后,郑伯农学长说我“是学校保守派的中坚人物。”我至今也认定他是学校造反派的核心或灵魂。那时,全院有不少师生都知道赵沨院长对我这个燕赵小“老农”格外器重,因此,他们在院长办公室的东墙上贴出了批评我的长篇大字报,名字就叫“打倒赵氏王朝一根柱!”我一听火气就不打一处生,再一看大字报的内容怒气就不打一处来,二话没说,投笔上阵,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写了数篇所谓很有份量的反击大字报。事后想来,我在文革初期写的这些大字报火是熄了,气也消了,但也一定伤害了不少出身不好的师生,我愿借此向他们致歉。
  是年十月一日红旗发表了第十三期社论,保守派一夜之间就被冲垮了。我这个全院保守派的中坚人物虽然一时转不过弯来,但是为了和党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遂严肃而又痛苦地想了两天,十分真诚地写了一篇长达七十五张白纸的深刻检讨,希望得到郑伯农学长他们那一派的原谅。实出我所料的是,他们竟然在我的这篇检讨上写了一幅大字标语:“假检查,真反扑,揭穿王朝柱反革命真面目!”我看后真想找郑伯农学长他们打架去,但碍于文革的形势又只好把怒火压下去了。我这个燕赵小“老农”虽然不是慷慨悲歌之士,但却有着农民那特有的倔强脾气,当时,我就暗自下定决心,且愤愤然地自语:
  “老子就是回家种地去,也再不给你们做检讨了。此生此世,我绝不和你们这些人为伍!”
  对此,郑伯农学长对我这时期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经历做了如下回忆:
  “保守组织被冲垮后,他也没有弃旧图新、改换门庭,起码对运动持观望的态度。这在今天看来,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在当年,却被视为‘顽固不化’。为此,他在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被审查,被批判……”
  一九六八年初冬,我戴着“有严重政治问题,待查”的所谓结论,跟着已经毕业却等待分配的同学们发配到天津葛沽二十四军农场,美其名曰接收解放军的再教育。一九六九年初夏,我又听说郑伯农学长他们被送到张家口,一边劳动改造一边进行所谓的“斗、批、改。”从此,一道万里长城把我们隔开,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了。说句真心话,我这个“顽固不化”的“中坚人物”,压根就不想知道郑伯农学长他们的情况!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们虽然同在一个京城工作,但近三十年以来我却很少回母校看看,自然也就从未主动地问过郑伯农学长的情况。
  俗话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的那位曾和郑伯农学长谈过恋爱的女同学意外地来到香山看我。我至今还曾记得,当时所有深埋于心的恩恩怨怨猝然消逝了,我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紧紧握着她那双有些粗糙的手,相互望着都有银丝的头发,再看看岁月在脸上刻下的印痕,我有些哽咽地说道:
  “老了!我们都老了……”
  接着,我们相对而坐,品茗交谈。也就是在这次随意的聊天中,我才获知三十多年前郑伯农学长和她的一些情况,简而言之,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前,她和郑伯农学长受到了非人的批判。更出我所料的是,我的这个女同学为藏匿郑伯农学长的父亲的文论手稿闯下大祸,她的父亲吓得自杀了,她的妹妹吓得精神出了问题。当我问到她和郑伯农学长为什么分手的?她十分哀怨地向我述说了无比痛苦的经过。一句话,真是一部感天动地的爱情悲剧哟!事后,我曾十分感慨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可惜啊,我的这位郑伯农学长是文艺理论家,不然的话,一定会写出一部传之后世的长篇巨著。”
  话再说回来,一九七二年——也就是郑伯农学长在张家口接受批判的时候,我因出身好,又不是造反派,被正式调到总政宣传队(即现在总政文工团)担任作曲。那时,所谓的政治学习一个接着一个,内容大同小异,更为有意思的是,作曲也变成配合这些政治任务的工具,令我很不开心。“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全军的政治大势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但作曲依然是配合政治任务。我几经斗争,遂决定偷偷地改写文学作品,练笔之作选定了我所熟悉的大作曲家冼星海(成书出版叫《爱的旋律》)。一天,我带着统战部金城副部长给我开的亲笔介绍信,采访冼星海当年在延安鲁艺的领导——刚刚解放的周扬同志。也就是在这次采访中无意获悉文化部要迅速成立写作组,撰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写作组隶属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我所敬佩的大评论家冯牧等领导负责。不久,我又听说音乐学院的顾骧老师任理论组组长,我的学长郑伯农担任主要写手。对此,我是不看好的。我记得在总政创作室的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郑伯农是我的学长,很有才,但是他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呢?我不清楚。顾骧老师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亲笔写了六篇大字报,批评我顽固地‘执行资反路线’,他要不要先谈谈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呢?”
  这就是我那时的真实思想,不仅依然带着文革的遗风,而且还有点固化不变的阿Q精神残余。
  后来,我和冯牧同志谈起过这件事,他善意地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不是郑伯农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代文化人——甚至是全国人民需要思想解放的大事。在十年文革中,谁敢说没有错误?改了就好嘛!再说,郑伯农他们不比你柱子受的委屈少,从敌人营垒中杀个回马枪也很好嘛!关键是看他写的评论文章的内容。”
  这时,我又想起当年赵沨院长说过的话,遂暗自说:“但愿郑伯农学长是真心杀个回马枪。”
  正当全国上下开展解放思想,挣脱“两个凡是”束缚的讨论,郑伯农学长他们写的有关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大块文章相继问世时,文化部奉命创作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我竟然因为大作曲家时乐蒙、陆祖龙等人的荐举而成为九人核心成员,组长是周巍峙同志,其他成员多是当年创作《东方红》的大艺术家。可以想见,议论国事成了开会的内容。事有凑巧,在这前后发生了批判《苦恋》以及批评所谓“异化”的两件大事,这在我们领导小组成了热门的话题。当时,我特别想知道文化部理论组的组长顾骧老师的态度,按照我的推断,他很可能和写作骨干郑伯农学长发生严重的对立。不久,我的这种理性判断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这对师生间的分歧是什么呢?我无从知晓。至到这次在拜阅《郑伯农文集》读到《忆顾骧》一文后才搞清楚。请看他写的如下这段文字:
  “拨乱反正告一段落之后,社会关注点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必讳言,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和顾骧在一些重大社会思潮、文艺思想上产生了看法上的歧异。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初,周扬同志发表的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在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震荡。顾骧是这篇文章的起草者之一,我对该文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持保留态度……关于‘异化’这个哲学概念,周扬同志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后辈,则经历了从肯定到怀疑到否定的过程。”
  多年之后,我应冯牧同志之请,陪他去杭州西湖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休养,恰好关于那篇“异化”文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王元化同志也在,他问我如何看待京城那场关于“异化”的论争,我很巧妙地说了如下这句话:
  “顾骧老师同意参加这篇文章的写作,我不感到有什么意外;郑伯农同志反对这篇文章,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到这时,我依然没有见到郑伯农学长。
  三
  郑伯农学长调任《文艺报》主编以后,也未曾想到我这个业已改行搞文学创作的学弟,用他的话说:“我们同在一个城市,却长期没有见过面。”他这位学长何时想到我这个学弟的呢?请看他的回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关单位创办全国性的传记文学奖,我有幸被聘为评委。阅读入围作品的时候,突然看到王朝柱的名字,我既感到意外,又感欣喜。生动的文字,丰富的史料,炽烈的感情,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一看作者简介,断定就是当年的老同学——一身土气的‘柱子哥’。他的《李大钊》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获得首届‘传记文学奖’……不过,在整个评奖、颁奖过程中,我们未曾有过任何联系,更没有见过面。”
  我们何时相见的呢?我记得那年赴夏威夷采访张学良归来不久,中央电视台决定播出我写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开国领袖毛泽东》。那时,正是“非毛运动”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电视台的主持人对我说:“搞个左派来当评委吧!”就这样,郑伯农学长应运入选了。令我震惊的是,郑伯农学长见了我的面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柱子,我运动初期……”我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说了一句“打住!”接着我说了如下这段话:
  “你有错,我也有错,党中央都公开收回了八百多号文件,这说明党中央把文革的责任都揽过去了。”
  郑伯农学长对我们这次相见是感慨良多的!他事后撰文说:我们“分别时是稚气未脱的小伙子,如今俱已步入老年。交谈的话语不多,却很亲切。他虽然成熟多了,但农村孩子那颗质朴的心并没有变。他大约觉得,我也有不改初衷的地方。那次见面后,我们来往多起来。”不久,他从《文艺报》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我真诚地邀请他做我写的电视连续剧的艺术顾问,他高兴地答应了。从此,我每写一部电视连续剧,都送给他征求批评意见,他每次都认真地审读几十万字的文学剧本,还十分认真地写出意见,对我修改剧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每一部电视剧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之后,他都会严肃地写出批评意见,见之于报端。说句心里话:“我打心里感谢我的这位老学长郑伯农。”
  二0一三年元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王朝柱文学创作四十年塈《王朝柱精选文集》出版研讨会。”郑伯农学长带病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有准备的发言,我深受感动。事后,决定编辑、出版《王朝柱作品评论选》,煌煌五十余万字,由我的老学长郑伯农、著名作家兼出版家李硕儒先生共同主编,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老学长郑伯农为之作序,客观地写出了我们近六十年的交往,也过誉地评价了我写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电视连续剧。他怀着对我这个学弟的关爱,对我的人品、文品作了过高的评价,令我不安。
  对此,我的老学长郑伯农却认为:“我只做了一点微乎其微的事,但很舒心,很愉快。不仅因为是替老朋友帮忙,更因为是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而奉献力量。”同时,他还谦称“忝列于王朝柱的创作集体之中,为他的电视剧敲点边鼓,”他是很高兴的。
  但是,我应当说及的是,老学长郑伯农绝不是那种违心的吹捧,对我写的电视连续剧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为此,我们二人曾经为我写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发生过意见分歧,搞得双方都不甚愉快。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历经多年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深深地感到中国革命之难并不完全是国家的衰败,我认为更为艰难的是在中华民族的肩膀上有一副无形的精神枷锁,阻碍着中国人民向着光明的前方迅跑。其中,压在中国妇女肩膀上的无形精神枷锁尤为沉重。直言之,中国要想改天换地,必须打碎套在每一个心灵上的枷锁。我沉思良久,遂决定以长征为载体,以长征中的女红军为主要人物群体,在写出长征路上战胜凶顽的敌人和残酷的大自然的同时,还要使读者感到中华民族必须要砸断拴住心灵的无形的精神枷锁,才能真正求得民族的复兴,国家的解放。为此,我先写了一部收录在文集中的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后又改编为长篇电视剧《回声》。出我所料的是,有关审查部门的同志说《回声》是一部宣扬人性论的作品,不予播出。当时,我真是恼火极了,就是我在中央党校讲课也大讲了一通所谓的“无知”!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这节骨眼上,我突然收到郑伯农学长写来的一封长信,也严厉地批评电视剧《回声》是一部宣扬人性论的作品。说句心里话,当时我很不高兴!但是我想到我们都是年过七十的老同学了,绝对不能再干出文革初期的事情。怎么办?我把郑伯农学长的来信收好,不予回复。同时,为宣泄我内心的不平,遂取电视连续剧《回声》的部分内容,改写成一部电影《走过雪山草地》。这部电影不仅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表扬,还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更出我意外的是,又在中美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为了不惹得我的老学长郑伯农生气,在片头上拿掉了他的艺术顾问。事后想来性格使然吧。不然,这就不是我的学长郑伯农。同样,这也就不是他的学弟王朝柱。
  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二0一七年十月于香山
 

 

  

(编辑:阮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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