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的锣鼓声中，一个个仪式感十足的风俗展示，以舞蹈和形体动作，表现人对自然天神的崇拜，传达祈福的愿望：迎神、祭台、踏八仙……已有百余年传续历史、扎根于民间土壤的武义昆曲，以浓郁的地方特色再度进入全国视野。

　　这是前不久在浙江省武义县举办的一场昆曲展示活动。恰逢当地举办武义昆曲艺术周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专家、昆曲戏迷在璟园观看了演出。翌日，“民间土壤与戏曲活态传承”——武义昆曲的民间生态研讨会在浙江省武义县举办。此次由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浙江省昆剧团支持，武义县人民政府主办、武义县文广新局承办，武义县文化馆、武义县非遗保护中心、武义昆曲传习所执行的研讨会，聚焦散布于武义县的昆曲遗存支脉及其民间生存现状，探讨与迎神祭祀等风俗结合、渗入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间戏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曲传承与发展的文化内涵、标本价值和当代意义。

　　全国各地的戏剧专家、非遗专家都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剧协顾问薛若琳，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文峰，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麻国钧，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研究员、浙江省非遗研究专家徐宏图，浙江大学教授胡志毅，浙江昆剧团团长周鸣歧，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沈勇，浙江省文化馆研究员、浙江省民间艺术研究会代理事长邬勇等，以及胡雁、王布伟、施莉萌、祝汉明、钟世杰、吴一峰、陈丰松等浙江省、金华市有关方面负责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摩嘉宾、昆曲爱好者，他们看完展示，听了介绍，不无兴奋，表达肯定，提出意见和建议，呵护之意溢于言表。郭忠明、钱建国、朱鹏、黄红梅等武义县有关负责人也来了。他们观看展示，介绍情况，交流经验，希望从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汲取智慧，进一步为武义昆曲发展谋篇布局。

　　历史渊源：源远流长的昆曲遗脉

　　“武义昆曲”曾名噪一时，培育了众多名角。明崇祯年间，流行在苏州昆山一带的昆曲传入金衢地区；得苏昆艺人传授，有“百戏之祖”之称的昆曲流传到金华府所属各县。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的武义草昆是昆腔流传在金华较为初始的一支，清咸丰前已很盛行，辛亥革命后，仅“武义昆曲”得以保留，成为昆腔流传在金华的唯一一脉，绵延传承至今已达一百多年。据俞源村《俞氏宗谱》《武义县志》等记载，清光绪二年（1876年），俞源村成立昆曲唱戏班，后演变为“永乐会”锣鼓班、继承会。清光绪十年（1884年），岭下汤村成立太和会昆剧坐唱班。宣统元年（1909年），陶村成立儒琴堂昆剧坐唱班，后易名为翕如堂、民生乐社。新中国成立后，民生乐社坚持演出；1955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成立宣平昆剧团；1958年，改为武义昆剧团，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6个昆曲剧团之一。武义昆剧团的许多剧目，曾被其他剧种争相借鉴模仿。婺剧名作《僧尼会》，便由昆曲《思凡》演化而来。剧团的剧目数多达70多本。如今，《火焰山》《通天河》《长生殿》《荆钗记》都是颇有名气的剧目。2007年，武义昆曲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武义昆曲，是昆曲的重要遗脉。‘金昆’于明代传自苏州，原有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等八个分支，如今只剩下武义与兰溪两支。武义昆剧在音乐、声腔、表演、剧目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徐宏图介绍，武义昆曲先后经历了坐唱班、半坐唱班、粉墨登台、振衰复兴、“非遗”保护五个发展时期，可以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在戏曲政策扶持和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如今正在顽强崛起。

　　2001年，已有600年历史的昆曲入选联合国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2年，一批民间老艺人在武义昆曲发祥地陶村率先成立了陶村昆曲传艺社，积极开展传艺活动。桃溪镇陶村昆曲传艺社副社长何育美更是迫切地希望能召集一批新人进行集中传艺，把所学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不能让武义草昆行走在消逝中，希望趁我们这些老艺人还在，尽早把下一代培养出来，将武义草昆传承下去。”何育美说。

　　鲜明特色：贴合农民群众的“接地气”昆曲

　　作为昆曲从宫廷走向民间的典型代表，武义昆曲艺人对传统昆曲进行了大胆革新。在音乐上，他们大胆吸收地方戏剧粗犷、通俗的特点；在语言上，按“中州韵”念字的基础上，夹有“金华官话”；唱腔短，节奏较快，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武义昆曲深受老百姓喜爱。半个多世纪以来，武义昆曲常年演出于农村草台、庙会、祠堂，观众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水袖曼舞，曲调婉转，武义农村文化礼堂的戏台上，将相王侯、才子佳人一个个粉墨登场，戏台下，干完农活的村民们围坐静听。

　　“草昆与正昆的区别就在于草昆的唱调更欢快活泼，唱词更通俗易懂，比起缠绵悱恻的正昆，它更加贴近民生、贴近百姓。”武义昆曲传承人何苏生说。长期以来，流落民间的身份让武义昆曲被人们称之为“草昆”，同时也保留了鲜明的民间特色。

　　“武义昆曲的唱腔行速比苏昆快，表演比苏昆富有生活气息，曲词、念白金华化。”徐宏图介绍，武义昆曲腔韵朴质少华、轩爽明快，而苏昆却讲究吐字押调，极其软绵幽细。二者差异，一在节短腔疾；一在冷板水磨，造成节奏上的快慢各异，产生声容上的不同效果。像名丑盛元清饰演《十五贯·访鼠》的娄阿鼠就别具一格。他模仿老鼠的习性，身体微蹲，静时纹丝不动，动时敏捷机灵，当念至“财星高照，眉开眼笑”时，动作快而较巧，一副得意忘形的贼相，令人憎恨而又富有美感。同时他还创造了“倒毛”、“钻凳”、“座跌”、“卧鱼”等特技。又如名花旦徐秀明所演《济贫》，即《雪里梅》《哑背疯》，将员外济贫，改为政府关心百姓疾苦，为残疾人安排生计，除富有时代感外，在表演上也别开蹊径，即“一人演二人”，正如杜钦先生所描绘的，看下身，俨然是一位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口哑耳聋的老人；看上身，却是一位婀娜多姿、羞人答答的少妇。大花脸吴德金在《相梁刺梁》《火焰山》《九曲珠》《通天河》所创造的“旋扑虎”、“硬僵尸”等技，更为苏昆等所无。此外，武义昆剧还创造了“哭腔”，用进《琵琶记》“五娘吃糠”一段【山坡羊】的演唱，其嘶哑的抽噎声，每令观众不禁心酸泪落。而剧目以武打戏居多，文戏为次，符合农民观众的审美需求，与早期苏昆专为士大夫的嗜好而演出形成鲜明的对照；语音金华化，也让当地的观众更易听懂看懂昆剧，使深奥典雅的昆曲平民化，向农民群众接近了一大步。

　　在陶村的一个祠堂里，昆笛悠扬，在午后静谧的村子里，一曲曲水磨腔周折婉转，更显周遭的娴静。此时，陶村昆曲传艺社成员们正在这里坐唱。武义县文化馆馆长王群透露，当地有许多昆曲爱好者，他们平时干着其他的工作，闲暇之时，就聚到一起唱昆曲，他们中有的是厨师，有的是会计，甚至有时忙着手头的活计，就一边哼唱起昆曲。而武义昆曲中十分有特色的面具，包括部分乐器，也都是他们自己亲自制作出来的。

　　未来发展：回到民间的特色传承

　　农闲时分，桃溪镇陶村昆曲传艺社的20多位昆曲爱好者忙碌了起来，大家忙着排演“花报瑶台”、“三英战吕布”等昆曲折子戏。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何育美还受邀为学生们上昆曲课，唱念做打间，剪不断的是她和学生们对昆曲的热情。推进武义昆曲进校园，传承昆曲从娃娃抓起，已成为武义县文化主管部门抢救和保护武义昆曲的举措之一。

　　近些年来，为挖掘保护、传承发展武义昆曲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武义县推进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7年多来，在各级政府的关心下，武义县非遗中心努力开展昆曲进校园、建立传承基地、抢救特色剧目、结合旅游景点推广昆曲艺术等一系列活动。坐唱班“儒琴堂”发源地桃溪镇，也已被省政府批准为第二批传统戏剧“特色村”。2016年，武义县还与浙江昆剧团合作共建“世界非遗·幽兰芳圃·浙江昆曲武义养育基地”。

　　“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武义县委、县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武义昆曲的保护、传承，积极挖掘和抢救濒临失传的传统剧目。我们举办武义昆曲艺术周，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实施‘文旅富县’战略，进一步挖掘武义丰厚的文化底蕴，全力打造‘文化时尚名地’，彰显武义特色，扩大武义影响。”谈到举办此次昆曲艺术周和研讨会的初衷，武义县副县长朱鹏说。据透露，目前武义昆曲正在积极筹备申报国家级非遗。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纷纷为武义昆曲的传承发展建言献策。“武义昆曲面对广大农村观众，必须走地方化、民俗化、祭祀化的道路，这是其艺术选择。农村老人寿诞、小孩满月、红白喜事，以及生意发财等，一般要演迎神戏、驱邪戏、赐福戏等，这是民间生活的需求。武义昆曲比较灵活，适应性强，展示了‘草昆’的包容性和吸纳性。”薛若琳高度评价武义昆曲的传承发展特色。“草昆的文化价值在于营造和保持昆曲的生态和它生命与灵魂依托的民间土壤。”刘文峰表示，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武义昆曲赖以生存的环境应该加以关注。麻国钧也认为，应该更多地保留武义昆曲在民间风俗中原汁原味的样貌。

　　据了解，目前武义昆曲已形成省、市、县、村四级联动，县非遗中心、戏剧家协会、兰香艺校、壶山小学、陶村等多点开花，传承、培育、交流、提升多方发力的传承发展格局。王群介绍，除了复排《取金刀》、《花报瑶台》等传统特色折子戏，还将继续编排《江南茶缘》等创新剧目，重点扶持恢复昆曲传统坐唱形式，力争办出特色，打响武义昆曲坐唱品牌。同时，武义也在继续探索武义昆曲与旅游结合，在景区景点推广武义昆曲，让武义昆曲瑰宝更好地传下去。

　　昆曲分南昆、北昆。南昆有浙昆、湘昆、川昆、徽昆、赣昆等。浙昆又分为兴工（嘉兴）、宁昆（宁波）、永昆（温州）、金昆（金华）等。武义昆曲是“金昆”的重要一脉。胡忌《昆剧发展史》有“最后是‘宣平昆剧’残存一线”的记载。徐宏图《浙江昆剧史》专立“金华昆剧”（武义昆剧）一章。吴新雷《中国昆剧大辞典》、洪惟助《昆曲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等均有记载。其中的“金华昆剧”或“宣平昆曲”就是后来的“武义昆曲”。

　　武义昆曲的前身“宣平昆曲”自抗日战争开始，已逐步取代“金昆”。新中国成立后，“宣平昆剧团”是金华地区唯一的专业剧团。1958年改称为“武义昆剧团”，与浙江昆剧团、温州永嘉昆剧团成为三足鼎立之势。如今已完全取代“金昆”，担当传承、发展的重任。

　　武义昆曲合大班（登台班）、小班（坐唱班）为一体，这种模式与体制为全国罕见。从浙江省昆曲的状况来看，目前嘉兴的“兴工”只有坐唱班，从未成立过登台演出的专业剧团。温州“永昆”与其相反，目前只有永嘉昆剧团，未见有昆曲坐唱班。

　　武义昆曲是金昆的支脉，最早见于本县俞源村《俞氏宗谱》，称清光绪二年（1876年）本村请戏班演昆剧。其实，早在明代，苏昆就已经传入金华，到清中叶已十分盛行。自清中叶至民国初年，金昆一直盛行。八个县均有昆班，有“金华班”、“兰溪班”与“浦江班”等。演出的剧目有传统本戏、折子戏（找戏）、提纲戏三种。班社除昆班外，又有“三合班”、“二合班”等。

　　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武义昆曲成功地完成了地方化。包括：唱、念掺杂武义（金华）方言，通俗通懂，雅俗共赏。乐曲减少缓慢的赠板和拖沓的唱腔，节奏加快。如《烂柯山·痴梦》，据陶村老艺人徐五连说，苏昆要唱40多分钟，武义昆曲只要25分钟，加快近于一半。表演动作加强，表情夸大，风格朴素、粗犷。创造了不少特技，如《火焰山·骗扇》“孙悟空剪牛魔王”、《济贫》的“哑背疯”、《盗金刀·比武》“杨宗敏劈金刀精”等。剧目多演武戏与神话剧，力求适应本地农民的欣赏习惯。创造了“提纲曲”与“众堂曲”及“三指板”（于唱词的右侧标有头板、中板、底板记号）等记谱方法等。

　　武义昆曲长期在庙台演出，为各种民俗活动演出，甚至与之融为一体，俗称“内坛法事外台戏”。凡大班一般均为规模较大的活动，如庙宇开光，神灵诞辰等，在庙台或临时搭建的草台演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小班一身在婚丧仪式或庆寿筵席等小场面坐唱。民俗活动，对农村戏曲来说有如泥土与水，一旦离开它就无法生存。

　　封建时代，如光绪年间金华知府奖励银牌并赠匾额“芄兰式谷”给“童邵和”昆班，受到很大鼓励。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陶村“民主乐社”被浙江省文化局批准为半职业性质班社，改称“宣平县昆剧团”，属宣平县文教局直接领导，团址由桃源镇迁县府所在地柳城镇。次年，浙江省拨专款购置戏装，金华地区也配套拨款补助，添置灯光、器材等，并陆续派干部驻团，加强剧团建设。1958年改为“武义昆剧团”后，亦同样受到政府的关怀。2007年，武义昆曲被批准为浙江省第二批“非遗”名录与保护项目，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并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每年享受政府的拨款保护，并成立“传习所”。这对于武义昆曲独具特色的传承发展，十分重要，也让人对其未来满怀期待。

 

　　民俗是戏曲生成与传承发展的重要土壤。生存于浙江金华武义农村，从明代延存至今的武义昆曲，之所以能在武义生根发芽，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婚宴、寿诞、庙会等民俗节庆的需要，所以尽管简陋，还是在清末诞生了坐唱班，并随着民间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壮大。随着农村的城市化进程，这样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但是，传承戏曲仅有现代剧场这样一个文化空间显然是不够的，民俗空间这个戏曲的源头与土壤，在当下戏曲的传承中一定要引起重视。

　　民间演剧，必须合当地观众之兴趣与喜好，这在即兴演出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即兴演剧可以说是“为本地、本场观众专门做的戏”。因为即兴创作所以不具备复制性，每一次的演出因为场地、观众的不同及演员表演状态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调整与改变，不仅因为戏是观众点的，钱是观众出的，更是因为要在行吃饭。演员只好用尽浑身的招数，把自己与观众都熟悉的源于百姓日常生活中共同创造、共享并传承的方言、俚语与俗语，民风与乡俗作为与观众沟通与互动的手段而加以极致性的运用。同样地，因为面对许多观众当场敷演，直接受当场观众情绪所左右，就具有了一种对群众的依附性，使得演员有可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剧目、唱腔与表演手法，给戏曲的创造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使戏曲表演始终处于不间断的、自由的创造过程中。戏曲独特的戏剧结构与表演方式，就是在这样的共同创造过程中形成的，必然，这肯定也是一种符合百姓审美情感需求的艺术表达。

　　武义昆曲，感觉“雅致”二字似乎与其无关。不管是其极具代表性的“火焰戏”还是“面具”的装扮与顿挫鲜明有力的演唱声调与演出前的“先锋”号开路，均颠覆了我们对昆曲的认知，只能说是“野味十足”。其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那样的直接，给你的冲击也总是那样的强烈。很像金华的菜，鲜香咸辣，最符合当地人的口味。武义人既创造了本地剧种，也化合了外来剧种，武义昆曲所带有的浓烈的乡土特点，都是由观众的喜好与习惯决定的。

　　可以说，所有的剧种与演员，都是观众培育的结果。不管是本地的剧种，还是外来的剧种，塑造或改变剧种风格特点的也都是观众的喜好与习惯。武义陶村的昆班，因为扎根于农村，长期服务于那些识字不多、喜欢热闹、不讲规矩、只求好看并听得懂的农民，所以形成了既没有苏昆的雅，也没有金华昆班的正，语言带有乡音，唱腔节奏明快，后场大锣大吹，剧目热闹好看的演剧风格。而头场戏“战争”、“死人”、“要饭”及“姓氏避讳”的“四不演”的行规，更是对地方民俗的尊重。而这些，也成为了昆剧多样化发展传承的重要依据。尊重观众的选择与喜好习惯，不仅是戏曲多样化传承发展的依据，更是戏曲繁荣发展的基础。

 

　　昆曲发源于江苏苏州府的昆山、太仓一带，明嘉靖年间，以魏良辅为首的一批居住在太仓的民间音乐家，将土腔土调不受重视的昆山腔革新为“水磨调”，去土从雅，但流传并不广泛，“只行吴中”。接着以梁辰鱼为首居住在昆山的一批文士音乐家又继续改革“水磨调”，在梁辰鱼时代，才“始称昆腔”。从“水磨调”到“昆山腔”有一个过渡阶段，大约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梁辰鱼既是文人，又懂音律，他创作了昆山腔的第一个剧本《浣纱记》，由于昆山腔有了剧目作为依托，遂使其流传大江南北，北至山东、北京、山西，南至闽浙，西到湖广等地。

　　昆山腔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演剧状态：一是家庭班社，是达官贵人士大夫蓄养的家班，演出场所一般在客厅。家班与家班之间，有时进行交流，切磋技艺，保持正宗态势。二为民间班社，演出地点常常是庙台，或是为演出临时搭建的戏台。由于他们长期走市场，知道观众的审美需求，演出剧目形成了“江湖十八本”，例如《琵琶记》《荆钗记》等。民间班社在艺术上也很讲究，经常请曲家教戏，力避土气，因为观看民间班社的观众，其中也有一些文人，他们懂昆曲，所以演出时也不能马虎。三为草台班社，他们人数少，戏箱少，演出在农村庙台、野台和草台，由于条件的限制，就不那么讲究了。观众以农民为主，他们具有包容性。清康熙年间，大兴（北京）人刘献廷到湘南农村看戏，他在《广阳杂记》中写道，“村优如鬼”，所穿衣饰破烂，发音也不准。在刘献廷这类士大夫以正宗昆曲来要求，自然不尽如人意，但昆曲流传到湖南，必须与当地语言相结合，才能受到当地农民欢迎。刘献廷所看到的昆曲，就是所谓的“草昆”，“草”就是昆曲离开其发祥地，必须地方化。

　　武义昆曲面对广大农村观众，必须走地方化、民俗化、祭祀化的道路，这是其艺术选择。农村老人寿诞、小孩满月、红白喜事，以及生意发财等，一般要演迎神戏、驱邪戏、赐福戏等，这是民间生活的需求。正统昆曲本身没有这些内容，老艺人就从浙江目连戏那里吸收进来，例如武义昆曲的“发五猖”，“五猖”本是厉鬼，被佛家改造为神，称为“五猖神”，专门驱鬼逐疫保平安。武义昆曲又有很多面具（面壳），是从傩戏中吸收进来的，目的也是驱鬼禳灾、祈吉纳祥的。因为“正昆”放不下架子，表演也比较凝固；而武义昆曲比较灵活，适应性强，展示了“草昆”的包容性和吸纳性。武义昆曲有坐唱即清唱，曲目很多，属于“正昆”的折子戏或真片断。又有舞台剧，例如《取金刀》，戏中有个叫杨宗敏的人，他是杨宗保的弟弟，为破辽邦，去取老令公杨继业生前失落在辽境的金刀，杨宗敏与辽兵经过一番激战，终于取得金刀，大破辽兵。杨宗敏这个人物，所谓的“正昆”和其他剧种均未见，这是武义昆曲的独特之处。武义是山区，层峦迭嶂，但是：白云深处有昆腔，这是无数艺人祖祖辈辈留下的丰厚的艺术遗产，看了以后令人别开生面，耳目一新。

 

　　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批准授予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已经有17个年头了。在这17年里，我们的各级政府、昆曲院团、戏曲理论工作者、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的昆曲观众为昆曲的保护与传承、振兴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探索。比如，像武义昆曲这样一些地方化的昆曲流派需要不需要保护传承？如何保护传承？

　　昆曲原本是一种民间的地方小戏，但经过魏良辅等文人的加工改造，由俗变雅，由简陋变得精细，逐步受到文人墨客和上层社会的喜爱，不断有文人为其创作演出剧本，也不断有精通戏曲艺术的文人指导昆曲的排演，甚至有的文人墨客还粉墨登场，参与舞台实践，极大地提高了昆曲的艺术品位，促进了昆曲的发展和繁荣。即使到了清末民初，京剧繁盛、昆曲衰落以后，仍有不少文人墨客孜孜不倦地参与昆曲的创作和演出。由于文人参与创作和受上层社会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昆曲所反映的内容，多以中、上层社会才子佳人爱情婚姻、悲欢离合为主，所抒发的是以文人和上层社会为主题的喜怒哀乐，所要满足的是以文人和上层社会观众为代表的审美意识，在艺术风格上所呈现的是一种清雅的、委婉的、柔美的情趣。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昆曲的根在民间。无论是昆曲的优秀作家，还是昆曲的优秀表演艺术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断吸取民间艺术的养料，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表达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意愿。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昆曲的地域化转变。在昆曲的舞台上除了被称为正宗的苏昆之外，还有北昆、湘昆、川昆、晋昆、浙昆。在浙昆中，又有永昆、金昆之分。武义昆曲，就是金华昆曲的重要一支。

　　昆曲在乾隆末年就衰落了，在北京、扬州、苏州等地就没有了专门演唱昆曲的戏班。但在江浙民间仍然方兴未艾，一些喜爱昆曲的人士聚集在一起，由坐唱到化妆演唱，再到搬上乡间草台，武义昆曲就走了这样一条发展之路。无论是作为多声腔剧种中的昆曲还是乡间演出的草昆，为适应环境和观众的变化，演出的内容和舞台艺术风格均和正统的苏昆有了很大的区别。那就是演出的剧目不再以才子佳人故事为主，而以反映民间普通百姓生活为主；演出风格不再标榜典雅，而以通俗易懂、热烈明快吸引观众。特别是在语言上，逐渐以乡音代替苏白，形成了与苏昆不同的艺术风格。

　　草昆的文化价值在于营造和保持昆曲的生态和它生命与灵魂依托的民间土壤。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昆曲赖以生存的环境更应该加以关注。另外，从文化多样性来讲，昆曲地域流派越多，说明它的生命力越强。武义县委县政府和当地文化部门、戏曲工作者，把武义昆曲作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来保护、推广，做了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工作。希望大家多关心支持包括武义昆曲在内的各地昆曲流派的保护、传承、发展，为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戏曲文化而努力！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金华。1979年的时候，我已故的恩师祝肇年先生带着我们5个人来了一次全国5省14市的戏剧调研，金华是其中一站。来金华是听婺剧，婺剧高腔可真好听。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碟片，也没有录音带，给我们听的据说是钢丝带。这次又来到这一带，感觉很亲切。

　　中国的戏曲很多事真的不好说，戏曲太过丰富，一个人甚至穷尽一生都不能研究清楚几个问题，比如什么叫戏曲的问题？你不信咱们讨论讨论，肯定打起来。王国维先生说戏曲是合歌舞演故事。那合歌舞演故事就是戏曲？倒也未必。

　　在我看来，在很长的发展历史当中，戏剧包括后来的戏曲都曾经是神灵的供品。古代祭祀天神的时候，把一些丝织品等供品烧着了，让它的烟气升上天空，等于奉献给了天神。祭祀地祇，则要瘗埋，在地上挖坑，祭品放在坑中。当然还必须有牺牲。祭祀人鬼的时候，不用牺牲而用熟食供奉。与此同时，还要演出节目。神得到祭祀，也得到祭品，还看到演出，于是人们跟他们要什么东西，便会得到什么东西。祈求什么，也会如愿以偿。戏剧以及后来形成的戏曲，就是伴随着祭礼仪式诞生并发展。而后，演出艺术的商业性越来越强，对神灵的信仰越来越淡漠。终于，戏剧脱离祭礼仪式而独立，进而得以大发展。然而，戏剧作为神灵供品的原始属性长期没有消失殆尽。全国无以数计的神庙剧场的建立与存续便是明显的例证。这次武义昆曲的演出现场，在舞台对面特设一个祭桌，也是一个明证，说明台上的演出是演给神灵的，而观众不过是借此而看戏罢了。

　　进而言之，武义草昆的演出空间已经不同于苏昆等雅化的艺术形态，它依然保留着某些原本的风貌。至于武义昆曲是在雅化的昆曲传入之后，再与武义地方风俗结合而变异的样态，还是别有来源，未必说得清楚。无论如何，它能够保留下来祭桌以及迎城隍、敬神、请神、开台、扫台等仪式，在形态上就是古老的。换句话说，武义昆曲，还是祭祀仪式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还没有完全从祭祀仪式中抽离出去变成一种商业戏剧，它的珍贵性恰恰在此。

　　我们常常对韩国的端午祭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其为世界性“非遗”项目而不满。实不知他们的端午祭所祭祀的是城隍，大量的演出在城隍祭的过程中演出，而所谓“端午祭”不过恰在端午期间罢了，与屈原、伍子胥等毫无关系。我们的戏曲，大都抛弃了祭礼仪式，作为独立于祭礼之外的艺术而存在了。而联合国所看重的恰恰是其原本形态。武义昆曲的艺术性远不能与雅化的昆曲媲美，它的价值，可能就在于它的原本属性上面。因此，要想让武义昆曲延续生命，恢复它的原本属性以及全部祭礼程序，可能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武义昆曲的特色恰在于此。

 

　　武义昆曲，可以说是流落在民间的雅曲，对当代文化建设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的价值和意义，或许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是民间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对应民间的说法，就是民族国家。从一个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角度看，王国维先生写《宋元戏曲史》具有现代性。五四运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倡导民间文化的，比如当时北京大学倡导民谣、民歌，对其进行重新整理；鲁迅对民间的“社戏”念念不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我写过一本书叫《国家的仪式》，提到民间不是简单的民间，是有民族国家意义的。洛地先生曾经谈哪一种民间的样式可以代表民族，我想昆曲就可以代表。对于武义昆曲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民间的样式，还具有典范性，因此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它。

　　二是民俗与传统文化的生态性。民俗是民俗学的概念，是有学科意义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研读过一些民俗学著作，民俗和传统文化往往是彼此离不开的。传统文化中的民俗离不开民间，民间有各种节气、习俗流传下来，包括戏曲也是民俗的一个部分，武义昆曲也是如此。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讲，生态学被引进到人文社科中，传统文化既要有现代性的转化，又要有生态性的保护。生态就相当于森林，民族国家要养育森林，但是如果没有灌木丛之类的就很难构成森林。武义昆曲就是生态意义上的灌木丛。

　　三是仪式与文化空间的展演性。仪式本身有展演性。武义昆曲的仪式性演出中有杀鸡、有祭祀，当它被纳入武义温泉旅游节等现代推广活动当中，无论作为“非遗”还是“旅游推广”，都要倡导仪式的展演性与祭祀性。可见，武义昆曲可以附着于现代的旅游经济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目前武义昆曲进行了从仪式、仪式剧到新剧目的落实推进，可以说是一个整体的仪式性展演；从《祭台》《文武八仙》到《西游记》《取金刀》《扫台》等，都很完整、清晰。从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感觉到可以怎样探索一条武义昆曲之路：一方面，可以和民间、民俗、仪式结合；另一方面，可以和旅游经济结合，甚至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推动力。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封闭的昆曲，也不仅仅是非遗和博物馆艺术，而是一个活态传承的工程。在这个工程中，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生命力显示出来，那就是来自民间的现代性。

　

　

　　武义是国土资源部命名的浙江省首个、迄今唯一的“中国温泉之城”，先后获评美丽中国·生态旅游（十佳）示范县、全国生态旅游示范县、中国宜居宜业典范县。武义温泉以量大、质优、温度适宜著称，武义温泉节更是享誉长三角乃至全国。

　　武义温泉资源得天独厚，地下蕴藏丰富的温泉资源，现探明温泉地热异常点13处，日出水量可达24150吨，温泉水温36～45℃，水质透明，无色无味，富含偏硅酸、氟元素、硫化物等矿物质及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对于人体的运动、消化、神经、呼吸等系统有良好的保健和辅助治疗作用。武义温泉旅游度假区，是浙江省首个以温泉命名的省级旅游度假区，也是浙江省首个温泉类4A级景区，核心区内规划建设的“武义温泉养生产业园”列入了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武义拥有优越天然的生态环境，和温泉更是相得益彰。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4%，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0%，79%的地面水达到Ⅱ类水质标准，是浙江省首批省级生态县。县内有牛头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大红岩等知名景区，游客来武义泡温泉的同时可以游览武义名川秀水。

　　近年来，围绕“打造中国温泉名城，构建东方养生胜地”的目标，武义县以温泉小镇建设为重点，做好温泉旅游产业化文章，以温泉养生体验为龙头，推进旅游业与体育赛事、绿色工业、生态农业等产业的融合；以养生旅游为核心，做好温泉旅游品牌化文章，将养生文化充分融入温泉产业，打造温泉旅游品牌；以全域旅游为抓手，做好温泉旅游全域化文章，以温泉度假区为中心，带动中南部旅游，逐步形成北部温泉度假、中部丹霞探古、南部生态风情三大养生旅游组团；融合农业园区、民居民宿、农家乐等新业态，通过“温泉+”这一重要支点，撬动产业融合，推动全域旅游大发展、大繁荣，形成冬有温泉之温暖、夏有森林之清凉、春秋有丹霞之旖旎的特色旅游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