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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吼水》看农民的向善与大义

时间:2017年10月1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云鹏
  向善与大义,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传统道德积淀,可是,纵观当下农村题材小说,那种凄惨不堪的所谓底层叙事比比皆是。秦岭的小说《吼水》写的也是底层的西部农民,但这篇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冷静审视当下的农村现实,通过干旱地区农民与牲口之间的惨烈交锋与情感包容,还原了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和向善大义的一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铁凝说:“文学是要引导人向善的。”这也是广大读者对作家良知、智慧和情怀的热切期待。多年来,我始终怀疑一些所谓专家们对农民阶层的认知和评判,实际上,当剧烈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农民的传统生存和生活形态之后,“向善”、“大义”这种属于人性本质的要素,尽管在社会许多阶层显得貌合神离,然而在广大的乡村,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可贵的延续和坚守。农民兄弟不仅以农民工的卑微身份为城市建设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创造,他们身上那种向善和大义的人性光辉,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作家秦岭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吼水》将笔触深扎进乡村变革的大框架之下,深刻揭示了当下农民在物质社会里各种各样的活法儿,其中最让我深思的是,农民该怎样活?这当中包括活的目的、方式和态度。面对干旱,马帮助人驮水却不能喝到一口水,于是马报复性地咬掉了主人的耳朵。人马争水的血的代价,只是改变了主人修建水柜的态度,但人马之间却惺惺相惜、真诚相待。灰心丧气的主人索性把马卖给了山外“有水”的人家,自己也离开村庄。主人用假水柜“骗”得了媳妇,表面上似乎不善,但干旱的困境和农民骨子里对命运的抗争,让相依为命的生存本能抚平了一切。女人进城当了“二奶”,女人似乎不义,但摆脱生存压力、改变命运的共同渴望很快稀释了内心的纠结。乡亲们尽管帮助主人修建好了赖以生存的水柜,自然条件仍然不能与“形势大好”的山外相提并论,可是,女人和孩子们毅然回到了主人身边。也就是说,只要有水,就有生存的希望,一家人就会不离不弃。最让人震撼的是主人和马之间的故事。马自己想回到主人身边,但却遭到主人拒绝。在主人看来,马已经卖给了新主人,就该恪守承诺,最后的结果是,马既没投奔原主人,也放弃了在新主人那里享福,它到底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区区一头牲口的命运,此时反而远远胜过我们对农民命运的思考。牲口的反叛、抗争、回归与别离,顺理成章地拉近了我们审视乡村的距离。试想,乡村难道仅仅是农民的乡村吗?而牲口的义举,该让我们怎样思考我们的乡村大地?在城市迅速扩容和乡村迅速窄瘪的时下,如果我要说乡村不光是中国农民的乡村,而是整个中国人的乡村,其中必然也包括大多数城里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现实话题,也是《吼水》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吼水》的不可多得还在于两个启示:一是作家们如何认识、书写、描绘变革中的中国乡村;二是读者怎样发现和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
  面对乡村,《吼水》的视野完全是打开的,洞明的,清晰的,从社会背景到自然环境,从山里到山外,从乡村组织到具体的家庭,从人到牲口,呈现了荒诞而又真实的、幽默而又凄凉的、悲情而又温馨的乡村景象。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很多作家尚未写透的农民真正的精神世界,《吼水》中写透了。比如,很多作家的所谓底层叙事中,多在农民物质和精神的苦难、不堪、潦倒的表层兜圈子,甚至以刻画农民的灵魂变异和“人性恶”为能事,独缺农民自身对“底层”的态度,而《吼水》的视角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作者既没有给这样一对可怜夫妻的无奈选择罩上“同甘苦共患难”的空洞逻辑和道德神话,也没有对苦难本身穷追不舍,而是在“向善”、“大义”上做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牲口、土地、生态之间的共同沉浮和起落。农民有着来自心灵的温情和情感,还有仁爱和义气。小说抵达这一层非常重要,否则几千年中国农耕文明的丰厚遗存、打拼在城里的农民工对土地的眷恋、农民身上的勤劳孝道和诚实坚韧、农民自身的“农民意识”和乡土情怀就根本无法解释。《吼水》中的“吼”,浓缩了西部地方文化和风情,也有对命运呼唤的深刻意味。作者把生活的乡村、民俗的乡村和风土的乡村揉捏得非常到位,它不光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乡村的新视角。
  很多读者都留恋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阅读,那时的小说大多来自工人、农民阶层,当然也有知识分子的。一起笔就带着来自生活最前沿的浓郁气息,比如书写乡村的《人生》《乡场上》《透明的红萝卜》《麦客》《遥远的清平湾》《桑树坪记事》等等,所有的反思和批判都带着作者刻骨铭心的个人生活体验。一个是一个,个个不相同。《吼水》的作者秦岭来自西部乡村,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和思考,他很难写出这么别具风格的作品。《吼水》写干旱中的人与马,他的另一个小说《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写干旱中的人与狐狸,角度完全和其他作家不一样。人与狐不共戴天,但是,当一个即将分娩的女人和一只即将分娩的狐狸在一起,农民精神世界里“向善”、“大义”的一面就打开了。
  评论家孟繁华说:“失去方向的文学缺乏力量”。秦岭对乡村苦难和温情的双向描绘,使乡村现实和人物显得真实、饱满而又可信,也与传统农耕文化相吻合,体现了一位作家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思考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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