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中遇到久违的另一个自我

　　——从《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谈诗评家写诗

　　废品收购站的墙角

　　有一个一米多高的破烂的史努比

　　它有时站着，有时躺着，有时又跪着

　　像极了一个人的一生

　　——《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节选）

　　上班路上遇见的一只史努比，写进了霍俊明的诗，后来他又出版了同名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8月13日，“仿佛来自另一个尘世——霍俊明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首发式暨分享会”在北京小众书坊举办，商震、李少君、刘立云、陈黎、姜念光、蒋一谈、戴潍娜、王单单、彭明榜等三十余位诗人、评论家与会，共谈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评论写作的关系。

　　霍俊明是诗歌评论家，谦称“业余诗人”，诗集收入诗作95首及小长诗3首，斗室、故乡和黑夜行旅途中那些一闪而过的感触或长久萦绕于怀的过往人事，化作星星点点的诗意长河静静流淌。霍俊明说，最初写诗更多是青春期随身携带的必备品，尚未上升到自觉和专业的程度，真正开始写诗，是在跟着老师陈超读研究生时，内心潜伏多年的诗歌火焰被点燃。他把写诗评和写诗，看做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一只更为熟练，一只略显生疏，二者是一体的，写诗更像是自己的一场梦。“日常生活中是理性的，在诗中可以遇到久违的另一个自我，它可能是童年的自我、异乡的自我、梦幻的自我，等等。日常吃喝住行是一种人生，在诗歌中完成另一种人生，仿佛来自另一个尘世。能在诗歌创作中发现一些诗歌的特殊秘密和知识，是一种绝对不能被替换的快乐，同时也维护了做诗歌批评的某种活力。”

　　“写诗与写理论评论文章是从不同的地方发力，目标也不相同。”《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认为，理论文章讲究逻辑性与严谨性，要有对文本的细化分析和对涉猎观点的理论支撑，要丰富、饱满而扎实；而诗歌写作可以凭借性情，凭借一点小感受，如果能把一点小感受从我的扩大成他的、他们的乃至全人类的，就是好诗人。他鼓励诗歌编辑写诗，编辑应该成为理论评论家，只有当自己写诗进入诗歌文本时，才能看懂诗人在短短几行诗里用了多少生活经验、生命经验、情感经验，才能读出诗中的文化信息量有多大。“评论家写诗，就像真正做一次红烧肉，了解了从切料、下锅有多辛苦，吃下去时才会尊重。对文本不尊重，你的理论都是轻率的。”他也一直关注着霍俊明的创作，指出这五年来霍俊明的诗歌创作爆发，越写越好，也带动着他的理论文章越来越好。在他看来，一个人能不能写出好诗可能是个别原因造成的，一个人是不是诗人则是天生的，取决于他的性情或性格，霍俊明的性格就是诗人，性情是诗性的。

　　台湾诗人、诗歌翻译家陈黎称赞霍俊明是两岸诗坛少壮派中的佼佼者，对他的诗歌创作与理论创作寄予厚望。青年诗人戴潍娜用英语谚语称诗评家为“专注的滥情者”，因为诗评家关注广泛，且每段时间用力点集中于一处。“诗评家写诗，就像熟读兵法的人要上战场，画棋谱的人坐下来下棋。”她指出，在斯宾塞、达尔文等那里科学、艺术与人生是打通的，博物学家曾是一条黄金传统，学科之间的偏见是现代的产物，我们也从“富余的人”变为“匮乏的人”。在此意义上说，作为诗评家，霍俊明跨界写诗不应该引起惊讶，而是重拾博物学家的传统。

霍俊明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今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