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独特的“这一个”。过去，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对他的乡土文学的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认识不足、珍视不够。近几年来，似乎又有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他的文学成就说得超过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这又是另一种有失公允。其实，平心而论，贬之入地、捧之上天都不是实事求是。观锡剧《三三》，笔者倒真佩服改编者的历史睿智、文化眼光和审美才华，把小说《三三》的独特价值成功地以锡剧艺术形式在舞台上相当完美地呈现出来，创造了从小说的文学思维到戏曲的视听思维的转换，是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

　　沈从文小说的文笔优美，语言一流。读之往往如读诗一般，张弛有度，韵味无穷。有学者称沈从文为文体家，其小说散文有音乐律动感。唯其如此，文学语言审美个性化程度愈高的小说，愈难戏曲化。因为小说以文学语言为载体形成叙事，没有具象，作用于每位读者的阅读神经，激发读者产生对应的相对复杂的空间联想来完成鉴赏。而戏曲以视听语言为载体形成叙事，即以歌舞演故事，是有具象的，作用于往往处于群体中的个体观众的视听感官神经，激发观众产生对应的相对简单的时间联想（如观锡剧《三三》知道是发生在民国年间）。所以，聪明智慧的从小说到戏曲的改编者，一定懂得从文学思维到戏曲思维转换的妙谛：必须首先把小说原著的艺术之山的美学价值、认识价值及其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吃透、消化透，然后加以粉碎，留下一堆闪烁着原著小说艺术精灵的未经加工的创作元素，再按戏曲的审美创造规律利用这些元素重塑一座戏曲的艺术之山。成功的戏曲家不是匍匐在小说家膝下的“忠实的翻译者”，而是“站在小说家肩上的戏曲再创造者”。且喜，《三三》从小说到锡剧，编、导、演都深谙此道。编剧杨蓉曾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文学。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受众。”她要从前辈沈从文“用生命留下的文学的‘苦难蚀刻’里，寻觅和挖掘到历史的旧影和记忆。”导演韩剑英明言：“大型锡剧《三三》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对话，更是世俗与宇宙空间的对比。”“它以平实的农村小故事向今人展示了小主人公三三的小梦的美好，引发世人对当今社会与人生的反思，并折射出每个人具体而微小的个人梦将会汇集成美丽宏伟的‘中国梦’！有梦想的人是快乐的，幸福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领衔主演董红声情并茂、如诗如画地在舞台上以出色的表演，实现了编导的上述改编创作意向。这是多么值得称颂的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可贵的文化自信啊！

　　锡剧《三三》忠实于对同名小说精髓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应当说，小说《三三》在那个时代与激进的革命文学相较，似乎还缺少时代感，但究其独特的审美发现而言，关注到人生中与自然生态的对话确是相当超前的。请看三三对居住生存环境山山水水的眷恋，那难以忘怀的乡愁；再看少爷的“城市病”的感伤和来到乡间养病对山水生态的神怡，邂逅三三后情感的净化；以及桃子进城返乡的巨大反差和城乡文化冲突所致的爱情悲剧……所有这些，都被锡剧《三三》以戏曲审美方式和审美优势凸现在舞台上。人生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和矛盾，是“人生论美学”的题中之义，成功表现这一题旨的戏曲作品尚不多见。锡剧《三三》慧眼独具，抓住这一题旨，做足文章，为百花争艳的戏曲园地，再添奇葩，值得称道。笔者曾听写过昆剧《南唐轶事》、话剧《李白》等多部优秀作品的当今著名剧作家郭启宏感触颇深地夫子自道：“中国古代文豪中，李白、杜甫等我都敢写，但那位既能‘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又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具有超前的当代人才认识到的人类生态意识的陶渊明我够不着，不敢写。”足见以戏曲方式表现这一题旨之难。

　　更值得称道的是，锡剧《三三》在表现人生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这一题旨时，并未脱离时代与社会去抽象地把人与生态的关系纯净化。编导注意到：“人生”的内涵是时代感与社会性的，不仅涵盖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而且必然也涵盖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甚至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人生论美学”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生为美学研究的路径，这较之于“生态美学”“生活美学”“女性美学”以及过去讲了多少年的“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要更具有统领全局的精准性。锡剧《三三》中，不仅有三三与少爷的悲剧，而且还有桃子的悲剧，都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感和深刻的社会性。

　　基于此，笔者愿把锡剧《三三》看成是“人生论美学”倡导的创作实践的一个值得珍视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