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中话剧生态的生动展现

　　——评刘子凌《话剧行动与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话剧史片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话剧研究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因为话剧并不仅仅关乎剧本这种纸面作业，还是另一端连接着具体行动的社会实践。理想的研究者最好是亲临话剧活动现场，跟随剧团，从剧本编写开始一直到演出散场，在剧本与表演的张力之间细察种种细节，不但留意演员的演出、观众的反应，还关注导演对剧本的修改、灯光舞美的设计等技术问题，甚至对宣传、票房等与艺术本身看起来关联不大的元素，也应充分地考虑在内。话剧的研究者不但要穿梭于台上台下，还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进行俯瞰性、全局性的思考。

　　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话剧的难度，正在于此。最突出的一点，世易时移，研究者已然无法回到当年的话剧活动现场，去直面一次次或成功、或黯淡、或令人啼笑皆非的演出。而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演出又很少有相应影音资料保留下来，甚至有些剧本也只剩下了存目。这无疑大大影响了研究者的介入程度。面对无法重现的历史现场，研究者难免陷入一种无从着力的困境。故此，对这一时期的话剧做历时性的线索梳理已属不易，对其进行史论结合的研究则更是难上加难。

　　翻阅刘子凌的《话剧行动与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话剧史片论》，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读者被论述带回了历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语境下进入到了话剧活动的现场。而这个“活动”无疑是广义的，它不但包括围绕着话剧本身而进行的改编、排演等行为，还包括了话剧参与者在出演前后的一系列行动和人事。作者通过对原始期刊、报纸以及话剧活动相关人员的回忆等史料进行梳理，力图为读者重建“历史现场”，使他们成为历史事件的观察者和见证者。

　　这种“穿越感”源自于作者在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作者在论述时始终贴近历史表层，用显微镜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事件的肌理，细读当事人在一时一地的心境以及这种心境对于其行为的影响；第二，作者还始终注意保持广阔的视野，用望远镜的视角来扫视当事人的周边，将当事人置于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中，使之成为动态的人，进而全方位地审视人和时代之间互相生成的关系。这样看，刘子凌的这本著作虽然名为“片论”，但是整本书实际上有着一条清晰的主线，作者将历史还原到人，以“行动”和“实践”贯穿了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话剧的研究。

　　刘子凌此著的行文方式也很有讲究，全书几乎是正文和注释各占一半。于是，读者们似乎可以在正文和注释之间开发出一本书的两种读法：其一，只看正文。刘子凌是一个优秀的讲述者，此著的每一节都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美文，读者们很容易地就会注意到作者遣词造句的精确。如一群“文史名家”在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的“屈身”、袁牧之的“桂冠”与“面具”、李健吾的个人记忆对于创作的“造访”等，都恰到好处地将人物的行动和心态结合起来，生动、立体地呈现出其形象。还有那些对话剧文本的分析，其语言是舒缓而富有感情的。由《道林·格雷的画像》中Sibyl“一触即溃”的爱情、《梁允达》中当年罪恶的记忆对于梁允达生活的“蚕食”等细节，能感觉到作者是充分贴近了戏剧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也就是说，刘子凌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语言佶屈聱牙、理论艰深晦涩的学究式的著作，其中灌注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之同情。其二，将正文和注释当作一个整体去阅读。正文的灵动和注释的厚重被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学风和深厚的底蕴。大量的注释为读者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条条学术的线索，更是正文部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延展。作者博文而强识，本书史料的丰富、理论的广博令人叹服。但是，如上所述，作者对于正文也有着很强的美学要求，一些对于正文而言略显游离的材料，作者往往置于注释当中。如果说正文部分的论述因为集中于各项中心研究对象而显得凝练，注释部分则通过其他侧面的补充说明而使论述显得丰满。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生动展现了“历史现场”中话剧生态的丰富与复杂。

　　总之，刘子凌的这本著作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严谨中见才华，值得读者们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