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富仁先生是我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

　　我最初是在1985年冬阅读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7月出版）一书时“结识”先生的，先生的论文排在该书之首，加上观点鲜明，见解独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也由此爱屋及乌般地“爱”上了先生——此后，不论是先生的论文还是先生的专著，我只要一碰到就阅读。

　　1989年秋，我们那个班全班从桂子山“移师”北京，在鲁迅文学院修一门学位课——“文学批评”。我们这门课与通常的课很不一样：每次课都是专题讲座，都是由大腕学者或作家主讲，其中，有一次课便是由先生主讲的——记得先生所讲的是一个关于“美”的话题。

　　在先生讲课的那天，我不顾寒冷地比往常更早地起床、更早地吃早餐、更早地进教室。进教室后，我一边阅读伍蠡甫的《欧洲文论简史——古希腊罗马至十九世纪末》一边等着上先生的课。就在我没完没了、静静地遐思迩想的时候，教室里忽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先生在何镇邦老师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先生那天在讲课时情绪高昂、神采飞扬——笑容满面、声如洪钟，在讲到兴致高处时，本来就“上指”的头发似乎更加“上指”了。

　　在此前，无论是像王愿坚、汪曾祺那样的作家，还是像袁可嘉、朱寨、何西来那样的学者，他们在讲课时尽管都是旁征博引、纵论滔滔，但又总或多或少地看看讲稿或讲课大纲。然而，先生在讲课时却不仅旁征博引、纵论滔滔，而且自始至终没看过任何东西，但又讲得非常严密，甚至可以说是讲得“滴水不漏”！

　　在听完先生的讲课之后，我随即改变了我先前攻读西方文论专业博士学位的打算，决定投奔先生门下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但是，当时先生还没有开始招收博士，我便只好先工作，以待时日。后来，先生开始招收博士了，可我又因孩子太小，一时不能“脱身”，便直至1998年才实现投奔先生门下的理想！

　　二 

　　进先生门下之后，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节课实际上是我们几届同门在出游西山时的“闲聊”。

　　在游玩的过程中（也包括在去游玩的途中），我“缠着”先生不停地问这问那，问得没完没了，以至于在参观梁启超墓时本应该安静下来的，可我仍然没有安静下来。先生对我的所有问题都不厌其烦地解答，深入浅出，透彻以至于“穷尽”！那次在西山，虽说是名为“游玩”，但对先生来说，其劳动强度绝不比上一次课的劳动强度要小。而对于我而言，那次游玩绝对可以说是一次正式上课——那次课的课程名完全可以称之为“文化思想纵论或纵谈”！

　　除了那次在西山游玩的“闲聊”外，在先生门下三年的时间里，我曾好多次到先生家里听先生“闲聊”——先生常常是一边抽烟一边“闲聊”；“闲聊”到兴致高时，先生往往会好像是很用劲似地抽一口烟，然后徐徐地吐出袅袅青烟。

　　后来听先生“闲聊”的次数多了，对先生的“闲聊”习惯了，特别是先生在“闲聊”中建议我要认真地读两部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之时，我忽地意识到：咱们北京师范大学实际上也是一所牛津或康桥，我的老师也是一个罗素！

　　当然，在先生门下的三年里，我并不只是听先生“闲聊”——也正儿八经地听过先生所讲的课，而且听得很认真、很积极。记得有一次，我和李怡兄一起听先生所讲的课，那次课间休息时，我要擦黑板，但先生不让我擦——他要自己擦！

　　高远东先生说：“王富仁老师的人格中/最不可追的是平等精神/学界论资排辈陋习甚多/常见硕学大儒因座次不当生闷气闲气/富仁老师毫无权力心势利念/长幼尊卑男女/完全一视同仁/弘扬平等，真正从儒家等级权力秩序中脱离出来/知易行难啊/富仁老师是真正做到此点的真人至人/这一道德成就更不可追。”现在想来，先生要自己擦黑板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也体现出了他人格中的“平等精神”。

　　三 

　　也许是先生意识到我太冥顽不灵，且很固执任性、嫉恶如仇，不适合干“社会性”很强的工作，我进先生门下之后，先生曾几次对我说，你这辈子就好好做学问吧！从先生门下毕业之际去找工作时，我几经选择，最后到C大学工作。临行前，先生说：C大学也不太适合做学问——我们系里的Y老师就是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通过读博士回来的……先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没太在意——因为在我看来，所谓做学问不就是看看书，然后把从书上“看”来的东西“拢”一“拢”“拼”一“拼”“组装”成自己的东西吗？当时，我不仅是这么想的，而且实实在在地干了起来——大肆地搜罗与我的学业方向有关的书籍，准备一安顿下来便开始“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做一点学问以安身立命。然而，很快，事实就证明我的想法错了。

　　也许是先生发现我没有好好地做学问的缘故吧！先生在那段时间里不时地把他的新作寄给我以“鼓励”我做学问，每到春节来临之际，则又给我寄明信片，明信片上除了祝福语之外，便是“鼓励”我做学问的“鼓励语”。在对我进行“鼓励”之后，见我仍然“无动于衷”——连博士学位论文也没有修改好后出版，先生便对我进行“鞭策”——直截了当地批评我没有做学问，甚至在一次同门聚会上当着众多同门面带不悦地说：“我一辈子能带多少个博士？你那论文占了一个题目，别人不太好做，而你又不好好做，那怎么行呢？！”不过，在聚会结束之后分手时，先生又私下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又是在大学里工作，以后换工作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不好好地做点学问，那么做点什么呢？！再说，你也不是做不了学问的人！”先生似乎意识到我仍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心里去，便在第二天托一位小师妹送给我他新出的一本书以示进一步的“鞭策”。

　　四 

　　先生患病之后第一次回北京治疗之事，我一点儿也不知情。先生第二次回北京住院治疗之事，我则是在无意间得知的。一得知先生再次回北京住院治疗后，我便决定与我爱人一起去看望先生，并发微信给于慈江兄征求他的意见。于慈江兄建议道：“进入化疗，以后就可能吃不下什么东西了，给老师带两本有趣的书看也行”，“买点儿水状的，可以随时喝的东西也行”。

　　第二天，我特地到西单金象大药房给先生买了几盒灵芝西洋口服液，随后，又去一家书店给先生买书。我在买书时颇为踌躇，最后“差强人意”地给先生买了一本许渊冲翻译的《高老头》、一本《罗亭·前夜》。当我从西单回到家后，手机微信提示铃声响了——师弟肇磊兄在同门微信圈里发微信道：“考虑到我爸目前的身体状况，为了能够让他充分得到休息和治疗，请近期有意到医院看他的各位同门暂时不要前来探望，在此对大家的心意表示感谢，如想了解他的情况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谢谢！”

　　随后，我与爱人商量，由我一人前往看望先生——在远处静静地看看后就离开。在得到肇磊兄的同意后，我在第二天前往301医院看望先生。

　　一走进医院大楼，我便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脚步轻轻的，好像是怕惊动先生似的，同时在心里默念道：“老师，我来看您来了！”眼泪也随之一涌而出。

　　到先生病房的门口后，我停下来静静地“瞭望”先生。师弟肇磊兄发现我后，把我迎进病房——我俩谁也没说话。先生戴着氧气袋，闭着眼，脸色灰黄，好像是一个人在极度的劳累之后，疲倦地睡着。我再次在心里默念道：“老师，您太累了，好好地休息一下吧！”我刚默念完毕，先生就睁开了眼，然后很吃力地露出一个笑容，声音极为微弱地说：“你来了……”

　　“老师！您别说话！”我赶紧道，“您静静地躺着……”

　　但先生继续声音极为微弱地说：“还好吧？……”

　　“很好！”没等先生把话说完，我打断先生的话道，“您先好好休息，等您痊愈了我再向您细细地汇报！”说完，我用力地握了握师弟肇磊兄的手，强忍着眼泪快步走出了先生的病房。进电梯后，我放肆地嚎叫了一声，眼泪随之潮涌而出。

　　第二天，我总不时地想起先生，便把刚刚收到的张志忠先生为我的新作《同学少年》所写的序发给师弟肇磊兄，明言请他告知先生，并转达我的想念；后来，在收到赵京华、沈立岩等先生为我的同一部拙作所写的序之后，我也同样发给师弟肇磊兄，同样明言请他告知先生并转达我的想念——在送别先生的前一天同门相聚时，师弟肇磊兄亲口对我说：“我爸很想念你！也叨念过你！他说他是想看你自己写的书，可你却只发来了那些序！”

　　至此，我忽地明白先生始终没有“放弃”我！始终都在关注着我的学业——哪怕是他自己在大病之中！

　　五 

　　在得到先生大去的噩耗时，我刚踏进家门。一开始，我感到非常吃惊——以至于过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将背在肩上的背包放下；也非常地不相信——我去看望先生后才过了短短的几周，先生怎么会这么快就走呢？！我随即给师兄钱振纲、师弟孟庆澍打电话，但均没打通。随后，我从李林荣兄那里得到了确证！

　　在确知先生大去之后，我泪如泉涌，同时，下意识地起身，打算前往301医院，我爱人还特地提醒我给先生守灵，但还没来得及出门就收到了师兄钱振纲发来的微信：“我刚去帮忙了。现在回家路上。”

　　紧接着，又有其他人告诉我先生已经不在301医院了。

　　当晚，我一夜未眠。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发微信或短信给我一些尊敬的师友报丧，同时，也收到了师友们对先生的大去表示哀悼的微信或短信——最先收到的是陈建文兄所发的微信，建文兄写道：“老廖兄：我也听说了，王老师身体不好一段时间了。王老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他走了，我们表示哀悼！建文。”

　　随后，我又收到了其他师友发来的短信或微信——解志熙先生写道：“我刚从孟庆澍处得到消息，很难过，走得早了。我6日、7日都有课，不能去吊唁了。已托庆澍转上挽联。

　　王富仁先生千古

　　学术先进，深造自得，为新文学传法护镜，

　　思想老道，进退自如，治新国学开源通流。

　　解志熙敬挽。”

　　孔庆东先生先后发来了两条微信。第一条写道：“每次开会，都是我陪着王老师抽烟喝酒，他把我称作‘烟友酒友’。其实我不能喝酒，抽烟也是外行。”

　　第二条写道：“我1987年跟随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正式进入现代文学研究圈。从那时起，就认识了可敬又可亲的王富仁老师，多次同游同席，也曾酒酣耳热后激烈讨论。王老师不把我这个山东老乡当晚辈看，而是叫我‘酒友’‘烟友’，每次相逢，老远就喊‘庆东，过来！’。我虽然喝酒吸烟的段位都很低，但每次遇到王富仁老师，都陪他连喝带抽。我因为在现代文学研究会做了多年的跑腿工作，从北京师范大学到汕头大学，多次亲炙王老师的殷切教诲。许多年前，有位与王老师同名的学者去世，我万分悲痛，次日才知道搞错了。此番真的噩耗传来，往事历历涌上心头。愿王富仁老师在天堂喝好抽好，写好讲好，那里有鲁迅先生陪伴着您呢。”

　　虽然先生的大去令我悲痛不已，但是，如此众多的师友不约而同地对先生表示敬重则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我也油然想起了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的经典名句：“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送别先生时，我见到了处在极度悲痛中的师娘！

　　在见到师娘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了——我跪在师娘面前失声痛哭了起来，并向师娘喃喃哭诉我的悔恨：“我要是早知道老师会这么快就走，我那天去医院看望他时怎么都会和他多说几句话的！……”

　　我那天本是想让先生静养、本是以为先生会康复的——至少不会很快就走的！可先生最终还是走了——就像徐志摩当年再别康桥一样：走得轻轻的！走得悄悄的！走得没让我——不！是我们！——稍稍知晓，也没让我们有任何思想准备！

　　其实，像我这样对先生的悔恨绝对不仅仅是只有我才有的——李怡兄也有。李怡兄说：“我最后一次见老师时是在他大去的前几天——当时，我去给老师送医保卡，见老师比较虚弱、气喘，就匆匆告别了！老师平时在谈到病时总是笑嘻嘻的，从未说过‘痛苦’之类的话，谁知他这么快就走了！”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我的恩师王富仁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