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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戏曲“新流派”创造经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唱腔

时间:2017年05月17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何瑞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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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唱腔

——专家研讨山西戏曲新流派“爱爱腔”“转转腔”“俊英腔”“爱珍腔”创造经验

 

  山西戏曲历史悠久,充满活力,随着时代发展,出现一些“新流派”。4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山西省戏剧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山西戏曲“新流派”创造经验研讨会在京举行,连辑、曲润海、赵银邦、牛根富、王馗、王安葵、谭志湘、包澄洁、马也、郭孝明、吴宝明、祁爱斌、文井、王越等三四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就“爱爱腔”“转转腔”“俊英腔”“爱珍腔”的创造经验进行总结,深入挖掘艺术家与时代、地域、剧种、团队及演员群体的关系,总结“流派艺术”形成的原因要素,为中国戏曲的长效发展提供范例和理论基础。

  何为流派,一个流派是如何形成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指出,流派是经过提纯的戏曲艺术,是个性化的艺术创造,是引领时尚的艺术,不引领时尚则可能会走向僵化;流派离不开群体的互动竞争、合作;流派是一个时代变革的艺术,是顺应时代往前走的,日新月异,出现多元变化。他以黄河流水比喻,把流派看作是从黄河流出去的,还是百川汇海流入黄河的?如果与黄河是反方向的,那么它只能是很小的流水而已;支流汇入黄河,走向汪洋,与黄河的源头、走向联系起来,才是流派灵之所在,魂之所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唱新腔,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表示:“流派艺术的产生是一个剧种成熟的表现,是舞台艺术繁荣的表现,是艺术家个人艺术天赋充分发展的表现。”戏剧评论家田永国认为,构成戏曲流派,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包括艺术上的独创性、雄厚的群众基础、有代表剧目、有人继承和发展。

  山西戏曲以蒲剧、晋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四大剧种为支撑,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调查确认的活态剧种达56个,一大批活跃于各行当的表演艺术家使传统梆子戏在当代焕发光彩,推陈出新,逐渐形成个性化的流派特征,其中,“爱爱腔”“转转腔”“俊英腔”“爱珍腔”是王爱爱、宋转转、武俊英、张爱珍四位演员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专家们指出,四种唱腔的名号,都是观众封的,是观众给的荣誉,四位女表演艺术家天生有副好嗓子,声腔各具特色,唱念做等基本功扎实,大胆融合创新,敢于突破传统,成就了一批经典剧目,得到观众们喜爱和传唱,对山西戏曲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如王爱爱吐字、过韵、归音功力深厚,塑造人物感情细腻,在《见皇姑》中扮演秦香莲,有一段长达38句的成套唱腔,节奏由慢到快,急如流水,她一气呵成,充分表达出秦香莲的满腔怒火;宋转转在晋剧传统唱法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了民族、通俗、美声唱法的可取之处,兼收并蓄,充满时代感;武俊英唱腔激越高昂又委婉缠绵,融会蒲剧多家技巧,又借鉴秦腔、越剧、黄梅戏以及流行歌曲等发音运腔,博采众长,为古老蒲剧唱腔增加了清润流畅的韵味,吐字清、声含情、韵味美;张爱珍嗓音清丽纯美,唱由心生,唱中有情,以神韵贯腔,韵味浓厚。

 

谈山西戏曲“新流派”创造经验

 

  山西四位新流派创造者,从左到右依次是宋转转、武俊英、王爱爱、张爱珍。 刘晓辉 摄

 

  文学的流派和戏曲的流派,似乎有些不同,比如山西山药蛋派,有共同的经历,都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走过来的;有共同的文学主张,就是主要写农村、农民,给农民看;故事通俗易懂,用白描手法写人物,喜闻乐见;语言通顺、流畅、幽默风趣、引人入胜;他们同是山药蛋派的作家,各人的风格个性却又不同。

  戏曲的流派,则不是横向的一个群,而是以单个人代表的。纵向看,戏曲流派代表人物,都有传承关系,上有师傅,下有徒弟,而且徒弟有若干人。戏曲流派代表人物也和作家一样,有代表性的作品,即剧目。但剧目不同于剧本,而是通过演员的唱念做打,尤其是唱念做,是舞台上表现的成果。因此马玉楼说:丁派精华唱念做。也就是说,首当其冲的是她们的声腔艺术。

  一个流派代表的形成,除师承关系外,都有一个高水平的合作默契的创作班子,特别是编、导、音乐创作人才。王爱爱、张爱珍身边有这样的班子,这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吴宝明,张爱珍不可能把昆梆罗黄四个声腔创作成一台高水平的演唱会。武俊英没有韩树荆等,《苏三起解》不可能那么精,更不会有蒲剧《西厢》。宋转转出塞,忘不了把琴师鼓师导演带上。并且,每个流派代表人物,还都有一个旗鼓相当的演出班子,水涨船高,相得益彰。

  有人问:你做了几年文化厅长,你对这几位作为流派代表的成长成熟成名做过些什么?我真是说不来。我回忆,也就是对她们的艺术创造尊重、承认、信服、推介、宣扬。而最要害的,还是她们自己不断地继承、创新,在天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她们的优势、韧性。拼搏,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从不止步,从不退缩,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我和文化厅所做的工作,就是适时把当时的青年演员推到梅花奖领奖台上。

  特别可贵的是,她们在逆境中的坚守、磨练、进取,从而取得艺术上的升华。每个人都有过坎坷,有过不顺利的时候。她们靠的是自我调节,抱定艺术上不倦的追求,把压力变为动力。比如与原演出团脱钩的时候,需要重新建立和依托新的艺术实验基地,她们各有各的办法。王爱爱所遇的坎坷更大,《三上桃峰》以后,她一直不顺。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丈夫被打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清查对象,她也受了牵连。演《杨门女将》,她只能当杨门媳妇,也得披起靠来,却不能张开口唱。后来霍士廉、罗贵波到山西,搞“清查善终”,才“善终”了。她没有不停地找领导要这要那,记得她只找过我一次,给她的承包团起了个“永春团”名字。我也到她家去过一次,动员她去争梅花奖,她说已经签了演出合同,不好毁约。艺术至上,观众至上,对奖项并不在意,她依然是晋剧皇后!

  研究新流派难,却有“吃螃蟹”的价值。好事起了头,就会接踵而来。山西在旦角声腔艺术上、做派上,还有表演艺术家值得研究,如上党落子的郭明娥、临汾眉户的许爱英、北路梆子的吴天凤。那“天下第一杀”的《杀庙》,吴天凤就是创作者、首演者。谢涛、杨仲义、郭泽民、张保平,堪称四大须生,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我在山西文化厅究竟做了点什么?想来不过是:提出依据山西文化优势,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文化艺术。具体就是: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作第一流的作品,创造第一流的管理,建设相适应的文化设施,简称“四个第一流”。提出了“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的口号,提出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要求。成立了十几所艺术中专学校,十个戏曲青年团,后来在这些青年团里出了一批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获得者。这些口号和作为,究竟对新流派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不得而知。现在看,那时的第一流,大都退居二三流了。但张爱珍、武俊英、宋转转,确实还是第一流。王爱爱是晋剧皇后,当然更是全国的第一流了。在演员数量上,山西在全国仍然占着领先的地位。

  (作者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本文为作者在山西戏曲“新流派”创造经验研讨会上的发言)

(编辑: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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