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汪曾祺是个极有趣的老人。

　　许多文友与他相识、相熟，求过他的字、索过他的画、存过他的书，继而又有不少人写过他的评论、专访、印象记，汪曾祺于是成为“汪曾祺现象”。

　　汪曾祺现象，不如说他已成为一种文坛风景线，那样平静从容地存在着，自然而然，毫无矫饰，随遇而安，乐天知命。

　　一个可爱的好老头。

　　江苏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五大本的《汪曾祺文集》，陆建华主编，分为小说、散文、文论和戏曲剧本卷。当时我专门到汪老家取到这套书，继而津津有味地连读数日——我承认这种阅读快感是久违的了。

　　读完之后很想与汪老通电话，拿起话筒之后又犹疑，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这样一位睿智的长者面前，曾经沧海难为水，三言两语不太好表达，我只记得阅读中一个细节，大笑的细节。

　　当然是我大笑。

　　读到《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时，突然出现了这么一段文字：

　　“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幽默、生动、传神，师生之情借这简约的文字传导出来，而沈从文先生的性格，也就不经意中呼之欲出了。

　　我没法不笑，相信任何一位稍具幽默感和想象力的人都会忍不住发笑，汪曾祺一定也乐得不行，可他绷住劲，不动声色地说了一段绝妙好辞！

　　沈先生的一生为人为文，影响了汪曾祺，他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以概括，其实这句话也适用于汪老本人。读汪文，无论谈地方风俗、花卉草木、风味小吃，无论忆童年思故乡，直至考据《葵·薤》和描写自己“效力军台”研究土豆，处处流露出“赤子其人”的坦诚、恬淡，还有悟透人生的豁达与随意，故而读汪曾祺的文集，实在等于重新认识和了解一位风雨人生坎坷奋进的长者的心灵世界。加上汪老广博的学识，对古典文化深厚的修养，所以仅用“开卷有益”四字名之，显然不够分量。阅读汪曾祺，从他的小说、散文直至戏曲、文论，不啻是一次心灵的洗濯、精神的沐浴，是视野的一次拓宽，是悟性的启迪——感悟人生、感悟命运，感悟艺术与文化。对于浮躁喧嚣者而言，读汪曾祺书，端的是一次文学的治疗，他能让你入静，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入静。

　　随便举几个例子：

　　“南方人很少知道藠头即是薤的。北方城里人则连薤头也不认识。”我爱食薤头，我是从军去云南时养成的习惯，但我从不知道藠头就是薤。长知识不是？！

　　沈从文先生爱用“耐烦”一词，对别人的称赞，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与孙女做事，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汪曾祺总结道。“耐烦”是沈从文留给汪曾祺和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葡萄月令》一文，从一月写到十二月，可以当童话来读，纯净恬美。

　　《安乐居》一文，是最地道的京味小说，对话功力之深，令人叹服。

　　《范进中举》一戏，对传统文化的稔熟、对旧体诗词的运用，删繁就简的安排，妙趣横生。

　　还有，还有……

　　说不完的汪曾祺，既然说不完，就不再费劲去说了，《汪曾祺文集》把一个多才多艺的老作家一下子端出来，这五卷大书能让你明白自己几斤几两，盛名之下无虚士，而昔日江苏文友叶兆言曾云：中国最后一个文人是汪曾祺。信然，从多方面的修养而论，叶兆言一言中的。

　　想起自己一次煞风景。

　　那是多年前的一次云南笔会，汪老酒毕，有数位当地作者前来索字，让他写了一幅又一幅，是我不忍让汪老太过劳累，上前力阻。求字者最后悻然而退，汪老亦颇扫兴——我在这文集中屡次读到他对写字作画的兴致，才发觉自己的多事。

　　毕竟如今文坛上敢于当众挥毫现场吟诗的文人，是凤毛麟角了。

　　而且我还想披露一个故事，汪老落泪的故事。

　　那是我们的笔会的尾声，在云南大理，那一夜不知为什么大家谈起了命运，谈起人生，以及留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的青春，一群人竟禁不住悲从中来。汪老陪着大伙落下大滴的泪，然后他哽咽道：“我们是一群多么好的人，一群多么美的人，而美是最容易消失的。”无尽悲凉，我记住了那一幕，也记牢了汪曾祺老人真诚的话。

　　在汪曾祺“文论卷”前有一页手迹，这是他《拾石子儿》中的“代序”，他这样写道：“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我的感情是真实的。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泪不能禁”，这场景我亲身经历，汪老含泪时的眸子亮晶晶的，让你窥见出他透明的心灵。

　　似乎不止一次，汪曾祺在谈到自己写《大淖记事》的经过时，写到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写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汪曾祺这样承认道。

　　写作能贴近人物到这种程度，是一种很神圣的境界。汪曾祺实在不好被任何文字框住，故而《读汪琐记》就此打住，印象深的是汪曾祺一句实实在在的指令：一个当代的中国作家应该是个通人。难度太大了。铆足劲，下一辈子的笨工夫，也不一定能“通”到哪去，没法子，叶兆言早有话撂在那儿，兆言兆言，有言在先，最后一个文人，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