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就要进入2017年元月，父亲将迎来86岁大寿，我们兄妹正商量着要为老人家贺寿，然而父亲却在2016年12月24日那天离开了我们。父亲从去年4月住进医院后， 6月初短暂出院一周，又因发烧再度入院，直到最后离开人世，8个月的治疗， 8个月的煎熬，他始终没有放弃，怀有一线希望，积极配合治疗，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

　　父亲的离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无尽的哀思。数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眼前。父亲是公认的学者型艺术家，既严肃认真，又富有激情。他的身上有许多令人敬佩的地方，同事、朋友、学生每每提起他来都是赞不绝口。说他做事严谨，从不拖沓，注重细节，从不敷衍，思维敏捷，见解独到，记忆超常。的确，常有人求他审阅书稿、指导书法创作，父亲总是认真阅读，仔细推敲，准确指出书稿或作品的精彩所在和不足之处；尤其是为他人出书撰写序跋，更是一丝不苟。文字稿反复推敲起草之后，再饱蘸笔墨写成书法作品，让受者感动不已。对他超人的记忆称赞者最多，他儿时的歌谣，小学背诵的诗词、课文，晚年时还能张口即来，让闻者咋舌。书法作品经常以古诗词为内容，父亲总是提笔书写，一气呵成，让观者心悦诚服。

　　父亲常忙于工作，说教不多。记得我在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每天都能看见爸爸在大声阅读英文日报。父亲工作在华侨事务委员会，掌握外语对外交流十分必要，父亲因此刻苦攻读，成效显著。后来他调到中国新闻社日本组工作时，每天又在朗读日语。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便携式录音设备还未问世，学习外语全凭记忆和反复练习。父亲很有语言天赋，他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单位准备派他去香港，为中新社驻香港记者，后来因为“文革”开始了，未能成行。总之，在我小时的记忆里，父亲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学习。他的这一习惯直到晚年依然如故，每天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书房，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要不就是挥笔创作。工作学习、艺术创作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组成部分，向空气和水一样，不可缺失。

1975年时刘艺全家照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出版界为了弥补多年出版的缺失，集中出版了一批中外名著。当时我还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爸爸给我寄来了一套四卷本的《红楼梦》 ，犹如干旱的土地得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及时雨，我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地阅读着。“荒友”闻讯争相排队等待，更有甚者得着哪本看哪本。直到我被连队推荐上大学之后，有一本还在“荒友”的手中传阅。因为这套书是父亲送我的礼物，尤其还是极难得的名著，我真不舍让它残缺，不得不多次写信催要，一年后方才完璧归来。1977年我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又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子夜》 《家》 《牛虻》 《现代汉语词典》等一批带着油墨清香的新书。尤其是那部《现代汉语词典》成了我在校学习的最好伴侣。“文革”开始时，我刚小学六年级毕业，这场革命教育是重灾区，从上到下都停课了。大约一年半后“复课闹革命” ，我们进入了中学，在校期间“学工、学农、学军” ，进工厂，到农村，搞军训，还要经常上街游行庆祝“最高指示”发表，能在课堂学习的时间极为有限。不到两年我们就初中毕业了，加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所学无几，能够走进大学课堂，冷暖自知。父亲送我工具书正是看到了我们这代人的缺失，激励我读书也是让我从阅读开始，填补我们明显的知识洼地。如今人们常说“阅读改变人生” ，父亲当年为我购买图书就是在为我指明这条人生途径。

　　如今父亲走了，他对我们的关怀和教诲，却历历在目，他的品质、他的作风、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我们却沉浸在久久的哀思之中，父亲，我们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