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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庚辰:关于“高原”与“高峰”

时间:2014年10月2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傅庚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一语中的,这是当前文艺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就交响乐创作来说,我以为,我国并不缺乏人才。从上个世纪50年代“留苏”,到改革开放以后“留美、英、法、德、俄”等国的留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历历在目。我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更是大有人在,他们都受到过系统的专业技术训练,并学习了外国的现代技法,在技术上不存在障碍,可以说“老中青”三代俱在。这些音乐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交响乐事业,为此付出辛勤劳动。仅第一届“金钟奖”参评的交响乐作品就有121部,评出了金奖《土楼回响》。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13年,又有几百部作品问世。但是,在新中国成立50年、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等庆祝演出时竟很难选出“高峰”作品,而不得不还是演奏“老三篇”:《梁祝》《黄河》《红旗颂》。同时,欧美等世界多国也呼吁要求演奏中国作品。但是,能拿得出去的作品的确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为什么是这样呢?正如某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新作品音乐会邀请外国专家出席,结果外国专家评论说:“你们这些作品的写作技巧一点也不比外国差,但听不出来是中国人写的。”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同志对我说:“现在有些作品乐团不愿意演,指挥不愿意指,听众不愿意听。尤其是音乐院校学生写的一些作品,指挥都无法下拍子。有的著名歌曲改编的曲子,听众竟以为是乐队演错了,甚至发生排练时乐手与作者吵架的现象……”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和惊醒吗!当然,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王宁写的交响乐《人文颂》已在法国、美国和我们的台湾上演,受到好评。

  我以为在创作思想上要提倡现代技法中国化。现代技法要学,但不能“生吞活剥,照搬照抄”,要结合中国的创作实际。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因为他既大胆提倡、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又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期毛主席就提出过“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国情的系列讲话,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音乐创作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要把外国的现代技法化解为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作品才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音乐语言民族化。旋律是音乐的灵魂,古今中外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有美好的旋律。而这些美好的旋律都与作品反映的国家民族相联系,来自于本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语言。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音乐是世界语言。”但这不排除音乐要具有国家、民族的色彩和风格,如果这些具有国家民族色彩的音乐语言都在作品中消失了,全世界的音乐都一个样,那将多么乏味,也就不能称其为世界了。正因为如此,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才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美好的中国旋律传遍了世界。要重视旋律的写作,要重视音乐语言的民族化。

  音乐结构科学化。结构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作者当他的创作进展到一定程度,能否更上一层楼,驾驭曲式的能力将是重大考验。恰当的体裁结构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表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体裁结构是为内容服务的,要根据作品的内容来取舍,结构的存在和运用有其内在的规律。交响乐里常见的奏鸣曲式之所以沿用至今,就是由于音乐发展的规律,矛盾冲突、对立统一的需要。音乐结构科学化,是要遵循音乐发展的自身规律,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提供恰当的形式、完美的表达。

  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是中国音乐作品从“高原”走上“高峰”的必经之路。

  我们热烈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怀抱理想信念,脚踏祖国热土,朝向美好未来,勤奋耕耘,精益求精,为人民充满激情地创作出无愧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峰”作品。


(编辑:单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