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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抗战文学的一部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的意义和价值

时间:2014年09月01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舒乙

  《四世同堂》虽然是描写北平的一个小胡同里发生的故事,但它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地理背景却是史诗性的和全国性的。细细读来,往大里说,《四世同堂》有着抗战史和战争百科全书的味道;往小里说,《四世同堂》有着北京指南的意思,包括北京气候、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民族特色、饮食特点、节日讲究、土特产品、水果蔬菜、婚丧嫁娶、动物植物、戏剧艺术等等,无所不包,头头是道,无一不精。

  

不同版本的《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手稿

1944年老舍先生在重庆北碚

  在抗日战争后期,由1944年初开始,在重庆郊外的一座小镇北碚里,老舍先生动笔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当年写了三十四段,取名《惶惑》,是为上卷。第二年全年又完成三十三段,取名《偷生》,是为中卷。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纽约,于1948年,完成了最后的三十三段,取名《饥荒》,是为下卷。合起来,总共一百章,每章一万字,正好一百万字,全书总名《四世同堂》。他自称,这是“抗战文学的一部较大的纪念品”,也“或许是自己最好的一部作品”。

  《四世同堂》不仅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优秀的作品。

  《四世同堂》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血腥残害中国人民的控诉书

  《四世同堂》一共描写了250位人物,其中重点描写北平城西北角的一个小胡同,小羊圈胡同里的居民,那里有名有姓的主人公一共56个。经过八年沦陷的日子,56个中一共死去了19个,其中小羊圈一号院死去了钱仲石、钱孟石、钱太太和他们的亲戚陈野求太太,2号院死去了李四大爷,3号院死去了尤桐芳、大赤包、冠晓荷、招弟和与她有密切关系的蓝东阳,4号院死去了小崔和孙七,5号院死去了祁天佑、小妞妞、祁瑞丰、胖菊子和祁家的好朋友常二爷,6号院死去了小文和小文太太。

  在整个战争期间,有三千万中国人死于战争。《四世同堂》中小羊圈胡同一下子死去了19个居民,占小羊圈胡同全部居民的三分之一,恰是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造成严重伤害的真实缩影。这19个人物中6个是反面角色,他们是汉奸、特务和狗腿子,干尽了坏事,死得罪有应得。其余13位,绝大部分是被日本人用各种办法残暴地迫害死的,有被砍头的,有被活埋的,有被活活打死的,有受污辱之后投河自尽的,有饿死的,有被污辱绝食而亡的,当然,也有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反抗英雄,还有刚烈不屈的自己一头撞死在棺材上的老夫人。老舍笔下的沦陷北平城的居民的各式各样惨死的情景生动地再现了那场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痛伤害和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当《四世同堂》在战后刚刚传入日本的时候,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把它称为一部对日本的“反战人生教科书”。这种评价是非常贴切和中肯的。当读者读了老舍的这些描写之后,都会掩书而泣,泪流满面,被这些可怕的、丝丝入扣、令人不寒而栗的生动写照所震撼,为这些书中老实忠厚的普通北平人的悲惨命运所牵挂,由胸中升起一股悲悯的呼唤,自然而然地由同情由悲愤而转向对日本侵略者发出强烈的控诉、愤慨和谴责。

  老舍在《四世同堂》书中,在故事情节中穿插了许许多多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对中国人犯下的种种罪行的细节,这些细节既荒谬又可恶,令人发指,丧尽天良。除了强化治安(净街、戒严、查户口、发户口证、良民证,设胡同里长)、禁锢思想(烧洋书、烧新书、专买图书,没收老收音机、换日本收音机,只能听本市和冀东、建新民会)、奴化教育(小学三年级起学日语,废除英文,派日本教官)这些内容之外,老舍着重写日本人的抢棉、抢粮、抢煤、抢钢铁,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所有的棉花都运往日本,布店不上新货,又不准歇业,顾客买布限量,一人一次只能买布一丈,不够做一件卦子的,还得强买一件日本破旧的小玩具。给伪军的新军衣里全是塞的破布和烂纸。煤也都运往日本,新煤只给北平剩下十分之一,冬季所有的北平居民都挨冻。粮食凭粮证供应,但只能用一次,过期作废,下一次何时发放粮证完全没有谱。断粮,只好挨饿。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六岁以下的孩子不发粮证,没有领粮资格。后期全市只供应“共和面”,那是一种豆饼渣、高粱壳子,类似糠麸一类的混合物,黑臭酸霉,无法下咽,吃了又拉不出来,造成大饥荒。每天有许多北平城里的人冻死饿死病死于街头,被成卡车地往城外运,喂了野狗。消化不良拉肚子的人要拉去“消毒”,拉到城外活埋。街头抢食物成风,一不小心手中的食物就被挨饿人伸手抢走,当场呑吃掉。街上卖食物的铺店只好用铁丝网子将篮子罩起来,避免被抢。冬季的一天夜里,全北平居民住宅大门上的铜门环都被摘走,被运往日本去造子弹。每户还要强迫献铁两斤。法币不准用,要用伪币,法币没收之后日本人用它去换外汇。不知情的乡下人带着法币进城,搜出来之后要在城门下挨打罚跪。日本人逮捕人采用夜间密捕的方法,不敲门,翻墙而入,被捕者多半永远失踪。弄死人,把他的衣服用纸包由墙上扔进来了事。每家的窗户都必须用黑布蒙上,不准透亮……所有这些,没有一件不会引起麻烦,引出无数的悲剧和惨案,造成许多人无辜地死去,北平渐渐地成了一座冰城、荒城和死城。《四世同堂》正是用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向世人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肆虐和罪恶,将他们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四世同堂》就是一部对日本侵略者在全世界面前颁布的罪证书和控诉书。

  《四世同堂》揭示了一条普通中国民众由完全无知到民族觉醒的漫长而沉重的路

  由卢沟桥“七七”事变开始到“八一五”抗战胜利为止,中国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取得胜利,为什么呢?《四世同堂》正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因之外,老舍先生认为还有一个文化原因。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光辉灿烂的光荣历史,但也正因为此,她的脊梁上背上了沉重的文化包袱,这个包袱在民族危难当头之时,民众由于完全无知,形成一盘散沙,无法迅速地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挨了打,死了人,吃了苦,最后慢慢醒悟了,才走上了一条各民族觉醒之路,取得了“惨胜”。

  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需要细细剖析。这正是老舍厚厚的《四世同堂》需要解答的。

  从抗日战争的态度上看,当时中国普通民众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祁老爷子型。

  祁老人在听说卢沟桥炮声响起的时候,马上命令自己的长孙媳妇韵梅,看看家里的粮食够不够吃三个月的,还有没有足够的咸菜,有的话,去把那口破缸找出来,用碎砖头把它装满,准备顶在街门里边,不出三个月,保准天下太平,就过去了,没事了。老人小时候国家也受过日本的欺负,但是他始终不明白日本究竟要干什么,莫不是爱占小便宜,兴许是看上了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他懂得很多老规矩老礼节,但是对国家大事却是十分糊涂,脑子是一盆糨子。

  第二种,祁瑞宣型。

  祁瑞宣是祁老人的长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职业是中学教员,知书达礼,懂英文,人很聪明,不糊涂,也很爱国。抗战一爆发,他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究竟是走出家门投入到抗战洪流去呢?还是留在北平,担负起一家人的生活保障责任呢?他马上想到中国文化里有一句老话,叫做“忠孝不能两全”,忠是对国家尽起一份公民的责任,孝是对家庭、对老人应付的一份责任,这两事偏偏不能两全,要么尽忠,要么尽孝,只能选择其一。他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上有祖父祖母,有父亲母亲,自己旁边有兄弟和兄弟媳妇,还有自己的太太,下边有一双儿女。他是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他走了,这个家庭怎么办呢?算了吧,让别人去尽忠吧,他只能留下来,守着北平,委曲求全地尽孝吧。

  第三种,钱诗人型。

  钱诗人是典型的老派的中国文人,会诗会画。在他的心目中,北平是一棵树,他是树上的一朵花,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不幸丢失了,他想他也不便再活下去。他准备和这个古老的文化一起同生死。

  第四种,冠晓荷型。

  冠晓荷是个小知识分子,学问不大,当过小官,没什么理想和抱负,只想往上爬,一心要升官发财享受,至于给谁服务,全然无所谓,谁都行,总之只要对自己有利就成。

  第五种,祁瑞全型。

  祁瑞全是祁瑞宣的三弟,是个快毕业的大学生,爱国,头脑清楚。抗日战争爆发,第一个念头就是离家出走,去抗日。

  摊开来分析,芸芸众生中比起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和第五类,第一种类型的人,祁老爷子和祁老爷子们,非常的多,占了绝大多数,小羊圈几个大杂院里的居民差不多都属于此种类型。他们都知道爱国,但毫无主见,觉悟程度几乎等于零,在是非面前完全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他们差不多都糊里糊涂地当了亡国奴,随波逐流,越滑越低,最后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事实教育了他们,命运把他们统统逼上了绝路,到了最后才知道,只有拼死反抗才说不定能有一条活路,最不济也能来个同归于尽,不辱祖先。受了无计其数挤兑和屈辱之后,他们身上的正义感到了最后时刻终于迸发了出来,祁老爷子拖着病病歪歪的身子,抱着饿死的重孙女小妞妞的尸体要去和日本人拼命。李四大爷,一辈子没动过武,永远奉行谨小慎微的处世哲学,老了老了,白了胡子,却毫无道理地挨了日本宪兵的两嘴巴。他气炸了肺,把所有的劲都使在拳头上,举起手来,极快的照着日本人的脸来了一下子。他被当场活活打死。死得像个英雄。剃头匠孙七因为拉肚子被拉去“消毒”活埋,他不愿意与一道被“消毒”的汉奸冠晓荷为伍,接过铁锹,把身上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往坑里填土,亲手把冠晓荷埋在土里,然后,自己主动跳到坑里,没出一声。郊外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常二爷进城买药,因拿着法币被日本人在城门洞罚了跪,回家后不吃不喝,愣是绝食而亡,临终,口里只对儿子说两个字——“报仇”。他们都因为没有及时地走上抗争的路,受了苦,受了辱,受了大罪,而最终才做出了拼死一搏。这种民族觉醒的路是付出了太大太大的代价才换来的,来得很迟,很悲壮,付出了生命。

  老舍在《四世同堂》把大量笔墨放在了第二种类型的人祁瑞宣身上。他认为祁瑞宣有典型性。他就是那个背在中国背上的沉重的文化包袱的化身。老舍先生认为文化对历史的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或促进,或拉后腿。这种作用一点也不弱于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他坚定地认为对文化中优秀的传统一定要继承、坚持和发展,而对文化中落后的部分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只有这样,有继承有批判中国才能进步,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才能快步追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国家。

  老舍的《四世同堂》通过对瑞宣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抗日战争之始不能迅速做出反应,不能团结一致,不能一致对外,就是因为像瑞宣这样的中国精英们受中国文化负面的影响,不能立即放下手上的事情,勇敢地走上战场,而呈现一盘散沙的困境。到了抗战后期,经过严酷事实的教训瑞宣终于痛心地明白了:“留在北平的,自取灭亡”,“在敌人手底下,要保护一家人,哼,梦想!”

  可见,对中国文化一定要一分为二,扬优避劣,扬长避短,推陈出新,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大踏步前进,迎头赶上世界潮流,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

  老舍的《四世同堂》勾勒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动态的过程,由完全是空白的零点,摆脱了文化的负面影响,挣扎着最后终于走上了民族觉醒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浓重的代价。

  《四世同堂》是第一部由头到尾描写抗日战争全过程的文学巨著

  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第一段是由卢沟桥事变写起的,其第一百段是写到“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大团聚为止,包含和跨越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这在整个抗战文学中是首次,是第一部,而且它的篇幅浩大,有足足一百万字,这也是空前的。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了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

  《四世同堂》虽然是描写北平的一个小胡同里发生的故事,但它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地理背景却是史诗性的和全国性的。细细读来,往大里说,《四世同堂》有着抗战史和战争百科全书的味道;往小里说,《四世同堂》有着北京指南的意思,包括北京气候、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民族特色、饮食特点、节日讲究、土特产品、水果蔬菜、婚丧嫁娶、动物植物、戏剧艺术等等,无所不包,头头是道,无一不精。《四世同堂》涉及抗日战争的每一个大的战役和每一座我方大城市的丧失,也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背景里的重大的国际事件。《四世同堂》还多次提到北平西郊的游击战斗对日寇的骚扰和打击。往纵里说,《四世同堂》谈古说今,波及中国的古代哲学、伦理道德和传统的思维定势,把中国的固有文化兜着底地加以剖析,由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将中国的各种类型的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行为都一一找到根源。

  《四世同堂》里出现了一位英国绅士富善先生。神来之笔是老舍先生还描写了一位反战的日本老太婆。在第六十四段、第七十九段、第八十段和第九十八段,都有大段的描写是针对这位反战的日本老太婆的。老舍先生用这种描写将日本上层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的广大老百姓区别了开来。瑞宣在书中称这位日本老太婆为“我们的朋友”,他在关键时刻也保护了这位朋友,他用身子隔开了因抗战胜利而涌上街头的北平人和日本老太婆,前者打算去找日本人算账报仇。反战的日本老太婆在书中的出现让《四世同堂》成为一部有着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精神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作者拥有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四世同堂》非常强烈地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传统。祁老人看着日本老太婆和她的两个侄孙儿说过这样的话“谁杀人,谁也挨杀,谁祸害女人,谁的女人也被祸害!那两个孩子跟老婆婆也怪可怜的!”而日本老太婆则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人,以一个日本人说,我应当一语不发,完全服从命令,以一个人类的人说,我诅咒叫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变成骨灰,妈妈变成妓女的人!”

  世上什么事最难?

  说自己最难。

  《四世同堂》是一部说自己的书。《四世同堂》把“自己”说得最准,最清楚,最透彻,连自己的最长处和最短处都讲得明明白白。这是《四世同堂》的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北京人的性格,他们的脾气秉性,作风做派和行为准则最能代表中国人热爱和平的传统。北京人永远温良恭俭让,永远客客气气,永远有礼貌,永远热情待人,甚至“他只知道照着传统的办法尽了做儿子的责任,而不敢正眼看那祸患的根源,他的教育、历史、文化,只教他去敷衍,去低头,毫无用处的牺牲自己,而把报仇雪恨当作太冒险,过分激烈的事”。

  抗日战争终于把中国人,把北京人,打明白了,让他们看明白了自己,也看明白了世界,包括看明白了日本人在内。终于,他们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不应当互相残杀。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明。这是个极大的使命”。终于,经过打,也把日本人打明白了,他们并不是一个一切人的主人的民族。

  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世同堂》是永恒的。《四世同堂》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都有价值,既有历史价值,又有很了不起的现实意义。

  生命总是延续的,是进步,是活在今天而关切着明后天的人类福利。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四世同堂》也写了老舍先生自己。在阅读《四世同堂》的时候,熟悉老舍本人的读者常常惊讶地发现,哎呀,这不是在写他自己吗。这样的章节非常多。凡是老舍先生借用自己的经历去写的时候,那些文字一定格外精彩,特别出彩,特别可爱,特别美丽,特别有味道。请看,他笔下的小羊圈胡同,那本是他自己诞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请看,他笔下的北京的端午节和北京的夏天,透过纸背连那些时令的水果香味都能真真的闻见。请看他笔底下北京北土城外的坟地周边的景物,那里的一树一草一磨盘一土屋,那是他埋葬自己父亲的生辰八字和布袜子的地方。他的这些文字都来源于自己儿时的记忆,而回忆往往是亲切的,亲切能产生伟大的文字。我们来读读他怎么描写北土城外的北京穷苦农民吧:

  “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这整个的屋子里的东西,大概一共不值几十块钱。这些孩子和大人大概随时可以饿死冻死,或被日本人杀死。可是,他们有礼貌,还有热心肠,还肯帮助别人的忙,还不垂头丧气。他们什么也没有,连件干净的衣服与茶叶末子都没有,可是他们又仿佛有了一切。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与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好像不是活着呢,而是为什么一种他们所不了解的责任和使命挣扎着呢。剥去他们的那些破烂污浊的衣服,他们会和尧舜一样圣洁,伟大,坚强!”

  也许《四世同堂》的“核儿”便在这里。

  就此打住吧,这最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多少偏离了本文的主题,若许,是另一篇论文的内容了,那可能是一篇十分有趣同样可以挖掘不少内容的文章吧。

  本版图片由舒乙提供


(编辑: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