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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昆虫记》

时间:2014年07月0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马林霄萝

法布尔的《昆虫记》誉满全球,中文译本琳琅满目,启发无数读者。

  《昆虫记》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呕心沥血、花了几乎一生的时间创作的,具体时代大约是在1850到1880年间。期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各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自然科学在多个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昆虫记》,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经济与科学共同蓬勃的时代,诞生在人类即将迈进新世纪大门并将迎来生态学时代的紧要关头。它算是一个奇迹: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乐章。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来解释这本书,或许会有新的启发。但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重新阅读这部作品,它的价值远远没有得到足够评估,这是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

  在19世纪之前,历史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记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在历史中的地位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18世纪这个“理性的时代”探寻到了生态学的两大传统,生态学一直围绕着这两大传统发展。

  一是以吉尔伯特·怀特为代表的对待自然的“阿卡狄亚式态度”,具体表现为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的赞美。吉尔伯特·怀特一直在倡导人们恢复到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这是一种人对自然的原始、朴素的感情。

  二是理性的帝国传统。唐纳德·沃斯特认为这源于基督教的教义:人类是上帝的爱子,自然是上帝给人类的恩赐,同时也向科学“奉献了一幅机械化和技术化了的自然侧面”。这一传统的代表希望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动,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生态学在他们看来是征服生物世界的有力工具。

  而法布尔身上体现的精神无疑是前者。

  工业革命开始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如19世纪的巴黎塞纳河污染厉害:工业化的发展、人口的跳跃增加、城市排污系统的缺乏,导致巴黎日常用水很不干净。这个时期也没有建立大规模的用水净化和供应系统。法布尔作为一名具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并为此忧心痛切。法布尔在书中写到:“巴黎……令人生畏的垃圾……早晚要成为那座特大城市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人们甚至产生这样的疑虑:照此下去,会不会在某一天,土壤中的腐败物质已达到饱和程度,臭气散发出来,将那光明的中心熄灭。”在环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首脑们关注的今天,我们不能不佩服法布尔的远见。

  《昆虫记》中,法布尔勾画出生命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由香到臭又由臭到香的过程。他这样盛赞“食粪虫的工业”:“昆虫埋藏了小粪块,日后将有一簇禾本植物因此而长得油绿油绿。一只绵羊经过这里,将这青草叼剪而去。结果,羊的后腿长肉了……食粪昆虫的工业,最终转换成我们餐叉上的一口鲜美的肉。”他认为,人类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参与生物界与无机环境之间相互转化的,除了人类,还有昆虫、绿色植物和食草动物等。自然界在这些生命各就各位的工作中,有条不紊地保持着自身平衡。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生存发展犬牙交错,构成一个既矛盾又协调的整体。这也是一个非常先进而且深刻的理念。

  书中饱含了作者对弱者、被伤害与被剥夺者的同情,充满了对强权霸权、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鞭笞和抨击。对蝉和蚂蚁关系的翻案就是一个例子。长期以来,人们通过寓言以为,蝉夏天好吃懒做,到了冬天又奴颜婢膝地向蚂蚁乞求食物,而蚂蚁是勤劳正直的化身。然而,事实真相恰恰相反。法布尔观察发现:其实是蚂蚁强夺了蝉的树汁井,最终乞求食物的是蚂蚁,而那“乐于与受苦者分享利益的”是在传说中一直被视为反面教材的蝉。法布尔对被误解的蝉怀有极大的同情和钟爱——他为弱势群体鸣不平,情感的天平总是向卑贱者一方倾斜。

  作品在描写埋粪虫时,也包含同样的情感。埋粪虫是昆虫中的“清洁工”,它们将人畜的粪便埋入地下供子女食用,保持了环境的清洁。而人类作为“这持之以恒的净化工作的主要受益者”,不仅不感激,反而向它们投去轻蔑的目光,甚至“用民众俗语给它们起了种种难听的名字”。“这仿佛成了一条规律:做好事的,到头来要受鄙视,背上臭名,挨石头砸,被脚后跟碾得粉身碎骨。……辅助人类工作,却无一不遭到同样的悲惨下场。”法布尔总是由昆虫世界推及人类社会,这也是当时弱肉强食——弱者被欺压凌辱,强者反倒飞扬跋扈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法布尔对飞蝇掠夺隧蜂的描写,更是牵涉到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飞蝇密谋进入隧蜂的巢穴,将卵产在隧蜂的巢里,导致隧蜂卵死亡,而自己则家族兴旺。对此,他写了一段意味深刻的话:“如果上面讲述的只是某种特殊情况,我们可以不去重视它:多一只少一只隧蜂,对世界的平衡无足轻重。然而太遗憾了!以各种名目从事掠夺,已经成为芸芸众生之间的既成法则……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类自身,本应超脱这些灾难;却不料在他身上,野兽的贪婪欲望竟表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更有效地掠夺,人类创造了战争这种能将人大规模杀死的艺术”;“邪恶只要一蔓延成大势,可能就变成不治之症了。瞻望未来生活,叫人不寒而栗。”

  法布尔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忧虑,恰恰成了当今世界的隐患。在这点上,一个昆虫学家的悲悯和急于牟取暴利的贪婪者的疯狂有着云泥之别。为了战争,人们制造了能使生命遭到屠杀式毁灭的武器:原子弹、核武器、生化武器……这些就是人类对于“战争艺术”的伟大发明。从古至今,但凡伟大的科学家都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怀着深切的关注和忧虑。二战期间,两颗原子弹爆炸,死伤无数。后来曾有人问爱因斯坦: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将会使用何种武器?爱因斯坦回答:第三次世界大战使用什么武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使用的武器是石头。爱因斯坦显然预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原子弹将会到处乱飞,我们的星球将遭到空前的巨创甚至是毁灭,从而回到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法布尔拥有的,不只是一个科学家热爱探索的特质,更具有诸神般悲天悯人的远见和博大胸怀。

  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庆祝活动的开始,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到来。全球变暖,海平面升高,臭氧空洞不断扩大,意味着人们在新时代面临重重危机。这使得生态学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生态学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历史学家对生态学的思考和研究,给人与自然共同的历史——环境史打上了生态学意识的印记,同时为审视生态学发展提供了历史学视角。

  而这些理论都被一个出身普通的法国农民法布尔提前预料到了。他花费了一生在自己的“荒石园”里挖出一个世界,为昆虫世界歌唱,也为人类社会哀叹。他是“昆虫世界的荷马”,可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极其艰难——“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还常常要忍受教育、科学界权威们的种种漠视和偏见。到了晚年,他被法国文学界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遗憾的是,当诺贝尔奖委员会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议的时候,他便与世长辞了。

  法布尔,比那些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更让人怀念:他与他热爱的昆虫,一起永生。


(编辑: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