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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塑像需敬畏文学 坦然面对良心

时间:2014年06月04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陈建忠

  我们是否能在内心对文字持有一份尊重、对文学保有一份敬畏?是否真能坦然面对良心,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个声音负责?是否真正将创作当做一份源于心灵、发于真诚的事业而不是“生意”?

电影《归来》剧照

  今天,除了英国境内少量表演莎剧的院团出于文化展示的目的按照当初六七个小时的长度演出外,几乎没有剧团再复原莎翁时代剧场的装置表演的样式。同样的,在当代我们也早已无法重现“同光十三绝”时代的演出环境、观演关系以及拿戏曲当做流行音乐的生活情态。但是,那些唱本、那些段落、那些人物形象留存了下来,即使没有舞台呈现,它们依然能活在案头阅读中,活在我们的想象中。

  英国人说,幸好英国有莎士比亚,让世界在触摸、感受英国的历史时,除了中世纪城堡,还有流淌在戏剧与文学间隽永而深沉的溪流。我们说,幸好我们有唐诗宋词元曲,有明传奇,有以昆曲为代表的古典戏曲,有不断被述说、被演绎的四大名著,有一代又一代文艺名家留下的经典之作,让我们在对文字的解读、琢磨、品味中通达历史的深处、揣摩历史的形象。

  让莎士比亚活着的,是文学;让中国经典传承并且让我们接近历史形象的,依然是文学。文学,在产生之日起,就不仅仅是文字的概念,也不仅仅是叙述和描写的概念。它最大、最强也是最终的功用,是通过对一个个具体艺术形象的摹写、对一个个历史瞬间的展现,最终实现对一个时代形象的整体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多大程度上意识到文学与历史、与时代的关系,意识到文学作为艺术母体所应该具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着我们的文艺创作给当代和后世留下怎样的“时代印象”!

  这不是个新鲜命题。之所以旧话重提,是因为当代文艺创作中漠视“文学价值”的现象非常严重,并且成为一种导向、一种时尚。如,靠某种概念炒作、复制成百上千张的“大头招贴画”能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标价甚高还被四处追捧;各种各样的总策划、总监制,享有对题材、样式甚至创作细节的掌控权、话语权;打开电视,满屏皆是抽离生活真实、脱开市井气息的婆媳大战、翁婿大战、母子大战以及以上关系的组合大战;此时,影院中也正以两种风格在争夺眼球:一种是在权力争夺、欲望对峙的盛宴中,用美轮美奂的光影与暧昧不清的主题为观众建构的历史乌托邦,另一种则是以游戏、自恋、矫情、猎奇为标签,用光怪陆离的画面与虚无主义的心态呈现出来的当下小时代……在很多艺术圈聚会中,你能听到的最多的声音是“卖了多少”,而很难听到一种声音“这是一件真正的具有文学精神、文学品质的作品”,连是否上升到文学层面都少人关心。

  这种远离文学,已经谈不上创作,只能叫“制作”的气息,病毒一样蔓延。它使很多文艺家除了是作家、艺术家外,还成为应付上级、笼络同行、屈从市场的杂家、活动家。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也忘了当初创作的初衷,并且越来越少对文学纯度的追求、对文学价值的尊重、对作品文学性的苛求。市场操作中的捷径和裹着糖稀的毒药,消耗、报废了太多优秀艺术家的创作力。一个行业,可怕的不是外界环境对其产生的破坏力。外界的破坏力再大,如果依然坚守职业操守,这个行业就有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自我吸纳与排毒的能力,依然可以于贫瘠中抽枝吐绿、散叶开花。怕的是,自己先缴械投降,从内部先行腐烂。

  因此,当我们谈文艺创作与时代形象,甚至与国家形象的关系的时候,先要问问,我们是否能在内心对文字持有一份尊重、对文学保有一份敬畏?是否真能坦然面对良心,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个声音负责?是否真正将创作当做一份源于心灵、发于真诚的事业而不是“生意”?如此,我们才可能毫无愧色地说,我是艺术家,我在传达生命中的感动,传达我自己;我们才可能心胸坦荡地说,我是艺术家,我在记录我所处的时代,我在塑造我们的时代形象。这个形象,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微的,不论是质朴的还是苦痛的,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停顿时的思考、转身时的背影、前进时的图景!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