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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与当代形象 一位当代影人留给我们的思考

时间:2014年05月0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赵 彤

电影《老井》剧照

  吴天明导演去世后,3月8号,电影频道为表达对这位杰出电影人的敬意,播出了他执导的影片《老井》。虽然,在此前的20多年里,笔者看过上百次这部影片的碟片,毫不夸张地说故事情节都可以背下来,但还是被紧紧地吸附在荧屏前。

  虽然,笔者生就是城里人,但看着孙旺泉、赵巧英、万水爷和老井村的乡亲们,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亲切;虽然,笔者从小就没经历过缺水的日子,但看着老井村打井的故事,却难以自禁地感同身受。如果说笔者对《老井》的感受,尚不足以说明优秀的文艺作品具有超越经历隔膜的魅力,那么这部影片曾在1988年第二届东京电影节获得大奖的事实,足以说明这部影片不仅具有超越个人体验的魅力,而且具有超越国界的认同魅力。

  在这部影片中,而今大名鼎鼎的导演张艺谋,作为演员饰演了男主角孙旺泉。因为出色地塑造了这个形象,张艺谋也获得了第二届东京电影节男演员奖。张艺谋在这部作品中的表演成绩,与其说来自他的演技,不如说来自他的本色,来自他与孙旺泉有着近似的生活体验。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艰难,没有泯灭他们进取的雄心。在《老井》中,张艺谋诠释着孙旺泉,孙旺泉也注解着张艺谋。演员和角色的个体形象,在地域内蕴、生活体验、个性气质上的高度吻合,犹似克拉考尔所说的: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那样间不容发。张艺谋和孙旺泉都深深地扎根在秦晋大地,生活在希望和艰难、迷惘和启程同在的中国。观众,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能从他们之间可谓互文的个体形象上,看到当代的中国形象——背着石板,但脚步坚定。不必用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惯用语来分析张艺谋饰演孙旺泉的成功,那时的张艺谋就生活在孙旺泉之中,而孙旺泉也通过张艺谋得到了体现。在个体形象的塑造上,这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水乳交融的结果。这种真实,足以让今天那些晃动在银幕、荧屏上的“肥头大耳的八路军”、“细皮嫩肉的妇救会主任”,显得更加虚假。

  在《老井》里,孙旺泉是被当做“大红花”来塑造的,就像他总穿着一件红色的秋衣。但这朵“大红花”,却没有被突出到掩盖了其他小红花、小黄花、小紫花芬芳的地步。群像的光彩,角色间生动的人物关系,使这部作品在情节的演进中,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内蕴丰厚。老井村的村民,上至支书,下到寡妇,不仅淳朴,也有心计,不仅善良,也不惮械斗,也喜欢听“荤戏码”……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图景与风俗趣味,既没有被拔高、也没有被贬低,既没有被类型化、也没有被国际化,既没有被市场化、也没有被庙堂化,既没有被娱乐化、也没有被刻意主旋律化,但却在贴近乡土中实现了具有独特品格的原创。《老井》没有模仿前人,也让后来者难以模仿。它确确实实地是这一个,而不是哪一拨儿。

  在现当代影视创作和研究领域,我们习惯于听到那种把农村作为民族文化精神家园的言说,然而我们看到的农村题材作品里,却常常是割断了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相联系的所谓农村以及所谓农民。曾经的对农村的歌颂式,后来变成了批判式描写,到今天又变成了另一种新的歌颂式描写。或许只有沉下心来,沉下气来,我们才能触摸到河床,才能从农村故事中发现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底与基因。《老井》的片尾有一个长达两分半钟的空镜头,画面上的《老井村打井史碑记》,从清代延伸到故事展开的1984年,在这个顺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老井村对求取水源百折不回的渴望、奋斗、牺牲和最终成功。若是我们以1984年为起点,往历史的深处追溯,我们会想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前段,记载着“大禹治水”的传说,而这个传说与我们民族以“治水平土”来开启文明航程的履历是一致的。知道东方农业文明的经济与精神原点都与“治水”紧密相系,我们就会理解《老井》的人物塑造、情节结构、意义内涵其实与“大禹治水”遥相呼应。《老井》的穿透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在转述着我们生生不息的民族形象与故事。

  《老井》虽然已经不是银幕、银屏的热宠,但它却是一个历久弥珍的坐标。它告诉我们,角色的个体形象,不单是化妆造型;情节中的群体形象,不仅是关系联结;渗透在作品中的民族与国家的形象,不在于发肤颜色和钢筋霓虹。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