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生•活》导演任鸣:我们用舞台表达爱
http://www.cflac.org.cn    2008-07-11    作者: 张 悦    来源:中国艺术报

    由北京人艺排演、历时近一个半月创作的大型赈灾话剧《生·活》于7月8日晚在首都剧场首演。该剧并未直接反映灾区人民生活,而是通过北京的一个家庭与四位四川小保姆的故事,侧面反映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感人景象,具有十分鲜明的北京人艺特点,现实主义风格与真挚动人的表演让观众们深感北京人艺的传统魅力。首演后,记者采访了该剧导演、北京人艺副院长任鸣。

    记者:从5月21日人艺做出决定立即上马抗震救灾剧目,到7月8日《生·活》首演,只有短短57天的时间。这在您的导演经历中是否也是很特殊的一次?

    任鸣:的确是,可以说这57天我们所有的主创人员都上紧了发条,一天都没歇过。时间很紧张,但我们心里都很明确,虽然这是一次应急的创作,但我们绝不能把它排成应景之作,北京人艺的作品永远要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永远不能让我们的观众失望。

    2003年我们排《北街南院》展现了抗击“非典”的北京人的生活,“非典”绵延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次大地震来得太突然,而且是瞬间发生的,对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是一次考验。当院里决定要排这个戏之后我们就去了灾区,到了都江堰、德阳,去采访和体验灾区生活。虽然《生·活》写的并不是抗震一线的故事,但是我认为现场直观的感受是特别重要的,当我站在聚源中学的废墟上,看到满目疮痍的景象,那种震撼是我从未有过的。如果说“非典”体现了北京人的乐观,那么地震则考验了所有中国人的坚韧与顽强。一出戏剧可能无法留住生命的脚步,但我们却可以让艺术平复心灵的创伤。

    记者:与另外几部抗震题材话剧不同,北京人艺选择了用“日常”来应对“非常”,选择了生活化的创作方式。在首演时,观众时喜时悲,这无疑带给了观众更多的亲近感。

    任鸣:我们在确定这部戏的创作方向时,就很明确这一点。因为反映抗震救灾一线的戏并不是我们的强项,表现全国人民爱心赈灾的故事应当说在电视里或者未来将要放映的电影里更直接,也会更打动人。我们深知有些东西非舞台所长,而且直观照搬或者是重现那种惨烈景象也并不见得效果就好。我认为在此次大地震当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和震荡是最重要的,这种对人心而非仅仅外在变化的反映,需要人物立得住,需要表演有层次,需要台词精彩而不失生活化。《生·活》在这方面进行了较成功的尝试,体现了北京人艺善于塑造鲜明人物形象之优长,更拉近了观众与作品的距离。我们希望《生·活》一出来就是个成熟的剧目,不是一时一刻的急就章,而是让这个题材的作品能够永远留在舞台上,具有更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记者:《生·活》的编剧郑天纬说:“这部戏的难点,也是这部戏的重点,就是既要有现实的热度,又要有经典的强度。”那么现实的热度够了,经典的强度具体怎样在舞台上体现?

    任鸣:这个戏虽然创作时间短,但并不仓促,大家心里都是非常有底的。艺术创作有它的规律,有很多艺术作品就是一挥而就的,它散发着一种光芒。特定的环境更能够激发人的潜能,使人能够有一些超出平时惯常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郑天纬、吴彤写这个剧本所用时间就很短,而且可以说是命题作文,但完成得相当出色。剧中既有四川人在北京的表现,也有北京人在四川的表现,通过交织在日常的行为中,在生活化的场景中的语言充分体现出勇敢、乐观的精神。

    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悲泣不是这部戏的主题,震后的《生·活》需要的更是一种对“生活将要继续”的坚定的传达。这部剧对我来说也有新鲜的尝试,就是如何在现实主义风格的基础上,做一些艺术上的创新,比如写实基础上的写意表现——那片绿草地的象征意义,比如音乐的介入等等。应当说剧场艺术是互动的艺术,从观众的笑声、掌声和泪水中我们感受到剧场艺术的魅力,知道观众对其是认可的。

    记者:《生·活》可以说是举全院之力,并且将这部戏纳入了首届“北京人艺经典演出季”,与《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等同列,张和平院长说“这表达了我们的一种追求,一种期待,也是一种继承”。您对《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

    任鸣:这部戏充分体现了北京人艺的艺术价值与社会责任感。从我个人来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表达也是一种抒发。无论是去灾区还是连轴转地排练,我觉得都很有激情,因为你做的是你想做的事,或者就如《生·活》主题歌所唱的“没有为什么,我们只能这样做!没有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就像地震后那么多人主动要求献血,那么多人主动奔赴灾区做志愿者……我想都是一种内心的力量在驱使,在行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具体到我们《生·活》剧组,就是导演用导演手段,编剧用剧本创作,演员们用舞台表演,包括音乐、舞美、灯光都特别积极,所有人都是主动要求来做这个事情。面对灾难,每个人都显示出人性中最真诚的一面。

    现在想来,《北街南院》是反映“非典”,《生·活》是反映地震,我们不知道今后还会遇到什么,大家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小到个人挫折困难,大到这种自然灾难,在所难免。曹禺老院长曾这样说过:“北京人艺永远与祖国同在,与人民同在!”北京人艺有这样的信念,就是:面对灾难,我们用舞台表达爱。舞台就是我们致爱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