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人民日报》发表的《让文艺复归心灵、让创作贴近现实——十大恶俗阻碍文艺健康发展》一文引起文学艺术界广泛热议。2011年7月29日上午，中国美协邀请在京的著名美术家、理论家，在中国文联会议室举办“加强文艺批评、推动美术事业繁荣健康发展座谈会”。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副主席潘公凯，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刘健，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张旭光，顾问尼玛泽仁，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院长杨飞云，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美术观察》主编李一，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北京画院副院长袁武，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胡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著名画家侯一民、谢志高、朱理存，解放军画家代表陈钰铭、邵亚川，中国艺术报社长向云驹，《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中国美协研究部主任吴涛毅等30余人参会。大家就当前文艺创作中社会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对如何引导创作方向，加强职业操守和行业自律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会议由张旭光主持。

　　一、文艺问题本质是体制机制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给美术家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是中国美术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原有的价值体系解构，新的尚未健全完善，当前文艺创作和批评出现不少问题，与会代表深表痛心，但也颇感无奈，因为不少文艺问题归结到底是体制问题，因此要把文艺工作做好，应当很好地研究文艺的社会功能和市场的经济效益的关系，从我们的社会环境、从行业自律、从结构性的机制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美术界而言，研究如何加强正确的文艺批评，如何更好地引导美术创作，树立国家美术形象，是我们需要抓紧做好的实际工作。

　　邵大箴谈到几种现象，如知名中国画家的画价飙升，就是给官员送礼而炒作起来的，因为送画不算贿赂；艺术品作为股票上市交易，是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作为文化产业化的试点，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却不知这样做既不符合艺术规律，也损害了股民的利益。

　　薛永年指出文艺批评作为一种话语权，通过某种机构，至少是可以通过传媒实现“权力寻租”这种腐败现象。

　　侯一民举内蒙古很偏僻的地区花了几个亿建雕塑为例说明“政绩工程”中潜藏的腐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洗钱。并指出这种现象在雕塑界和壁画界等公共艺术领域里滋生得很快。

　　潘公凯把文艺作品、理论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群众性、时尚性，另一类是学术性、精英性。学术类机构和刊物面临着国家全面推行的转企改革，要自己找市场、找出路，以后严肃批评更难发出声音来。

　　尼玛泽仁、朱理存和陈钰铭都谈到像人民大会堂、一些驻外使馆这样国家级的殿堂馆所也充斥有艺术水准低下的美术作品，甚至是赝品，实在有损国家形象，也应追问背后是否存在管理腐败问题。

　　杨飞云说，如果制度和机制有问题，好人也就变成了坏人，如果制度好，坏人也没有办法做坏事。现在国家每年投入到文化上的财政支出所占比例很小，重视仍然不够。

　　袁武很痛心地说北京市最先把木偶剧团卖掉了，是否合理，还要把北京画院卖掉，跟一个私企合并，要不是王明明院长力争，肯定合并了。他质问国家机构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不是个人的？可不可以用公共资源表达自己的好恶和个人意志。

　　二、新时期更要加强严肃文艺批评

　　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美术界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但也一致认为缺失严肃的文艺批评。薛永年总结美术批评界形成了写人的多、写问题的少，配合展览的多、独立思考的少，肯定的多、批评的少的局面。

　　侯一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对青年、要对下一代负责。但中央美院的一位教师将自己创作的漫骂我们的领导人、把中国的革命说成是一场噩梦的作品，拿到美国展览，西方评论说这是表现中国很难实现的百年乌托邦之梦。还有一位教师出国回来在大讲堂公开讲，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统一的意志，作为青年共同的理想已经荡然无存，因此艺术创作只能靠做梦。现在有一种理论叫“近距离”，说新生代、后新生代要远离体制，要边缘化。还有一种理论是强调“艺术的纯化”，与艺术的教化功能告别，推崇形式的本体，艺术品是对人精神的塑造，是对人的塑造，形式不可能脱离内容。对于这些现象，理论界没人敢批评，学校领导不处理，这很不正常。

　　邵大箴也谈到批评家写严肃的批评文章，最高的稿费是一百块钱一千字，而且写出来也未必能发表，还有可能引来官司的窘迫现状。

　　此外，梁江还谈到某些个人展览通过关系请到级别很高的官员参加开幕式，画家以此显示自己的身价，领导也很累，这是一个很坏的风气。反而全国美展还不如画家个人能够请到高层领导。李一也表示出，一些研讨会上的发言最后被整理得只剩下表扬内容的无奈。谢志高指出现在一些画家忽略个人艺术探索，心思不在艺术创作研究上。通过办个展、开研讨会、出画集、上报刊、杂志、电视媒体、进拍卖会，每个环节都大做文章，炒作出名。

　　大家还普遍谈到媒体在当今社会的力量，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取代传统的纸媒，拥有的强大传播影响力，也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批评方式，不少美术家也为很多有价值的评论得不到广泛传播而苦恼、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严肃美术批评发声微弱的现状。大家还批评了“大师”头衔满天飞，借助与领导人的合影抬高自己的地位等恶劣现象。

　　三、 加强理论学习，建立独立的评判体系

　　薛永年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到了新时期要有新发展，对具体的文艺现象开展批评的时候，要有新的理论和原则。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进入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不可避免地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在当前形势下，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原则和营造宽松环境相结合，保持我们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批评家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使我们活跃的文艺批评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正确的方向。

　　侯一民强调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永远不可能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位置。我们艺术最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这不仅是前卫的，而且是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观念，为我们十三亿人民服务，我们尽可能多学习西方优秀成果，但西方的价值观永远代替不了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张晓凌表示批评家在西方是独立自主的学理系统，不受金钱、市场、人情的影响。而现今的中国批评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力量还没有完全形成，更谈不上独立的评判体系，标准缺失，目标不明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曾留学欧美的丁宁指出西方批评家也有明码开价给商业画廊画册写图录的现象，但区别在于这些商业性画评永远不会成为文献。他认为批评不完全是评论，批评根本的一点是理论的建构。他提出要研究我们的美术史的逻辑在哪里？我们呼唤精品，呼唤大师，需要历史的逻辑做支撑。我们这个时代，创造、批评拥有前所未有自由度，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广泛的自由度下面，反而正确的文艺批评严重失语或没有强音，反而没有体会到“自由”这个词语带来的意义，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杨飞云也觉得应该确立一种价值标准，他认为艺术文化的表现方法或者表现形式没有对错，只有高低，但是在内涵上，艺术干什么用？一定有对错、好坏、低俗高雅之分。实际上现在环境变化很大，和以前做人基本的准则，做事、学习的方向目标和基本的判断都不一样了，意识形态的混乱，造成人类追求对和错、美和丑、好和坏等问题的错乱，这个错乱又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

　　李一也谈到目前我们的批评声音比较弱，我们应加强理论建设、加强批评标准、价值体系的讨论研究。

　　四、坚守职业操守和学术底线，维护行业自律。

　　薛永年和张晓凌都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应具有社会良知和职业操守，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承担，不是谋生的手段，都是要为人类的发展做贡献。需要我们的文化管理部门宏观调控，使严肃的、能够体现我们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理论和批评，不受市场、人情左右，并有更多渠道发出声音。

　　梁江指出什么是真正的批评？怎么样批评？批评还要达成什么目标？批评跟创作达成一个怎样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他认为，真正的批评应该是良知的声音，专业的判断，是批评家独到的发现。我们要从自己的角度为社会承担起这个责任，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发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声音。但这要社会为真正的文艺批评提供一个良性发展的氛围和生态环境。

　　尚辉表示我们对美术界现状的评估很重要。大家普遍认为美术界比其他的艺术门类较为健康，我们只有客观评估美术现状，公众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中国美协坚持主流方向，主办的展览，一是非常贴近现实，二是非常重视学术性。比如近期的《美术》杂志，从学术学理进行历史的分析，报道了关于建党90年以来的党对美术健康的引导和组织的状况。

　　谢志高、陈钰铭、邵亚川表示作为画家要坚守自己的操守，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是责任和使命。尽可能地凭借自己的良知、感觉创造出一些反映时代、有精神力度的作品，

　　五、完善机制建设和更多地获得政策支持。

　　与会者一致认为解决问题的核心主要是完善机制建设和获得政策支持。很多严肃的文艺创作和理论建构、文艺批评都需要国家的文艺政策和财政支持。前述建议都是建立在创作者、批评家自觉的基础之上，但要形成良好的运行架构和生态环境，还需要社会通力合作共同构筑。例如潘公凯和李一提到不能一味地将学术性刊物推向市场，国家拿出很少的资金就可保障学术性刊物正常运转。胡伟谈到关于中国美术馆免费问题时，提出还是要根据中国国情来制定相关的具体文化政策，而不应一窝风，一刀切。

　　最后，吴长江总结说，通过座谈会大家互相沟通情况，研究分析现阶段中国文化艺术方面比较深层的问题，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发展美术事业。

　　近几年，中国美协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大局，举办专题展览，梳理美术创作、批评的问题；坚持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代表着主流美术前进方向。一方面服务于美术界，一方面把美协的事情做好、做大。通过组织大型的活动和各类的培训，发现新人，推出力作。例如中央领导刘云山同志参观完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展览后，做出重要批示：要求中国美协定期不定期派画家去青藏高原写生创作，同时要求中国美协支持在藏画家的创作。中国美协召开分党组会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拨付50万专项基金奖励在藏美术家，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给在西藏的藏族为主的青年美术家一至二名名额，制定为期五年的西部美术人才培训和展览的计划等，都已经着手落实。

　　现在国家支持力度在加大，今后中国美协调动各种力量要发出更多、更大的声音，对各个方面的美术家都要关心、支持、扶植。把“中国美术奖”做好做大，加强对当代美术的影响力。更加科学细致地组织好写生、创作研讨的项目的实施，更多参与国际交流，加强赴外展学术性，优化展览品质。抓紧落实对优秀的美术遗产和老一辈美术家的研究。

　　此外，他还号召广大美术家们自身要严格要求，对自己的艺术追求、理想、创作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制定更高的标准，而且贵在坚持。希望广大美术家同我们保持密切的沟通、联络，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时希望有影响的评论家们，对美术界进行各种形式的批评、鞭策、约束，大家齐心合力形成良好的创作和批评环境，为美术事业繁荣健康发展构建好坚实的工作机制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