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雅君

论当代中国的三种女性话语

  当下中国至少有三种关于女性的话语体系。它们大致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由不同的人群所掌握,由不同的文化载体发出不同的声音。而它们自身的复杂性使得它们相互之间表现出的复杂关系。 

  一、“半边天” 

  (一)“半边天”话语的来源及内涵 

  “半边天”口号,其内涵发端可以上溯到建国初期。 

  在当代中国,当人们使用“半边天”一词时,不仅指称妇女,而且包含着对妇女能力的高度评价。“半边天”话语的内涵包含了妇女的“独立”“解放”“平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话语中被言说频率最高的中心词是“四自”(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半边天”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妇女形象的女性话语,其深层的理论背景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解放理论和妇女解放理论。 

  (二)“半边天”话语的载体及表达 

  作为主流女性话语的“半边天”,其机构载体是全球最大的妇女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目前,无论是全国妇联,还是各市、县(区)妇联的“三八红旗手标兵”“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等表彰事项,都赋予各行各业杰出的“半边天”人物以最权威、最官方、最正式的荣誉和肯定。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女性话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来自政府的支持,从而迅速完成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受侮辱受损害的旧式女性,到顶天立地豪情万丈的新中国妇女的神奇演化。 

  “半边天”话语高调宣扬男女平等。全国妇联的官方报刊《中国妇女》杂志和《中国妇女报》是“半边天”话语最直接的媒介载体。除此而外,中国各政府官方媒体中的女性话语都贯穿着“半边天精神。在其引领下,各种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都正面赞美女能人、女强人、女英雄,从战争年代的女战士到和平年代的女劳模,从改革开放后自强不息的下岗女工,到创业有成的女企业家……这类女性话语至今在我们所有传媒中仍以最主流、最经典、最理直气壮的方式被言说。  

  (三)反思“半边天”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新女权主义理论进入,“半边天”话语的宏大叙事中,也留给妇女工作者、研究者一定的反省空间。比如:半边天强调女性要取得和男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必须将自己的身心变得像男人一样的强大有力,从而忽略了女性的性别特质,抑或说忽略了女性对社会、对人类物种的延续所必须承当的特殊使命,以及与之相应的需要社会所给予的特殊关心、关爱和关注。

  二、“女权主义” 

  (一)改革开放与舶来的“女权主义” 

  当代中国第二种关于女性的话语是“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产生于西方女权运动。与“半边天”话语不同,它深层的思想来源是启蒙理论中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这一点,从世界妇女运动的两次浪潮均产生于人权运动得以证明。西方新女权思想随20世纪80年代的“西学东渐进入中国学术界,“社会性别”(gender)一词在女权主义主要流派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该概念“颠覆”“解构”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认为天经地义的男权文化思想,关注包括女性在内的性别边缘人群,将“性”“性别”解读为一种权力话语。 

  (二)中国“女权主义”的载体与表达 

中国目前各高校、科研院所内所设立的以“性别研究”“女性研究”“妇女研究”命名的研究机构有百余所。数量之多,为在高校同等级研究机构中所罕有。“妇女研究”也开始从早期的以“妇女社会问题”研究为主转而走向了学科化。国家、教育部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妇女研究选题逐年增多

  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女权主义开始文学艺术领域内发声。小说、电视、电影、美术作品中不乏颇具颠覆性的作品。但除文学、艺术领域外,“女权主义”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几乎没有空间。 

  (三)中国“女权主义”的复杂性及其与“半边天”之间的关联 

      女权主义话语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首先由于其理论的核心部分由西方后现代哲学来支撑,很难为妇女大众所真正了解和理解,因而常常受到多重误解,甚至被视为怪兽。即使在今天,社会上仍然有相当的知识女性回避“女权主义”这个话题,甚至一些从事着与“妇女”“性别”有关的研究的学者也会将西方流派众多,理论多元的女权主义理论笼而统之地称作“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这种隔膜固然因为性别研究向社会文化各个领域视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为数不多的,操女权主义话语的学者与普通妇女特别是下层妇女大众的疏离。这种情形极易在妇女研究对抗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在女性内部制造新的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 

  其次,由于这种女性声音带着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因此它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错位。如果中国的女性学者在西方理论本土化过程中忽略此问题,则有可能在反抗男/女二元对立的同时,又走入了中/西方二元对立的陷阱。

  三、“女神” 

  (一)消费社会与新“女神”话语 

  自进入21世纪后,一种新的、既不同于“半边天”,也不同于“女性主义”的话语活跃起来。 

  商品经济培育起一个新的女性阶层——都市白领。她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以自身的实力在职场上打拼,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半边天”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但另一方面,失去了“大锅饭”对妇女的保护,她们了职场竞争的残酷与艰辛,也清醒地看到自身的性别劣势。她们对于“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和“女性权利”的概念没什么感觉。因此,都市白领女性普遍反感那些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半边天”妇女,嫌她们模仿男人阳刚之气,粗鄙、老土、过气;她们更看不起什么“女权主义”者,认为她们“激进”“偏执”甚至“疯狂”,视之为洪水猛兽。她们的审美开始全面向男权文化回归,即是说,她们看待女性自身的眼光开始与男人看待女人的眼光合而为一,认为女人跟男人就是不一样,女人就应该像女人:清雅、靓丽、柔情似水、小鸟依人。 

  “女神”一词,在当代中国从何时被赋予特定的审美涵义,从何时开始被热用,很难有准确的答案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发育和流行在2000年以后。 

  百度百科对“女神”现代意义的解释:“现代指是被倾慕、暗恋甚至迷恋的女性;她们通常因为具有清新气质而受男性欢迎。知乎中这样解释“女神”:“现代,女神亦有男人极度有好感的女性的定义。……在当今,女神也表示众多宅男心目中那个完美无瑕的女人。”两种解释都明确指向了一点:“女神”,首先是按照男性审美标准被创造出来的。 

  当代中国流行的“女神”话语的几层: 

  一、颜值。最多、最频繁地被冠以“女神”称谓的是一众女明星。她们性感、美艳、饰之以珠宝华服,是普通百姓心目中遥不可及的仙女。能够被称为“女神”的人,其首要条件是美貌。 

  二、气质。当然,除了颜值以外,还得有“女人味儿”。社会上甚至流行一种说法:女人不是因为美丽才有女人味儿,而是因为有女人味儿才美丽,从这个意义上说“女人味儿”比“颜值”更具分量。当然,如果两者俱佳,便是无敌了。 

  三、高贵。在发达的商业社会,如果说某个概念几乎可以作为“高贵”的同义词,那无疑是“高消费”了。女明星与普通女性之间虽隔着十万八千里,却有一种神奇力量可将平淡无奇的职业女性和默默无闻的市井女孩统统“点化”成“女神”。这便是消费。女性高档消费品流行的真正成因,是女人们在明星女神(她们大多为名牌服装饰品的直接带货者)的引领下,开始摒弃那种“把自己打扮得更美丽”的观念,而选择“把自己打扮得更高贵”,并因“高贵”而“美丽”,因“高贵”而无限地接近“神”。“美”的竞争于是成为了消费能力的竞争,金钱的竞争。 

  (二)媒介、表达及衍生概念 

  “女神”话语没有主流意识形态作后盾,因而不能成为正统;也没有教育科研经费作支撑,因此也不追求阳春白雪。铺天盖地的商业文化成为这种话语直接或间接的传播载体。不知从何开始,“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变成了“三八女神节”。大街小巷,网店,都以女神为名头进行铺天盖地的促销。对于卖家而言,“女神”即是“上帝”(消费者),而对于买家而言,“女神”的称谓较之“上帝”要受用得多,因为这意味着赞美她的颜值、女人味儿,以及高尚的品女神节还衍生出了“女生节”“女王节”。 

  (三)“女神”话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毕竟时代不同了,社会在稳步前进。较之计划经济下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发达的商业社会里,日渐呈现出思想之解放、个性之自由、价值之多元。 

  “女神”话语中,除了前面谈到的,并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所认可的“美丽”“女人味儿”“高贵”等特质外,它本身也包含了诸如“智慧”“优秀”“自信”“自主”等意味,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话语环境中,“女神”这部分含义被积极地开发出来。比如,在主流的宣传媒介中,在充满正能量的网络表达中,几乎所有的杰出女性,都被封为女神。在此话语环境里,“女神”代表着顶天立地的“半边天”。 

  有些时候,“女神”话语与“女权主义”话语之间的界限也会变得暧昧。前面谈到过,“女神”被明确定义为“被倾慕、暗恋甚至迷恋的女性”,“因为具有清新气质而受男性欢迎”,是“众多宅男心目中那个完美无瑕的女人等等。即是说,“女神”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化产物。而“欲望”一词,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却有着与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全然不同的解读。女权理论认为,欲望是“个性化”的,“私人性”的,其“边缘性”和“非主流性”,是用以消解男权文化及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因此可以这么说,“女神”虽然代表了男性欲望的对象化,但“女神”本身也不是全然被动的,“她”也是一种女性欲望的活性载体。即是说“被欲”者本身也是“欲”者。 

  与相对僵化刻板的“半边天”话语不同,与决绝的女权主义不同,女神话语在后现代社会显现出她的多面性和灵活性。职场中独立、婚姻中依附;生活中做智者强人、男人面前做傻子弱者…… 

  三种女性话语各自都有其两面性,同时它们之间又因为这种两面性而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关系。“半边天”话语的积极一面是为当代中国妇女事业展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因为政府的支持有可能使我们不必为实现两性和谐发展的目标而付出西方妇女那样艰辛的代价。它的正统性对商业女性话语的消极方面会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正统性同时也有保守的一面;“女权主义”话语的彻底性使它对所有的男性意识形态保持着批判的力度,但是如果全盘套用西方模式,不顾本土特点,轻视实践策略,特别是忽视与“半边天”话语的合作,也会走向自身发展的死角;“女神”话语在客观上也具有消解主流话语的强权性,独断性的积极意义,但它与生俱来的商业属性和男权文化特质说明:在社会整体向未来推进的过程中,在历史的某一节点上,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倒行逆施。 

屈雅君,1954年2月11日出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陕西师大女性研究中心主任,妇女文化博物馆馆长;曾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理事。主要从事性别研究,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 主要学术成果:著作:专著《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主编《中华嫁衣文化调查》、《中国文学女性叙事》;论文:《女为悦己者容——关于男性电影的女性批评》、《90年代电影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题》、《两种男性偶像之女性阅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思考》、《对于中国传统男性文学形象的女性主义注视》、《批评的超越》、《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社会性别辨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