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

女性摄影：性别女？

　　如果“女性摄影”是一种特指，那么，我们会轻易地发现，并不“相应”地存在“男性摄影”这样的特指。 

　　这是一个事实，并非仅仅是女性主义的说辞。 

　　正因为如此，才更有探讨的必要。 

　　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除了波伏娃所说的男性从来不需要特指之外，盖因目前虽然女性已获得公认而瞩目的艺术成就，即我们拥有了辛迪•舍曼、黛安•阿勃丝、朱迪•戴特、乔•斯彭斯、南•戈尔丁、莎莉•曼、多萝西娅•兰格、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安妮•莱博维茨、索菲•卡尔、吉莉安•韦英、迪克斯特拉等这些闪光的名字之外，在“月球的背面”，我们不能不看到：所谓“女性摄影”——这个被特别强调有别于男性的摄影，其实依然是男性摄影，只是由“性别女”完成而已。

　　此状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女性摄影师努力以男人的视角、男人的思想，乃至男人的操作方式来选择题材、提炼主题、完成拍摄。这种努力试图证明：女性在以摄影表达这件事上，可以做得和男人一样好——潜台词就是：达到男人的水准；或者说，在男性所定的标准里取得一席之地。

　　越来越多的女性以职业的身份参与摄影，关注社会公共议题，并做出切实的贡献，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她们力争与男性不仅等量而且齐观，以此为立身平权之道。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成果的代价却是放弃女性的特质；至少，在她们的作品里，很难看到来自女性本身的感受与体验。取而代之的，是没有性别感的理性思维和职业原则。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本来就是超越性别的，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不是高于一切吗？理论上的确如此。但具体到人——不是个人，而仅仅是男人和女人，此间就存在巨大的分歧和迄今难以跨越的鸿沟。

　　即使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正如印度裔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莫汗娣（Chandra Talpade Mohanty，1955-）所说：“南亚的黄种女人跟北美的白种女人关心的女权是不一样的，但白种女人总以为她们的痛苦和抗争是普适的。”^⑴所以，公共与普适恰恰是充分承认差异而成立的。

　　从现实层面讲，当有一部分女摄影师试图在作品代入诸如“母性”“温情”一类情愫时，最终的结果却偏离初衷地流于表面与滥情。这是为什么？或许是这些“母性”的拥有者并未真正地从内在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这种属性，而是以对“母性”的刻板成见——社会（男性）对母性的规定，如绝对的无私、奉献、包容等，将其作为一种创作手段甚至工具，结果是“母性”反而成为“母亲”们无以言说的枷锁。

　　母性，如果确实是女性独特而重要的属性之一，那么，它与是否真的孕育了一个生命并无绝对关系，但却与生命本身绝对相关。它是生命力的象征。母性是因为这种直接而本真的联结而强大，并非因那些在反复讴歌中被极端化的忘我精神。所以，如果女性是在与生命-自我断裂的情形下去表现母性，结果只会是：越用力，越背离。

　　所以，这也说明了女性内在的特质是无法抽离的，无论女性以何种方式压抑、抗拒以及误解。

　　第二种状态看起来似乎是第一种的反面，即摄影者极其突出自身的女性生理/心理特征，最大化与男性的不同，以此来彰显女性之于男性的平等，甚至优越。其中一个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身体。女性的身体一生中经历诸多奇妙可畏的变化，对身体的关注几乎是一种本能。而能直面身体的摄影，是极佳方式。身体是认知的起点，从身体可以四通八达到欲望、情感、身份、文化、经济、社会、全球化等各种议题。这条路径，甚至是女性探索自我、构建自身历史的必由之路。这并非说所有女性摄影师必须要以身体为题材，而是说女性对于自身的认同与了解是从身体开始的。

　　诚然，现代女性越来越善于并乐于从身体的展示中获取自信，无论是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还是社交网络的自拍，身体成为最主要的说服力。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众多以身体亮相的“女性摄影”所预设的潜在观看者，却是男性。即某种程度上，这是蓄意特别向男性呈现的观看：那些迷离暧昧的荷尔蒙，被精心包装成傻白甜的“男性用品”。所谓的独立，不过是欲拒还迎。它貌似不取悦男性，却是以拒绝的姿态给予最大的迎合。有趣的是，作者往往以女性主义者自居，但女性主义并非一脱了之；同理，对身体的探索如果只停留于欲望，那么，身体必然被异化。这恰恰是许多“女性摄影”洋洋自得而不自知地成为女性之异化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种状态与第一种并无二致，女性只是以男性为坐标与目标的一种存在。而第三种状态或许更为糟糕：女性按照某种形象塑造要求所拍摄的女性，这些宣传画一般的影像普大喜奔，频频出现，成为一种权力化的暗示：当代正确的女性形象，而不相符合者便是异类。这里面固然有男权社会的操控，却也包含着女性或主动或被动的配合。

　　毋庸讳言，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女性摄影，是否只是性别女？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说，女性的作品未必都是女性主义的，而女性主义摄影也未必只有女性参与，但无论如何，“女性”之于摄影，不应当仅为性别。女性摄影的上述问题，也不是高举女性主义旗帜便可解决。事实上，许多谈及女性艺术言必称到的著名女性艺术家，如文章开头所列举者，公开声称自己并非女性/女权主义者，同时承认女性这一身份给予了她们灵感与机会。这或许是一种真实的态度。主义、运动、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犹如加速推进器，它是席卷个体的浪潮；而具体到现实情境，则要复杂得多。

　　比如浴缸，这个与主义、运动和革命相去甚远，与身体、生活、隐私直接相关的物事，就颇有代表性。

　　1970年，黛安•阿勃丝接受《新闻周刊》的任务去拍摄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领袖蒂·格蕾斯。她为格蕾斯拍摄了上百张照片，然而，送到《新闻周刊》后就杳无音讯了，直到格蕾斯追问它们的下落。编辑吞吞吐吐地说，他们不知道阿勃丝企图用这些照片表达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之后，格蕾斯和阿勃丝一起翻看了要回的照片，格蕾斯躺在浴缸中微笑，浑身上下一览无余!“这些照片如果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那可太具有革命性了!”格蕾斯说。但最终，杂志只采用了一张阿勃丝拍摄的格蕾斯演讲时的头像。

　　显然，虽然黛安对女权主义并无感觉，但她以女性敏锐的直觉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谓妇女领袖的全部意义首先是：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当这个女人因“性别女”而获得满足与骄傲，同时这种满足和骄傲被社会充分认同——登上主流杂志的封面时，可能倒是对女性解放的最好诠释。这样一个命题到了她的镜头前，就变成“女人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应当被肯定的女人?”可惜的是，《新闻周刊》无法理解这些影像，他们最终按照后一种模式，即男性的标准选择了照片：妇女领袖首先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她不能裸体躺在浴缸里见人——女性摄影师也不能这么拍女人。

　　与此相反，男性摄影师所拍摄的裸体女性却可以公开见诸报端并大受追捧。在畅销的荒木经惟作品里，浴缸也是重要的道具，借助其展示身体的女性非但不会自信微笑，而且以一种自甘驯化的温顺服从着荒木设计的暴力现场。女性合法裸体的途径，只能是作为情色尤物。因此，荒木经惟遭到女性主义者的白眼，同时得到商业利益的青睐。无论荒木经惟是否被定义为情色摄影师，这一事实是存在的。这些女性，仅为“性别女”。

　　女性以各种姿势一再被置于浴缸内展示，所袭套路，大半是荒木式的。浴缸，这一引人遐想的器具，外观上犹如放大和加深了的托盘，正好摆设女体，以供使用。

　　后来，终于有一位女性拍摄的女性躺在浴缸里上了封面，就是安妮•莱博维茨拍摄的黑人女演员乌比•哥德堡，《修女也疯狂》和《人鬼情未了》的主演，登在《名利场》杂志。白色的泡沫包裹着黑色的乌比，她仰天而卧，仿佛从白色中挣脱出来。安妮鼓励乌比在巨大的反差里尽情释放自己格格不入的美。在好莱坞还是白人为主的时代，这张浴缸里的照片展示了身体，却与情色无关。它见证了两位女性对性别、身份、种族问题清晰而明确的看法，并以女性特有的喻意方式直接而从容地表达了出来。

　　因此，这是“性别女”的正确打开方式。当女性试图以独立主体创造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世界时，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给予她们的，只是以男人的立场和利益对给予她们的秩序和规则略作修改。而这一情形的改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之一便是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与理解，即到底什么叫“性别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渐进过程，从黛安•阿勃丝到安妮•莱博维茨，人们接受这个回答走了很长一段路；而荒木式的女性，一直在那里。 

　　所以，尽管今天的女性摄影师不乏坚定的自觉意识与大胆的身体力行，女性主义也不再以发动一场夺权的“性别战争”为目的，甚至于女性气质的摄影中日益看到男性的加入，对女性的视觉建构早已不再是单一模式，但是，以男性为原点的庞大坐标依然存在，以男性为终极观看的目标依然存在，“性别女”就依然是一个问题。

　　当下，女性摄影趋热，除了“政治正确”的加持，女性摄影师、策展人也相当活跃，她们共同编织了当代女性摄影的现实图景和未来愿景。在对身体的表达上，女性刻意打破男性理想的女性身体形象，以此宣告与男性视角的决裂，表达对身体的自主。女性摄影师将“性别女”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里经受考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重新审视女性的发展和困境；同时，她们也在打量男性。而男性，近年来阴柔之气倍增，这不仅仅指男性对女性，如母亲、妻子这种重要的“男女关系”的日益重视，也是指整体风格与方向的变化：对私密情感和个人体验的关注。社会节奏越快、流动越大，不确定性越多，对于稳定情感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拍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妻子、情侣者日盛，似乎集体进入了亲情模式和寻根之旅。而这一切的背后，毋宁说是一种对于急剧变化的深刻恐惧和无奈妥协。

　　另外，大约因为女性长期被定义为（事实也是）“弱者”，所以基于女性主义的女性摄影主要在改变弱者地位这一方向发力，因而，对于女性自身进行反思与自省的作品比较少见。即某种意义上，正是女性自己紧紧抱持住“性别女”，将其作为“自卫反击战”的武器。但这一姿态，却造成了女性自身的困境。因此，女性摄影虽然有相当大的拓展，但距离关键性的突破仍然有空间可以发挥。

　　我们欢欣鼓舞于女性摄影成果的同时，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多元混杂，一直是女性摄影的常态。然而，这些丰富的表达是否真的在诉说女性？还是在改写或是遮蔽真正的女性？或者，借用一句老掉牙但有道理的话说：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特别强调“性别女”，就是女性真正获得了独立自由平等的时候；就是女性与男性“有差异，无落差”的时候……” 

　　注释： 

　　⑴转引自《摄影是有性别的吗》，杨莉莉著，浮图网，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