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92岁于蓝:读书养生 气若幽兰
发布时间:2014-08-15

  【编者按】满头银丝、微佝的脊背、蹒跚的脚步以及一脸未语先笑的慈祥……人民网文化频道来到儿影厂宿舍,探访了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新中国22大明星、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这位带着诸多光环的耄耋老者,此刻,坐在我们眼前的她,精神矍铄,声音依然健朗,人们熟悉的明净而刚毅的眼神不减当年,言谈中显现出豁达乐观淡定的情怀。当她提到当年为演好《龙须沟》的“程娘子”,不顾怀着三个月的身孕仍深入大杂院采访,当她说起当年筹建儿影厂,立志“要拍出像拳头一样硬的儿童电影”时,当她在亲人相继离世的打击面前,仍乐观地面对生活……这位92岁的老人告诉我们,什么值得一生去热爱和追求。 

  于蓝简介:

  于蓝(1921年6月3日~ )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大和女子大学学习,曾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电影制片厂、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1956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1949年开始登上银幕,主演的影片有:《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1981年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

  谈电影 

  【初登荧幕:为拍《龙须沟》怀着田壮壮仍深入大杂院】

  [主持人]:于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您从事电影工作近60年,有哪些感悟呢?

  [于蓝]:有60年吗?我自己也不知道。记得1959年,导演水华当时拍《林家铺子》,因为舒绣文心脏病突发不能拍片了,其实她演的“张寡妇”的戏很少,就是一场戏两三个镜头,还有两场戏,两三个镜头,一共也就是五六个镜头。当时,因为我演话剧,在延安就演话剧,我在北京长大,东北口音也有,不是很好改的,但是不像其他人那么重,当时在延安演戏,像我说的话就算是标准的普通话了。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基本上净让我演戏。也因为舒绣文病了,没人替她演了,主演是谢添,我当时演话剧,导演不知道我能不能演,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演。结果他就说试试,叫我去帮忙一下,因为舒绣文病了,就这样我才去拍的《林家铺子》。

  最初不敢演“程娘子” 

  [于蓝]:第一次拍电影是1952年,拍电影《龙须沟》,我记得当时北京人艺在北京演的话剧《龙须沟》,那是最棒的了,我们都是延安出来的,在那个旧中国的时候他们(北京人艺)就演戏,于是之他们在国民党的时候就在北京演戏了,北京人艺有传统的,有点像莫斯科小剧院那劲,我很羡慕他们,看他们演的《龙须沟》,觉得离我们生活太远了,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是劳动过,也参加过非常艰苦的行军,我当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虽然也间接地做了好多工作,但是,我觉得北京的市民,距我还是很远,我的学生腔还是挺厉害,还是演不了。对他们非常的羡慕。他们演话剧演得非常成功了,我是非常佩服的。我们这个导演叫冼群,有人就念白了就念“洗群”,实际上他是冼群,他要拍这个电影,他不太敢用舞台的演员,因为舞台演员都要比较夸张一点,声音要送得远一点,尤其是演程娘子的这个人,个儿非常小,于是之非常高,他俩人看起来有点悬殊,个子上面,看着不是那么特别舒服,但是戏演得非常好,因为他是老北京,北京话十足的味比我强多了,我就不敢演,导演就非让我演,我是不敢演,我一点都不敢演,我觉得我们俩人相差得太远太远了。我们这个导演也有毛病吧,他非得让我演。这个演员吧,架不住他三说五说的。就等于说,(我)就迎接一个挑战吧。但是我心里想,怎么也演不过她。但是我说,他非让我演我只能演了。

  在大杂院中找到原型 

  [于蓝]:为演好这个角色,我走了好多大杂院,那个时候我怀着田壮壮,走得腿都肿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形象,心里头还是没有底气。后来,有一次我们收发室老婆来帮助他劳动,大概是他有点不舒服。她跟我说话的时候,就问我妹妹身体怎么样,我妹妹当时肺结核很厉害,我就告诉她,现在在协和医院,医药费非常贵,我们都很困难,大家伙拿钱来给她治疗。她就说,这可不对啊,就得要想办法啊。第一,怎么怎么着,第二,你都得要想办法,她是你亲妹妹啊。我说我们是想办法啊,我说我们每天都到协和医院去。但是我妹妹确实也后来救好了,救出来了,后来她因为其他器官也衰竭了,这样好几年后才走的,当时她对我那个热情劲,我忽然觉得,这个就是“程娘子”嘛,就这个样很好。那个神态,那个嘎吧脆那个劲,我对她非常印象深刻,我说这就是我脑子里的“程娘子”。

  [于蓝]:我和她多接触,问她过去怎么怎么样,她说过去苦得很,过去要饭,她要饭的时候,兜里都得别个梳子,头发梳得光光的,自己很注意尊严,不能邋邋遢遢的,带着孩子要饭,还要把梳子别在口袋里面,怕自己头发乱了,太狼狈,她说要饭的时候都这样,我一想这人真不简单,要饭的时候还有自己的尊严。所以,我对她非常佩服,这样我就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程娘子”的形象。

  [于蓝]:后来,我就和她们生活工作融在一块,一下子就找到这个角色。这样,我演《龙须沟》也成功了,这冼群非常有意思,当时他非要让我演,我是一点都不敢演,因为我是学生出身,不是劳动人民家庭,是知识分子家庭,距离劳动群众还很远,这个戏就使我一下子敢于、也能接近了这个劳动群众,而且,最后也找到他们身上的特点,自己也能够就把它演出来了。冼群还是很高兴。

  【走过艰难岁月 执掌儿影厂与儿童电影结缘】

  [主持人]:您60岁当上了儿影厂的厂长,而且一干就是20年,对儿童电影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

  劳改中摔坏了大门牙 

  [于蓝]: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是“黑线”,是“反革命”,都在大兴县劳改农场,我们北影厂的人都到那儿去了,17年里,担任比较重要工作的人,就是工作多的人,叫“黑线人物”,就都被弄到大兴县农场劳改。我们在那儿盖房子,因为那天天气太热,我可能心脏有些毛病,自己当时没有发现,我当时是区队长,你别看我是“反革命”,还得当区队长,管着更多的“反革命”。我还嘱咐大家,天气热,别摔着,都注意点,我自己也觉得我很稳当,就坐在房顶上,大家扔砖我就接,那会都挺有本事的,扔那么大块砖,二斤七两重,一下就接住了,把那个都给砌起来,把厨房再加高一点,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天太热了,我不知怎么的,我就觉得,我怎么一下有点晕呢,我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下我就大头朝下,我就摔下去了,我这个牙,这是假的,大门牙掉了,真是惨得很,一个演员把牙掉了,你还能怎么着。当时就没有了。幸亏一些影迷对我很热爱,就给我想办法,找医生,那会儿镶牙,白金的,都做在外面,或者黄金的,金丝都是露在外面的,那样我就不能演戏了,后来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医生,说他不用金线,就用瓷的就可以,看不出来,结果现在还是看不出来,这个假牙,每天都拿下来刷洗。所以,就做不了演员了。另外,这个(右脸上的)肉,被底下一个棍子,木头棍子,那么老粗,差一点把眼睛弄瞎了,这颧骨高。这块肉就老跳,根本没法演戏。我想一个演员已经没有办法演戏了,那你还得要生活下去,你也不能够说我自杀了,不可能有那个想法。

  哥哥、丈夫相继离世 

  [于蓝]:我就想我该怎么办呢?我就只能不做演员,去学导演,反正哪样也是为党工作。1981年,领导找我谈话,说现在改革开放,儿童需要很好的教育,现在改革开放来的东西非常多,好的也有,坏的也有,你是不是可以来拍儿童电影,刚挂一个名,不让我当实际的,就挂一个名当厂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演了比如莫斯科也得过奖,也就算是有名了,叫我担任这个厂长,我心想,戏都不能演了,党需要你做这个你就做吧,我就答应了,当时,四人帮刚倒,自己对四人帮那种仇恨,觉得也需要振作起来,好好地工作,那我说我可以,当然可以了。我说没有关系。他们说你还可以导戏,我心想导不导都行,我无所谓,只要为党工作就行,我是这样想的,我就接受了。因为在干校,在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的一切。我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叫造反派给打死了,给他吊起来,说他自杀了,后来胡耀邦给平反了。我的爱人田方,得癌症,也在那一年去世了。你想我受的打击多么大,我自己又不能演戏了。

  执掌儿影厂:要拍出和拳头一样硬的好的作品给孩子 

  [于蓝]:我总得要为党工作,我就接受了这个儿影厂厂长的任务,我还都不知道做什么呢。我没当过厂长,我就做过党的小组长,做过支部书记,我就按照这个,党的小组长和支部书记的要求来做厂长,发挥别人的才能,你不能够限制别人,不让别人发展,你要让别人发展,而且你要去发现人才,你可以吸收进来,这样,你才能够出来好作品,你没有好作品,给孩子看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想,必须要有拳头一样的硬的好的作品给孩子,这样我就说,答应吧,因为也不能演戏了,只有拍出好的作品给孩子看,这样对党的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自己就答应了。因为我已经不能够做演员了,那时候这个肉还跳(右脸因在劳改中受伤),跳了有二十年,现在倒不跳了。

  倡议把“江姐”搬上银幕 

  [主持人]:于老师真是太值得我们敬佩了。您曾经说过一部好的电影,首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大家。在您的印象中,哪一部电影最感动您呢?

  [于蓝]:说实话,《革命家庭》和《红岩》(《烈火中永生》)都是我发现的材料,我喜欢看书、看报纸,《红岩》就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的连载,我现在还订着中青报,因为当时我检查身体,住在医院里有机会看,也给大家读,大家也都喜欢,我觉得,过去说地下党员斗争的事情还是比较少,过去看苏联的书比较多,高尔基、托尔斯泰的,这些比较多,对于咱们自己的,除了介绍苏联的事情,别的很少看到了。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中国青年报》登这个,非常感动人,我就特别喜欢。

  [于蓝]:当时我们一块合作的导演水华,就是《林家铺子》就是让我替舒绣文的那个导演,他知道我跟苏联专家学习了,我排完《龙须沟》以后才学习的。学了以后,表演方法也不一样了,非常自如、自然,分寸也比较合适,没有过火。像《龙须沟》或者《白衣战士》都有过火的地方,掌握这些方法,就知道不过火的这种演技很自然,怎么样产生感情,很熟悉表演了。

  演《革命家庭》缘由 

  [于蓝]:我当时看了《革命家庭》欧阳立安的材料,我觉得他真的了不得,非常好,他的妈妈是女革命家陶承,这个小说介绍的他,我就问那个编辑,编辑就说,他们就住在那,从前我们培训班也在那个胡同,这个老太太怎么好,我就要求见她,后来我就见了这个老太太,然后就跟这老太太成了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这样她把她的家庭,就是我的《革命家庭》的故事都是她说的,我就觉得,必须得搬上银幕。当时,我是想要做导演工作的,也是演员,但是我也想要学导演,因为演员必须得导演认可你才行,你自己想演还不行,所以,我想导演的权力大,我就想去当导演,这样自己能演又可以演,自己也可以导,就这样我想导这个戏。

  [于蓝]:这时,导演水华已经好久没跟我接触,拍《林家铺子》时他觉得我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告诉我说他还在话剧院,还愿意帮你的忙。导演水华说我也很喜欢这个戏,你们让我导演行吗?我们说我们就是要跟你学,当然可以了,你当导演,我们当副导演,我们就联合起来,但是一联合了以后,他就要求我来演这个妈妈,这样子,后来我就退出了,我就觉得我不能又当导演、副导演,又当演员,那样不合适,一个是上两个名字,一个是你也顾不过来,后来我就说,我不当副导演了,就让别的同志去做副导演,我就专门演这《革命家庭》这个戏。因为和陶承关系非常熟,而且她常常到我们现场去,有时候还跟我们讲好多实际的情况,所以《革命家庭》拍得非常顺利,那个戏拍出来还在莫斯科得了奖。

  谈读书 

  爱看电视剧《刘伯承元帅》 

  [主持人]:于老师,我们知道您的儿子田壮壮老师也是中国电影第五代代表人物之一,您对现在的电影人有些什么期盼呢?

  [于蓝]:说老实话,现在电影看得很少,因为我腿不好,虽然我也有优待券,去买票很方便,但是我必须得带着阿姨去,自己去不了,最主要是耳朵听不好,如果声音大还行,没有字幕也不行,电视上都有字幕我还能看,所以基本上从我的耳朵不行了以后,大概在85岁以后,我就不怎么看电影了,我基本上也就从电视上看了,不怎么看电影。我现在对于看这些东西,我还是喜欢看抗战时期和红军时代的,就是从前咱们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共产党怎么奋斗的,这些我都愿意看。只要演得好,拍得好,我就愿意看,要是不好,我就不想看。现在我看《刘伯承元帅》,非常爱看,我觉得拍得很朴素、很认真、很真实,挺好的,我就喜欢看。谈情说爱的,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都不爱听不爱看了。

  最爱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主持人]:于老师刚才提到你爱看书,您现在还看书吗?

  [于蓝]:现在看书很少了,因为眼睛不好了,都得拿着这个东西(放大镜),现在有一些同志寄来的书,他们自己写的,我看一看,名著什么的我基本不看了,再说了我年轻时候都看过了,像旧俄时代的,托尔斯泰什么的,屠格涅夫的,还有法国的,我基本上都看过了,基本上不看了。

  [主持人]:在您看过的书里面,对您影响最大的几本?

  [于蓝]:《战争与和平》。

  [主持人]: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呢?

  [于蓝]:当然就是托尔斯泰了。我就对这个作品始终还是印象很深很深的。此外,屠格涅夫写的《贵族之家》也不错,写得很好。

  读书教我什么是真善美

  [主持人]:读书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于蓝]:我觉得对你的判断力很有用处。我看托尔斯泰的时候都是初中时看的。现在因为眼睛不好,基本上不怎么看了。那个时候看的书,对我的后来人生的道路影响很大,什么是好、美、丑、恶,哪些是正确,哪些是不正确,我的判断能力比较强。像我是东北人,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我们家,我父亲不在东北工作,在张家口工作,就都逃难到张家口,以后我父亲做律师,在北京,我们又都到了北京,所以我念书都是在北京念的。上学的那个时期,我在天津女师学院中学部,因为我的姑姑在那,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姑姑带着我,她在文学系,我在中学部,我就在天津念书,再以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我只念了半年辅仁中学就不念了。

  读书让我投身革命 

  [于蓝]:因为我有文化的修养,所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己是很仇恨的。当时很勇敢地就决定离开沦陷区,到抗日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你看我就很明白,国民党绝不是抗日的材料,他决不会真正的抗日,因为他净想打共产党,我那时候就看出,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打日本人必须先安内,安内就是消灭共产党,所以我对国民党那些贪官污吏,当时国家的那种无能、那种败落,这不都是国民党的事吗?所以我心里头对他们是很仇恨的。我就要找真正抗日的地方。这时候我就知道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那时候说老实话,延安还不是很清楚,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还没有想,因为到延安,那个时候,都得从天津坐海船到广州,从广州再从中国的大陆的内地,坐火车到西安,由西安你再步行到延安。我就觉得那对我来讲,家里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你要坐轮船,要从北方到南方,然后还要从南方再到北方,没有钱,我哥哥已经给他打发出去了,他在云南念联大,没有第二个人了,我们家里。我是去不了,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就听说,平西有一个抗日根据地,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时候我也胆子够大的,我就敢去。因为我看透了国民党绝对的不行。

  辗转到延安 

  [于蓝]:我觉得我自己文化素养比较高,能看明白,对国民党看透了,不是真正抗日的。这个时候,我相信共产党,他在敌人的心脏里头,还能建立根据地,那他就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到这个平西去。我们同学中间还是有认识的人,互相传来传去的,就找到了平西的副主任,他是经常到平津一带来接学生去参加革命,所以,他一听人家说我要去,我那会儿也就是小孩子一个,就知道我们有几个青年要去,所以他就又到北平来做别的工作,就把我们带出去了,带到斋堂,从斋堂然后学习,在那待了一阵,后来,在斋堂见到了杨成武,我对杨成武印象非常好,我也挂了他的相片。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是首先过大渡河的英雄,就更佩服他了,他接见了我们,让我们换上军装,还让我们又到延安,我们又有十几个人步行到延安,全是走去的,走的都是根据地,晋察冀的根据地。走到晋察冀、晋西北,日本人虽然全都占领了,但是真正的广大农村都在共产党的手里头。我们就都在这儿,到了延安。

  聊生活 

  修身养性练字学画 

  [主持人]:因为您良好的文化素养,也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所以我知道您学画画好象也是之前才学的。您现在还每天都画画吗?

  [于蓝]: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家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弟弟、妹妹、哥哥都会写字,都比我强,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早,该写字的年龄我也没有,平常也没有好好念书,学习成绩还是不错,数学什么都是成绩很好,但是,作文啊,背书啊都不行,写字也不行。这都是到老了闲着没事,这才拿起笔来。要不然你一天干什么,你不能老看报,看完了你还干什么呢?新闻也报道了,《参考消息》也有,都看了。然后自己就要写字,这样可以坐在那什么也不想,学人家能学好就学好,学不好,反正就是模仿吧,这是写字。下午我就抽出时间来画一会儿画,这个画也是学,我也没有正经地老师,学字还有字帖,这个画画有别人的画册,你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到的。我从前住在国务院宿舍,三里河那,现在我儿子住着,那儿没有电梯,我走不了,所以我搬到这儿来,就因为有儿童电影制片厂,你才有这条件,没有这房子,你哪儿去弄去,谁给我啊。就那已经都是了不得的,也还是人家给的,不是自己分配的。我们原来就是住在自己分配的保禅寺,现在那都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司,三进院子,我们是住在那个后头一个院子,不是那个大院子,是那个小院子,大院子是正部长住的,我爱人是局级干部,我还是普通演员,他住在那儿,就住在后头,崔嵬就住在那院,他就住一个北房,就是一个大杂院。后来因为儿影有了房了,我才搬到这儿来。

  坚持锻炼运动养生 

  [主持人]:于老师您身体这么棒,您这么精神,您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于蓝]:我天天坚持锻炼,我做演员开始就要形体训练,主要就是说,不要发胖,年轻的时候,你吃东西,没有好吃的,有吃的就想多吃点,但是做演员就要限制自己,不能吃那么多。一般的都吃八分饱,九分饱。也不吃肥的,油腻的东西,对身体有好处,就是这样的。坚持这样的。我现在每天早晨,阿姨在打扫卫生,我就自己推着轮椅,从那个屋子一直走到这个整个的电梯那边,在那头转十个圈。还要做一些关节活动,大概45分钟。每天下午,阿姨和我一块,现在比方说不太热的时候,就是四点钟去,天气热我就要求晚上去,因为太晒得慌,晚上吃过晚饭,六点钟去,六点以后,因为我吃晚饭都是六点前吃,六点以后,六点一刻去,七点就回来了。她推着我,我下来走,有时候我下来走,走两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相当长了,等于半个公园,我走半个公园,然后她推我回来,我再走半个公园,就是两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二十多一点点。

  [主持人]:您晚上都几点休息?

  [于蓝]:我要求自己十点一定要结束看电视,赶紧洗脸睡觉。

  [主持人]:还是早睡早起,健康的饮食。

  [于蓝]:早晨六点就起来。

  [主持人]:于老师您刚才说您看书看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书,这些书是自己借的还是买的?

  [于蓝]:我住校,我住在学校里面,我在天津念书,没有在北京,住在学校里面,学校有图书馆,所以看书非常容易。它那书都有好几套,而且别人也不一定看,大家都看过了,反正轮流着,没有的时候你就先不看,等有的时候你再看。

“艺坛大家”是中国文联的品牌项目之一,起始于2004年,至今已拍摄老一辈著名文艺家100余人,涉及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民间文艺、摄影、书法、杂技、电视等多个艺术门类,部分专题片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播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次通过中国文艺网的网络新媒体平台集中发布推送,是适应网络时代传播发展趋势,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优势开展宣传推介的一次重要探索。这一品牌项目致力于回顾总结我国当代艺坛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人生历程,搜集抢救他们的珍贵音像资料,既努力为文艺工作的后来者打造一部生动教材,也力争为中华文艺保存一批宝贵的艺术人文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