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92岁于蓝:读书养生 气若幽兰
发布时间:2014-08-15

  【编者按】满头银丝、微佝的脊背、蹒跚的脚步以及一脸未语先笑的慈祥……人民网文化频道来到儿影厂宿舍,探访了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新中国22大明星、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这位带着诸多光环的耄耋老者,此刻,坐在我们眼前的她,精神矍铄,声音依然健朗,人们熟悉的明净而刚毅的眼神不减当年,言谈中显现出豁达乐观淡定的情怀。当她提到当年为演好《龙须沟》的“程娘子”,不顾怀着三个月的身孕仍深入大杂院采访,当她说起当年筹建儿影厂,立志“要拍出像拳头一样硬的儿童电影”时,当她在亲人相继离世的打击面前,仍乐观地面对生活……这位92岁的老人告诉我们,什么值得一生去热爱和追求。 

  于蓝简介:

  于蓝(1921年6月3日~ )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抗大和女子大学学习,曾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电影制片厂、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1956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1949年开始登上银幕,主演的影片有:《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1981年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

  谈电影 

  【初登荧幕:为拍《龙须沟》怀着田壮壮仍深入大杂院】

  [主持人]:于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您从事电影工作近60年,有哪些感悟呢?

  [于蓝]:有60年吗?我自己也不知道。记得1959年,导演水华当时拍《林家铺子》,因为舒绣文心脏病突发不能拍片了,其实她演的“张寡妇”的戏很少,就是一场戏两三个镜头,还有两场戏,两三个镜头,一共也就是五六个镜头。当时,因为我演话剧,在延安就演话剧,我在北京长大,东北口音也有,不是很好改的,但是不像其他人那么重,当时在延安演戏,像我说的话就算是标准的普通话了。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基本上净让我演戏。也因为舒绣文病了,没人替她演了,主演是谢添,我当时演话剧,导演不知道我能不能演,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演。结果他就说试试,叫我去帮忙一下,因为舒绣文病了,就这样我才去拍的《林家铺子》。

  最初不敢演“程娘子” 

  [于蓝]:第一次拍电影是1952年,拍电影《龙须沟》,我记得当时北京人艺在北京演的话剧《龙须沟》,那是最棒的了,我们都是延安出来的,在那个旧中国的时候他们(北京人艺)就演戏,于是之他们在国民党的时候就在北京演戏了,北京人艺有传统的,有点像莫斯科小剧院那劲,我很羡慕他们,看他们演的《龙须沟》,觉得离我们生活太远了,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是劳动过,也参加过非常艰苦的行军,我当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虽然也间接地做了好多工作,但是,我觉得北京的市民,距我还是很远,我的学生腔还是挺厉害,还是演不了。对他们非常的羡慕。他们演话剧演得非常成功了,我是非常佩服的。我们这个导演叫冼群,有人就念白了就念“洗群”,实际上他是冼群,他要拍这个电影,他不太敢用舞台的演员,因为舞台演员都要比较夸张一点,声音要送得远一点,尤其是演程娘子的这个人,个儿非常小,于是之非常高,他俩人看起来有点悬殊,个子上面,看着不是那么特别舒服,但是戏演得非常好,因为他是老北京,北京话十足的味比我强多了,我就不敢演,导演就非让我演,我是不敢演,我一点都不敢演,我觉得我们俩人相差得太远太远了。我们这个导演也有毛病吧,他非得让我演。这个演员吧,架不住他三说五说的。就等于说,(我)就迎接一个挑战吧。但是我心里想,怎么也演不过她。但是我说,他非让我演我只能演了。

  在大杂院中找到原型 

  [于蓝]:为演好这个角色,我走了好多大杂院,那个时候我怀着田壮壮,走得腿都肿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形象,心里头还是没有底气。后来,有一次我们收发室老婆来帮助他劳动,大概是他有点不舒服。她跟我说话的时候,就问我妹妹身体怎么样,我妹妹当时肺结核很厉害,我就告诉她,现在在协和医院,医药费非常贵,我们都很困难,大家伙拿钱来给她治疗。她就说,这可不对啊,就得要想办法啊。第一,怎么怎么着,第二,你都得要想办法,她是你亲妹妹啊。我说我们是想办法啊,我说我们每天都到协和医院去。但是我妹妹确实也后来救好了,救出来了,后来她因为其他器官也衰竭了,这样好几年后才走的,当时她对我那个热情劲,我忽然觉得,这个就是“程娘子”嘛,就这个样很好。那个神态,那个嘎吧脆那个劲,我对她非常印象深刻,我说这就是我脑子里的“程娘子”。

  [于蓝]:我和她多接触,问她过去怎么怎么样,她说过去苦得很,过去要饭,她要饭的时候,兜里都得别个梳子,头发梳得光光的,自己很注意尊严,不能邋邋遢遢的,带着孩子要饭,还要把梳子别在口袋里面,怕自己头发乱了,太狼狈,她说要饭的时候都这样,我一想这人真不简单,要饭的时候还有自己的尊严。所以,我对她非常佩服,这样我就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程娘子”的形象。

  [于蓝]:后来,我就和她们生活工作融在一块,一下子就找到这个角色。这样,我演《龙须沟》也成功了,这冼群非常有意思,当时他非要让我演,我是一点都不敢演,因为我是学生出身,不是劳动人民家庭,是知识分子家庭,距离劳动群众还很远,这个戏就使我一下子敢于、也能接近了这个劳动群众,而且,最后也找到他们身上的特点,自己也能够就把它演出来了。冼群还是很高兴。

  【走过艰难岁月 执掌儿影厂与儿童电影结缘】

  [主持人]:您60岁当上了儿影厂的厂长,而且一干就是20年,对儿童电影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

  劳改中摔坏了大门牙 

  [于蓝]: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是“黑线”,是“反革命”,都在大兴县劳改农场,我们北影厂的人都到那儿去了,17年里,担任比较重要工作的人,就是工作多的人,叫“黑线人物”,就都被弄到大兴县农场劳改。我们在那儿盖房子,因为那天天气太热,我可能心脏有些毛病,自己当时没有发现,我当时是区队长,你别看我是“反革命”,还得当区队长,管着更多的“反革命”。我还嘱咐大家,天气热,别摔着,都注意点,我自己也觉得我很稳当,就坐在房顶上,大家扔砖我就接,那会都挺有本事的,扔那么大块砖,二斤七两重,一下就接住了,把那个都给砌起来,把厨房再加高一点,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天太热了,我不知怎么的,我就觉得,我怎么一下有点晕呢,我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下我就大头朝下,我就摔下去了,我这个牙,这是假的,大门牙掉了,真是惨得很,一个演员把牙掉了,你还能怎么着。当时就没有了。幸亏一些影迷对我很热爱,就给我想办法,找医生,那会儿镶牙,白金的,都做在外面,或者黄金的,金丝都是露在外面的,那样我就不能演戏了,后来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医生,说他不用金线,就用瓷的就可以,看不出来,结果现在还是看不出来,这个假牙,每天都拿下来刷洗。所以,就做不了演员了。另外,这个(右脸上的)肉,被底下一个棍子,木头棍子,那么老粗,差一点把眼睛弄瞎了,这颧骨高。这块肉就老跳,根本没法演戏。我想一个演员已经没有办法演戏了,那你还得要生活下去,你也不能够说我自杀了,不可能有那个想法。

  哥哥、丈夫相继离世 

  [于蓝]:我就想我该怎么办呢?我就只能不做演员,去学导演,反正哪样也是为党工作。1981年,领导找我谈话,说现在改革开放,儿童需要很好的教育,现在改革开放来的东西非常多,好的也有,坏的也有,你是不是可以来拍儿童电影,刚挂一个名,不让我当实际的,就挂一个名当厂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演了比如莫斯科也得过奖,也就算是有名了,叫我担任这个厂长,我心想,戏都不能演了,党需要你做这个你就做吧,我就答应了,当时,四人帮刚倒,自己对四人帮那种仇恨,觉得也需要振作起来,好好地工作,那我说我可以,当然可以了。我说没有关系。他们说你还可以导戏,我心想导不导都行,我无所谓,只要为党工作就行,我是这样想的,我就接受了。因为在干校,在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的一切。我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叫造反派给打死了,给他吊起来,说他自杀了,后来胡耀邦给平反了。我的爱人田方,得癌症,也在那一年去世了。你想我受的打击多么大,我自己又不能演戏了。

  执掌儿影厂:要拍出和拳头一样硬的好的作品给孩子 

  [于蓝]:我总得要为党工作,我就接受了这个儿影厂厂长的任务,我还都不知道做什么呢。我没当过厂长,我就做过党的小组长,做过支部书记,我就按照这个,党的小组长和支部书记的要求来做厂长,发挥别人的才能,你不能够限制别人,不让别人发展,你要让别人发展,而且你要去发现人才,你可以吸收进来,这样,你才能够出来好作品,你没有好作品,给孩子看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想,必须要有拳头一样的硬的好的作品给孩子,这样我就说,答应吧,因为也不能演戏了,只有拍出好的作品给孩子看,这样对党的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自己就答应了。因为我已经不能够做演员了,那时候这个肉还跳(右脸因在劳改中受伤),跳了有二十年,现在倒不跳了。

  倡议把“江姐”搬上银幕 

  [主持人]:于老师真是太值得我们敬佩了。您曾经说过一部好的电影,首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大家。在您的印象中,哪一部电影最感动您呢?

  [于蓝]:说实话,《革命家庭》和《红岩》(《烈火中永生》)都是我发现的材料,我喜欢看书、看报纸,《红岩》就是在《中国青年报》上看的连载,我现在还订着中青报,因为当时我检查身体,住在医院里有机会看,也给大家读,大家也都喜欢,我觉得,过去说地下党员斗争的事情还是比较少,过去看苏联的书比较多,高尔基、托尔斯泰的,这些比较多,对于咱们自己的,除了介绍苏联的事情,别的很少看到了。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中国青年报》登这个,非常感动人,我就特别喜欢。

  [于蓝]:当时我们一块合作的导演水华,就是《林家铺子》就是让我替舒绣文的那个导演,他知道我跟苏联专家学习了,我排完《龙须沟》以后才学习的。学了以后,表演方法也不一样了,非常自如、自然,分寸也比较合适,没有过火。像《龙须沟》或者《白衣战士》都有过火的地方,掌握这些方法,就知道不过火的这种演技很自然,怎么样产生感情,很熟悉表演了。

  演《革命家庭》缘由 

  [于蓝]:我当时看了《革命家庭》欧阳立安的材料,我觉得他真的了不得,非常好,他的妈妈是女革命家陶承,这个小说介绍的他,我就问那个编辑,编辑就说,他们就住在那,从前我们培训班也在那个胡同,这个老太太怎么好,我就要求见她,后来我就见了这个老太太,然后就跟这老太太成了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这样她把她的家庭,就是我的《革命家庭》的故事都是她说的,我就觉得,必须得搬上银幕。当时,我是想要做导演工作的,也是演员,但是我也想要学导演,因为演员必须得导演认可你才行,你自己想演还不行,所以,我想导演的权力大,我就想去当导演,这样自己能演又可以演,自己也可以导,就这样我想导这个戏。

  [于蓝]:这时,导演水华已经好久没跟我接触,拍《林家铺子》时他觉得我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告诉我说他还在话剧院,还愿意帮你的忙。导演水华说我也很喜欢这个戏,你们让我导演行吗?我们说我们就是要跟你学,当然可以了,你当导演,我们当副导演,我们就联合起来,但是一联合了以后,他就要求我来演这个妈妈,这样子,后来我就退出了,我就觉得我不能又当导演、副导演,又当演员,那样不合适,一个是上两个名字,一个是你也顾不过来,后来我就说,我不当副导演了,就让别的同志去做副导演,我就专门演这《革命家庭》这个戏。因为和陶承关系非常熟,而且她常常到我们现场去,有时候还跟我们讲好多实际的情况,所以《革命家庭》拍得非常顺利,那个戏拍出来还在莫斯科得了奖。

  谈读书 

  爱看电视剧《刘伯承元帅》 

  [主持人]:于老师,我们知道您的儿子田壮壮老师也是中国电影第五代代表人物之一,您对现在的电影人有些什么期盼呢?

  [于蓝]:说老实话,现在电影看得很少,因为我腿不好,虽然我也有优待券,去买票很方便,但是我必须得带着阿姨去,自己去不了,最主要是耳朵听不好,如果声音大还行,没有字幕也不行,电视上都有字幕我还能看,所以基本上从我的耳朵不行了以后,大概在85岁以后,我就不怎么看电影了,我基本上也就从电视上看了,不怎么看电影。我现在对于看这些东西,我还是喜欢看抗战时期和红军时代的,就是从前咱们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共产党怎么奋斗的,这些我都愿意看。只要演得好,拍得好,我就愿意看,要是不好,我就不想看。现在我看《刘伯承元帅》,非常爱看,我觉得拍得很朴素、很认真、很真实,挺好的,我就喜欢看。谈情说爱的,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都不爱听不爱看了。

  最爱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主持人]:于老师刚才提到你爱看书,您现在还看书吗?

  [于蓝]:现在看书很少了,因为眼睛不好了,都得拿着这个东西(放大镜),现在有一些同志寄来的书,他们自己写的,我看一看,名著什么的我基本不看了,再说了我年轻时候都看过了,像旧俄时代的,托尔斯泰什么的,屠格涅夫的,还有法国的,我基本上都看过了,基本上不看了。

  [主持人]:在您看过的书里面,对您影响最大的几本?

  [于蓝]:《战争与和平》。

  [主持人]: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呢?

  [于蓝]:当然就是托尔斯泰了。我就对这个作品始终还是印象很深很深的。此外,屠格涅夫写的《贵族之家》也不错,写得很好。

  读书教我什么是真善美

  [主持人]:读书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于蓝]:我觉得对你的判断力很有用处。我看托尔斯泰的时候都是初中时看的。现在因为眼睛不好,基本上不怎么看了。那个时候看的书,对我的后来人生的道路影响很大,什么是好、美、丑、恶,哪些是正确,哪些是不正确,我的判断能力比较强。像我是东北人,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我们家,我父亲不在东北工作,在张家口工作,就都逃难到张家口,以后我父亲做律师,在北京,我们又都到了北京,所以我念书都是在北京念的。上学的那个时期,我在天津女师学院中学部,因为我的姑姑在那,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姑姑带着我,她在文学系,我在中学部,我就在天津念书,再以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我只念了半年辅仁中学就不念了。

  读书让我投身革命 

  [于蓝]:因为我有文化的修养,所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己是很仇恨的。当时很勇敢地就决定离开沦陷区,到抗日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你看我就很明白,国民党绝不是抗日的材料,他决不会真正的抗日,因为他净想打共产党,我那时候就看出,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打日本人必须先安内,安内就是消灭共产党,所以我对国民党那些贪官污吏,当时国家的那种无能、那种败落,这不都是国民党的事吗?所以我心里头对他们是很仇恨的。我就要找真正抗日的地方。这时候我就知道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那时候说老实话,延安还不是很清楚,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还没有想,因为到延安,那个时候,都得从天津坐海船到广州,从广州再从中国的大陆的内地,坐火车到西安,由西安你再步行到延安。我就觉得那对我来讲,家里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你要坐轮船,要从北方到南方,然后还要从南方再到北方,没有钱,我哥哥已经给他打发出去了,他在云南念联大,没有第二个人了,我们家里。我是去不了,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就听说,平西有一个抗日根据地,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时候我也胆子够大的,我就敢去。因为我看透了国民党绝对的不行。

  辗转到延安 

  [于蓝]:我觉得我自己文化素养比较高,能看明白,对国民党看透了,不是真正抗日的。这个时候,我相信共产党,他在敌人的心脏里头,还能建立根据地,那他就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到这个平西去。我们同学中间还是有认识的人,互相传来传去的,就找到了平西的副主任,他是经常到平津一带来接学生去参加革命,所以,他一听人家说我要去,我那会儿也就是小孩子一个,就知道我们有几个青年要去,所以他就又到北平来做别的工作,就把我们带出去了,带到斋堂,从斋堂然后学习,在那待了一阵,后来,在斋堂见到了杨成武,我对杨成武印象非常好,我也挂了他的相片。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是首先过大渡河的英雄,就更佩服他了,他接见了我们,让我们换上军装,还让我们又到延安,我们又有十几个人步行到延安,全是走去的,走的都是根据地,晋察冀的根据地。走到晋察冀、晋西北,日本人虽然全都占领了,但是真正的广大农村都在共产党的手里头。我们就都在这儿,到了延安。

  聊生活 

  修身养性练字学画 

  [主持人]:因为您良好的文化素养,也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所以我知道您学画画好象也是之前才学的。您现在还每天都画画吗?

  [于蓝]: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家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弟弟、妹妹、哥哥都会写字,都比我强,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早,该写字的年龄我也没有,平常也没有好好念书,学习成绩还是不错,数学什么都是成绩很好,但是,作文啊,背书啊都不行,写字也不行。这都是到老了闲着没事,这才拿起笔来。要不然你一天干什么,你不能老看报,看完了你还干什么呢?新闻也报道了,《参考消息》也有,都看了。然后自己就要写字,这样可以坐在那什么也不想,学人家能学好就学好,学不好,反正就是模仿吧,这是写字。下午我就抽出时间来画一会儿画,这个画也是学,我也没有正经地老师,学字还有字帖,这个画画有别人的画册,你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到的。我从前住在国务院宿舍,三里河那,现在我儿子住着,那儿没有电梯,我走不了,所以我搬到这儿来,就因为有儿童电影制片厂,你才有这条件,没有这房子,你哪儿去弄去,谁给我啊。就那已经都是了不得的,也还是人家给的,不是自己分配的。我们原来就是住在自己分配的保禅寺,现在那都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司,三进院子,我们是住在那个后头一个院子,不是那个大院子,是那个小院子,大院子是正部长住的,我爱人是局级干部,我还是普通演员,他住在那儿,就住在后头,崔嵬就住在那院,他就住一个北房,就是一个大杂院。后来因为儿影有了房了,我才搬到这儿来。

  坚持锻炼运动养生 

  [主持人]:于老师您身体这么棒,您这么精神,您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于蓝]:我天天坚持锻炼,我做演员开始就要形体训练,主要就是说,不要发胖,年轻的时候,你吃东西,没有好吃的,有吃的就想多吃点,但是做演员就要限制自己,不能吃那么多。一般的都吃八分饱,九分饱。也不吃肥的,油腻的东西,对身体有好处,就是这样的。坚持这样的。我现在每天早晨,阿姨在打扫卫生,我就自己推着轮椅,从那个屋子一直走到这个整个的电梯那边,在那头转十个圈。还要做一些关节活动,大概45分钟。每天下午,阿姨和我一块,现在比方说不太热的时候,就是四点钟去,天气热我就要求晚上去,因为太晒得慌,晚上吃过晚饭,六点钟去,六点以后,因为我吃晚饭都是六点前吃,六点以后,六点一刻去,七点就回来了。她推着我,我下来走,有时候我下来走,走两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相当长了,等于半个公园,我走半个公园,然后她推我回来,我再走半个公园,就是两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二十多一点点。

  [主持人]:您晚上都几点休息?

  [于蓝]:我要求自己十点一定要结束看电视,赶紧洗脸睡觉。

  [主持人]:还是早睡早起,健康的饮食。

  [于蓝]:早晨六点就起来。

  [主持人]:于老师您刚才说您看书看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书,这些书是自己借的还是买的?

  [于蓝]:我住校,我住在学校里面,我在天津念书,没有在北京,住在学校里面,学校有图书馆,所以看书非常容易。它那书都有好几套,而且别人也不一定看,大家都看过了,反正轮流着,没有的时候你就先不看,等有的时候你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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