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缅怀我的恩师戴爱莲
发布时间:2011-06-29

  中国舞协名誉主席白淑湘(左一)、中国舞协主席赵汝蘅(右一)、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右二)与戴爱莲(左二)的合影

冯英 

  冯英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芭蕾大师,国家一级演员,政府津贴获得者。11岁开始学芭蕾,1979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1980年进入中央芭蕾舞团担任主要演员。曾在《天鹅湖》《吉赛尔》《希尔维娅》《堂·吉诃德》《鱼美人》、《林黛玉》《杨贵妃》《红色娘子军》等剧目中任主角。1998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04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2009年被任命为“中芭”团长。2007年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女领导干部称号,全国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有一幕让我至今难忘,就是戴爱莲先生对党、对信仰的一种忠诚。她要求入党多年,入党是她一直的愿望。当她在病房里、在病床上申请加入党组织时,她那瘦弱的身躯、强大的内心力量让我感动;在她向党宣誓的那一刹那,我感到无比的震撼,那个瞬间、那个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戴先生从没有放弃过她一生的追求! ——冯英

  今年是敬爱的戴爱莲先生诞辰95周年、逝世5周年纪念,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协办、中国舞蹈博物馆承办的系列纪念活动日前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回忆往事,我更加感念她崇高的人格魅力。

  戴爱莲先生第一次指点我的时候,我刚到中央芭蕾舞团,只有18岁。戴先生那时是我们芭蕾舞团的艺术顾问,每次团里一有演出,她老人家就会到场,排完演完之后,她总是循循善诱地、慢慢地把你的优点与不足一一道来。当时我第一次排《天鹅湖》,我跳的是白天鹅和黑天鹅,我觉得黑天鹅的那种诱惑应该用“翅膀”和眼睛诠释出来,但当我跳完后戴先生对我说:“你太过于表面了。”我当时还不太懂其中的深意。我觉得就是该用眼神来刻画,就是该用后背和“翅膀”来体现对王子的诱惑,但她却说这样“太表面了”,我当时真的难以理解。而对这个角色的深入理解是在此后戴先生为我们排练《天鹅湖》之后。

  1984年戴先生引进经典芭蕾作品——《吉赛尔》,我被安排演“鬼王”的角色,因为团里认为我的形象更适合这一角色。后来戴先生知道了,她安慰我说:“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吉赛尔,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其实我的内心也非常渴望演吉赛尔,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演主角,所以当我完成了“鬼王”的角色,又试着在后面跟着学吉赛尔的动作——是戴先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最开始,我不太自信,因为我的外表看起来的确比较冷酷,团里给我的定位也是外形不太适合。后来有一次戴先生看到我怯生生地在后面学,就说:“你要想表演,就要把内心的活动表现出来。”她说我太忧郁了,过早地把吉赛尔的悲剧色彩表现了出来,吉赛尔应当是一个快乐的乡村少女,一出场应该是纯真喜悦的形象,之后才会有后面的悲剧对比。所以她点拨我时更多的是在给我增加信心,帮我诠释、刻画人物。她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看一次排练,后来她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好像明白一些了,演得比以前好多了。后来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英国专家来团里,决定让我彩排女主角,戴先生得知了也很高兴,因为正是在她的鼓励下我才得到了这个表演机会。看完第一次彩排后,戴先生高兴地来到后台,祝贺我说:“还不错,但是还要好好消化。”

  1985年,戴先生把尤利耶夫请来排《唐吉诃德》。能够请到尤利耶夫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平时很忙,而且脾气比较大,是一个很个性的人。但是尤利耶夫一看到戴先生就没事了,因为戴先生是他的干妈。戴先生的影响力遍及全世界,英国还为她铸了铜像,立在了英国皇家舞蹈学校之前。排完《堂吉诃德》全剧之后,我们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戴先生的生命里除了舞蹈还是舞蹈,然后就是对下一代成长的关心与帮助,这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事。有一年,我们去法国巴黎参加国际芭蕾舞比赛,当时赛事的通知有点出入,我和舞伴变成了示范嘉宾的角色,只作为展演的部分表演。当晚戴先生看完演出却很高兴,她上台很激动、很兴奋地拥抱我,但是我们都有点难过,因为我们没有比赛,没有拿到任何奖项。戴先生却对我们说:“就算能拿到金奖又能怎么样呢?现在你是给别人示范表演,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后来回国了,她也总提起这件事,并说,“示范表演证明我们中国芭蕾的地位提高了,法国作为芭蕾舞的故乡能够认可你,这是最大的好事,这是莫大的荣誉!”

  1986年,戴先生提出来要给我们排练《天鹅湖》。那时候她年纪也不小了,但经常给我们排一天的舞蹈。有一次她为排一段白天鹅的出场,就给我们排了整整一个上午。我从1978年开始排《天鹅湖》,1979年毕业演出演的就是《天鹅湖》,我自认为已经演得很不错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戴先生在亲自给我排《天鹅湖》的时候,这一个出场竟然没让我出去,整个上午都在排。她主要是在教我一种方式和方法。她说我的表演之所以太外在,就是因为没有内心的呼吸,要把握一种呼吸的力度,就是说在舞蹈的节奏运用上以及音乐的呼吸上,要运用一种现代舞的呼吸法。戴先生亲自给我做示范,当我看到她诠释的白天鹅一见到王子时表现出的那种紧张、恐慌和不安的时候,忽然就知道她在要求我什么了——她希望我们的舞蹈不只是一种肢体的表达。戴先生的示范做得好极了,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跳了那么久,竟然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她这种对年轻人的要求,让我从内心感到很感动、很感激,因为她的认可就是对我成长的一个认可。排演《天鹅湖》的过程,也是我的舞蹈表演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戴先生亲眼见证了我的进步。

  1988年,我开始排练《林黛玉》,尝试诠释一些中国的东西。戴先生看完我的表演以后,总会提出很细小的缺陷,比如她会跟我说:“你那两下在干吗?你的手在干吗?”她对艺术创作是非常细致、极其认真的,比如她还对我说:“你看过鱼吗?鱼尾是怎么动的,鱼鳍又是怎么动的呢?你看你的胳膊,东一下西一下的……”戴先生对这些细节的纠正,让我看到了一个老艺术家的细致与精致。

  《红色娘子军》这部舞剧在中国芭蕾舞史上的分量是无可替代的,从1964年演到1979年,直到1992年又重新复排。小时候我一直跳喜儿,直到1987年我才试排琼花,试排时戴先生对我说:“你不像!你不像!”我问她应该怎么去注意,她说:“外形不像没有关系,要善于运用节奏,要捕捉人物的形象,以前有些演员样子也不像,但她们的力度掌握得很好,所以是最像的。你要按照她的思路去找,去音乐里面寻找人物形象,包括节奏里面的力度,你的情绪和动作要和琼花的性格形象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你的外形了。”后来我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把琼花这一角色比较到位地完成了。1992年《红色娘子军》全剧恢复,她对我说:“你好多了,但还是差一点。”她帮我分析人物时说,你可以处理一下自己的风格。我后来自己就琢磨,觉得应该演绎得再丰富一些——让人物丰富起来,把参军后的精神气概体现出来,体现全方位的表演效果。后来我的表演得到了戴先生的认可,从最初的“你不像”到“好多了”,我觉得这是戴先生对我最好的嘉奖。

  1996年6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演出《天鹅湖》,戴先生也来了。冥冥之中,我所有的重要演出她都会出现。在成长的道路上,戴先生始终关注着我。挂靴演出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戴先生看完我的表演之后说:“冯英,你长大了,成熟了,你现在是艺术家了。”那时候她已经知道我要退下舞台不再跳舞的意愿,她就说:“你不能退,你一定要跳下去,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真正的艺术。”对于一个舞蹈家而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感无非就来自于专家对你的认可,或是像戴先生这样权威性的、舞蹈事业“第一人”对你的认可。所以当时我真的是激动得满眼泪水,因为我们都是一样从事舞蹈事业,自己的成长道路上都是充满了坎坷的。尤其是在我即将挂靴的时候,她还给我鼓励,说:“要坚持演出,不管我在哪,我都会来看你演出的,所以你一定要继续演。”她的那番鼓励让我很有感触,我说我会记住您的鼓励。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退下了,因为我觉得人才都是后浪推前浪,我应该把机会留给更多的年轻的演员。后来据说戴先生还对别人说:“冯英不听我的话,我让她继续演出她却不跳了。”我确实觉得戴先生一直在关心着我、鼓舞着我。

  1999年排中国版《胡桃夹子》,戴先生看过之后对我们提了几点意见,她说今后在排古典舞蹈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对经典的作品更加仔细地对待,三思而后行,想好再做。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去表现中国文化,结合尺寸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戴先生对我们提出了很多希望和要求,并告诉我们要以一种很慎重的态度去对待精品。

  有一年,我看了一部关于戴先生的纪录片,片中有一个80高龄的她在农村拖拉机上的镜头,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她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对舞蹈进行的深入研究,这种精神太让我感动了。后来我问她:“您去采风,有人照顾您吗?”“我干嘛让人照顾?”她轻松地说。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她已经如此德高望重、功成名就了,其实本可以享晚年的清福,但她却没有,她仍然继续对舞蹈事业进行默默的奉献。

  2004年,我开始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越来越忙了,也没有为戴先生做更多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有一次我去戴先生家,忽然觉得自己对她的关心很不够,感觉她有一种孤独感。所以我想,不论是对自己的老师也好、亲人也好,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因为这种遗憾是以后没办法弥补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戴先生一直怀着一种感恩、感激的心,所以我也告诉自己,以后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尽力去完成,不要让任何事情留下遗憾。

  戴先生生病以后,我们都非常关心,有一幕让我至今难忘,就是她对党、对信仰的一种忠诚。她要求入党多年,入党是她一直的愿望。当她在病房里、在病床上申请加入党组织时,她那瘦弱的身躯、强大的内心力量让我感动;在她向党宣誓的那一刹那,我感到无比的震撼,那个瞬间、那个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戴先生从没有放弃过她一生的追求!

  我回忆的虽然都是些小事,但都是最真实的,它们都常留于我的心中,戴先生的人品、人格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她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艰难的环境下对舞蹈事业日夜奔波、奉献,她对年轻人一点一滴的关心、指点,她简单、质朴的生活,她那高尚的人格,她那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这一切,都太值得我们学习,太令我们感动。

  (本文为冯英在纪念戴爱莲诞辰95周年、逝世5周年活动中的讲话,本报记者李博根据中国舞蹈博物馆供稿整理)

  (作者为中央芭蕾舞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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