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往事,忆故友——悼念徐邦达
发布时间:2012-02-29

  我国著名书画鉴定家及书画家徐邦达于2月23日8点38分逝世,享年101岁。  

  徐邦达的与世长辞是书画鉴定界的损失,也是文博界的一大损失,社会各界知悉消息后深感惋惜。本报特约请三位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徐邦达有过深交的故友、学生,以讲述徐邦达令人敬仰的一生。 

1978年10月,徐邦达与学生们在青岛博物馆鉴定书画。自左至右:杨臣彬、肖燕翼、徐邦达、杨新

  念往事,忆故友

  谢辰生

  我和徐邦达是几十年的朋友了。

  我们最早相识在上海。那还是解放前,我随郑振铎先生工作,要将张绗收藏的书画整理出版,因为他的很多藏品都流散到国外去了,我们想通过出书留下来点东西。徐邦达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们就算认识了,但没什么交往,仅仅见过几次面。

  解放后,国家成立文物部门,我和徐邦达就都到北京来了,在文物处当业务秘书,那时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就熟了。当时的办公地点在团城,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征集社会文物,每天有很多人来送东西,书画这部分都是经张绗和徐邦达过目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负责起草法律文件,但我和他们经常在一起。那时挺有意思的,有东西送来,我也跟着看,在他们的你一言我一语中,增长了很多知识。在我印象中,徐邦达身体很瘦弱,但精力充沛。记得北海旁边有一个小铺,饭菜真好,我们就经常去那里吃饭,打打牙祭,聊聊天,我没多少钱,都是徐邦达他们掏钱。有一天徐邦达特别高兴,收了一件黄庭坚的作品,名字我记不清了,但大家都说“不得了了”,于是就又吃了一顿。

  经过一段时期,征集、捐献积累了很多好东西,每登记入册一批,就送到故宫一批。于是,1953年决定在故宫搞绘画馆,1955年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故宫开办的第一个专题展馆,在筹备、建立、陈列过程中,郑振铎、张绗和徐邦达是主力,做了很多工作,可谓功不可没。这期间,为充实业务单位,徐邦达和一些同志被调到故宫工作,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了,但我经常到故宫去,和他见面的机会也还很多。应该说,通过这些工作,在实践中见的东西多了,徐邦达的书画鉴定功力就又丰富了,他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1981年,国家文物局决定由我出面组织成立全国书画鉴定小组,这个小组集中了徐邦达、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熙年6位专家,我给他们做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我们计划每年上下半年各3个月,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部分私人藏家那里鉴定书画作品,设定了3个任务:鉴定、传承、出版。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很了不起的工程,一下就搞了8年,发现了不少好东西,更摸清了全国书画的家底。在这8年中,每年至少有半年我和徐邦达是在一块儿的,这段时间,大家在一起交流,虽然很劳累,但工作得非常愉快。通过鉴定、记录、拍照等工作,最终落实了目录、图目、精品录3本书,由于出版工作是在20年后才全部完成,其间因许多事情我和徐邦达还是会经常见面。

    听闻徐邦达去世的消息我很难受,我们曾经在一起做了这么些事情。当年的七人小组,现在只剩下我和傅熙年了,他这一走,老一代人几乎已经没有了。但愿,念往事,忆故友。(本报记者云菲采访整理) 

  半世纪,师生情

  杨臣彬

  在我的记忆里,我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与徐邦达先生接触的。1952年我到故宫,1956年向徐先生学书画前,我协助朱家溍先生从事宫廷原状陈列工作,跟朱老干了些年后,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在宫廷史上,征得朱老的同意,我到了书画组。徐先生是组里唯一的“老”专家,当时他40多岁,我才20多岁。我在先生身边,算是初学的小学生。先生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对年轻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上我自己对书画鉴定有着强烈的学习愿望,所以每次请教时都能有很大收获,在工作中我还主动为先生的研究工作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整理记录、寻找资料,先生也毫无保留地指导我,提醒我要在文史、书画史这些基础知识上下功夫。那时我和先生在一个办公室,座位只隔着一道板壁,掉过头来我随时可以向他请教。可以说,我在书画研究和鉴定上一入门就得益于先生的教诲。

  我觉得,先生在书画研究鉴定这个专业上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先生一生勤奋,著作等身。先生是我们这个领域享用不尽的财富,他笔耕不辍,主要著作和成就都体现在《徐邦达集》这16部书里。它是古今书画鉴定这个学科集大成的一个成果。先生的家学和自身的素养可以说就是为书画而生的,尤其是他具备非凡的记忆力。上世纪80年代中期,神武门外有一对年轻人送来了一件吴镇的《松石图》,当时先生不在京,我去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就办了手续留下了。先生出差回来看到这幅画高兴极了,说:“哎呀,我等你多久,终于把你等来了!”原来,先生十几年前在上海一位藏家那里见到过,他经常说“好东西我都记得”。他的脑子就像是一部记录书画的活辞典、一架拍摄书画的录影机,在我的眼里,先生就是为中国书画而生的,无论是在书画鉴定方面,亦或在自己的创作上,都像古人说的那样:“眼界尽古人神髓。”

  先生在研究中,实事求是,治学严谨。先生不仅有着高深的学养,还注重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对于每件东西,他都要把题跋、印章和古人的各家评论、著录整理完,并做出自己的评价,然后再下结论。在对待前人的结论方面,他既不会一味盲从,也不会妄加怀疑,而是根据自己扎实、严谨的研究去确认前人的成果,或是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乾隆三希堂中的《中秋帖》,从宋以来的历代鉴定家都认为是王献之的真迹,但先生觉得上面的字的用笔、结体等都很像米芾,和王献之稍有差距,而且对于这件作品的用纸也是苦于怀疑但没有根据,他就请来古纸专家潘吉星,潘先生鉴定后认为这是竹纤维所做的“竹纸”。而这种纸北宋才有,东晋人怎么能拿北宋才出现的纸来写字?终于先生肯定这是米芾的手笔。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又比如传为孙过庭的《景福殿赋》,也是件流传有序的名作,一直没有人对作者和时代提出怀疑,但先生发现,文中的“构”字写法有避讳,而这是南宋高宗赵构的讳,所以,这件东西由以往的唐代孙过庭改定为南宋人。总之,他搞鉴定工作,都是本着科学和求实的态度,发表意见都是根据确凿、论证严密、言之有物,从不人云亦云。

  先生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前人从未涉猎的学术领域和问题,成就超越古今,是继董其昌之后中国书画鉴定史上最杰出的鉴定家之一。先生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故宫提供大量实物的条件,他对宋徽宗、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金农、吴昌硕等历代大家的真伪、代笔的对比研究达到了前人从未企及的高度和深度。先生不仅厘清了“代笔”的概念,区分了代笔与作伪的不同,而且根据自己搜集、整理、排比的大量史料和作品,明确了以往对于这些大家的作品很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说法。特别是区分了画家本人亲笔的面貌和众多门下弟子、子侄的代笔、作伪面貌的本质区别,将千年以来中国书画鉴定“凭感觉”的文人游戏式的鉴定活动纳入了学术的轨道,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在这方面先生具有开山之功。

  先生开创并建立了科学书画鉴定学术体系,奠定了当代书画鉴定的理论基础。通过研读先生的著作你会发现,凡是历代开派大家和独具影响的书画巨匠,都被囊括在先生研究的范围内,他一向主张通过对书画家个案的深入研究,以书画家个人的笔墨风格为核心,结合材质、装裱、书法的文字与绘画的形象、款印、题跋以及著录等因素,对书画作品进行综合的研判,继而从根本上解决真伪之争、时代含混的问题,从而确立某家、某派或某代的标准风格。这种费时、费力的基础研究,是许多“学院派”不屑于去做的,但却是书画鉴定和书画研究的基石。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先生对那些“学院派”的教授们说:“我是给你们做后勤的。”可是假如你仔细读了先生的著作就会明白,这个“后勤”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做就能做得的。先生说的“后勤”,就是用他毕生的心神精力,把历代书画家的真伪、风格分析确认妥当,让多少从事绘画史家、绘画理论研究的学者免去了真伪混淆、精芜不辨之诮!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理论体系表明了自北宋直至近代,千百年来局限于文人、艺术家、鉴藏家之间小团体私密活动的艺术欣赏活动和随性的记述著录,成为了一项研究方法全面有效、研究领域宽广深入、研究成果系统完善的学问。从这一点而言,先生不仅是集大成者,也是超越古人和今人的一座丰碑。

  先生对后学晚辈无私提携,作为入室弟子我体会最为深刻。虽然我很早就跟随先生一起工作,也在专业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当时政治条件不太利于学习研究,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先生也跟我们一样,吃了不少苦。但那时,先生也总是叮嘱我不要把专业丢了。不能研究,那我就利用工作之余,刻苦练习书法、绘画。先生自己就是大书画家,他十几岁就开始创作,在各种绘画题材上都有相当深厚的功力。而我小时候上过私塾,也喜欢写写画画,有点底子,先生就时常从旁指点我。他说,要真正学好书画鉴定,除了专业知识外,还要经常写写画画,这样才能解决鉴定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书画家的笔墨特点。直到“文革”结束,我终于能够安心大胆、没有顾虑地开展专业研究了。先生向院里提出要配助手,才正式收我为徒,当时我高兴得难以言表。从此,我就跟着先生到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考察、鉴定书画,北到哈尔滨,南到昆明。随时看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先生总是笑眯眯地把这件作品鉴定的要点讲解清楚,从不藏私。有时候,还唯恐我们忘了,会突然提问前几天看的某一件作品。就这样每天白天看书画,先生言传身教,晚上我除了照顾先生的生活起居外,还把白天先生看东西时提出的意见和知识重点进行汇总,整理笔记。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看了近4万件书画作品,行程几万公里,收集了大量资料。那8年多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是我学习收获最大的时期。我在书画的鉴定和研究上能做一些成绩,都是受益于先生。

    回想起来,我与先生半世纪的师生情,他的教诲是我终生的财富,享用不尽。如今,先生殁了,我这两天都夜不能寐,一合上眼,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在当今这种浮躁功利的环境下,作为学生,也许我的能力有限,但我会秉持先生的教导和自己的“实事求是”的为人、做事的准则,把先生的治学精神传承下去。(本报记者云菲采访整理) 

  仙风道骨 狂歌当哭——悼念徐邦达先生

  赵旭

老榕图  徐邦达 

  徐邦达先生仙逝,噩耗传来,我非常难过!此时,一个沉重的字眼充满了我的脑海——损失。徐先生的谢世,无论是对文化界,还是书画鉴定界,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徐老无愧为当今“书画鉴定界第一人”,文博界痛失权威,鉴定界痛失巨擘,令人痛惜扼腕。作为先生的晚辈后学,我感到痛彻肺腑的悲伤。

  我自幼崇拜先生学识渊博,敬仰先生高尚品格。我18岁懂事时就有缘与先生结识,当时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从我步入书画收藏之时,不断聆听先生的教诲,耳提面命,深深感受到他内心的清纯与虚静。没有张扬,没有怪语,只有从容和悠然。既深沉,又高远。

  徐先生终其一生从事古代书画鉴定、研究,20岁时师从赵叔孺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其后,又入当时海上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赏古书画闻名于江南。徐先生撰写的《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等著作一直是我学习书画鉴定的教材,受益匪浅。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时,滕芳阿姨就对我说过:“徐先生有对于书画鉴定的执著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一定能活过100岁的。你要向他学习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精神。”这些话语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耳畔。岁月如梭,20年过去了,先生已是102岁了。

  去年我们保利拍卖公司为徐先生举办了“百年光华——徐邦达珍藏作品及艺术回顾展”,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百年鉴定和创作生涯以及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由于徐先生疗养身体的缘故而未能到现场,滕芳阿姨代表徐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展出期间,徐先生一生的收藏与他本人创作的书画作品,吸引着众多的观众前来参观。

  而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平静,那么从容。不,徐先生还活着,他像一座巍巍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本文作者为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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