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一民:用画笔描绘民族之魂
发布时间:2015-09-09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我还是一个7岁的小孩。我是冀中保定高阳县人,我的大堂兄牺牲在白洋淀,抗日战争期间鼎鼎大名的雁翎队他是组建者之一。大堂兄是个知识分子,会画画,会作诗,当时他是高阳县、新安县的党委书记兼游击大队的政委,雁翎这个名字还是他起的,后来他调任晋察冀第八分区冀中九地委做了民运部长。1942年9月回到白洋淀,在殷家甸芦苇荡里开过一次干部会议。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半夜里被敌人包围了,他带着警卫员抵抗到最后,用最后一颗子弹把自己打死了。他叫侯建民,当时改了名字叫侯卓夫,白洋淀的纪念馆里有他事迹的介绍。

  1942年的大扫荡非常残酷,我的大伯父是一个老党员,我们隔壁就是司令部,我只知道警卫班练兵排队出操很好看,别的都不清楚。那个时候我的外祖父已经瘫痪了,别人抬着他在路上走,跟日本人遭遇,就被活活地开了膛。那时候不只我们一个家庭是这样。这些血淋淋的事情让我们怎么能忘记?这就是抗日。我的哥哥是学土木工程的,为了抗日步行过了黄河,最后在重庆考入了空军,到印度和美国受训,刚刚要毕业,日本就投降了,别人欢天喜地疯狂地庆祝胜利,他们却抱头痛哭,因为没有打到日本鬼子。

  当时我很小,是个地下党员,我们在草丛里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鲁艺的作品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看过了,当时徐悲鸿说延安出了一个大画家,说的就是古元。我们这一代人继承着延安开辟的阳光灿烂的面向时代、面向人民的崭新艺术传统,是在中国美术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文化、新美术的感动之下,开始了各自的创作生涯。我们这一代人在艺术本质这个问题上,作为老兵从来没有动摇过,任何的蛊惑和胡说八道都影响不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坚信艺术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年代,都应该承担灵魂工程师的作用,承担作为文化大军的责任。

  现在国家博物馆里有我的一件作品,就是《血肉长城》,中间部分是一个中国军人抱着日本鬼子跳崖,日本鬼子的头我画成了一个骷髅。去年我又画了一幅画,表现的是慰安妇,我做了照片和画的组合,周围都是历史照片,画跟照片是呼应的。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安倍晋三说没有慰安妇这回事,我是用画来回答日本人。这是历史,这样的历史他们居然敢否认!

  最近我在策划启动一个项目,就是在哈尔滨建立一个东北抗日联军的全景画,这部作品跟一般的全景画不一样,观众可以坐着森林小火车从密林深处出来转,越转越宽,这里有指挥部,有休息所,有战地医院,还有少年营,最后是一个大战场,最后的最后是跟赵一曼告别。赵一曼是一座雕塑,大家可以集体合影。出来以后观众就会觉得,抗日联军太了不起、太伟大了!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前几天我的一个学生给我裱画,他提到他的儿子对他说,有抗日战争这回事吗?他自己觉得这个儿子脑子出问题了。我现在就有所警觉,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忘掉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作为美术家,责任就是要通过我们的画笔,让下一代真实地知道那段历史是怎么回事。

  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反映伟大抗战,要反映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就亡国了。历史非常清楚,就是一些“80后”“90后”不相信,我觉得文艺工作者面临着怎样让我们的后代了解历史的重任。下一代人必须要真正地了解历史,了解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了解一代一代人为什么前仆后继地牺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情感上成为中国人。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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