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音乐》月刊于1940年1月创刊，1950年12月终刊。作为一份在国统区战斗达10年之久的音乐刊物，它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中国音乐事业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曾受到周恩来同志的称赞。
1938年10月，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党在国统区的各种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1939年9月，李凌同志经上级领导的批准，从延安鲁艺前往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即由武汉迁往重庆的政治部第三厅，1941年改为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准备与重庆的赵沨、桂林的林路等人一起创办一份音乐刊物，将音乐理论工作开展起来，进而推进国统区进步音乐活动的开展，扩大抗日救国的影响。为了便于团结、组织国统区的进步音乐工作者，在征得周恩来同志的同意下，1939年10月，新音乐社在重庆成立，李凌、赵沨为主要负责人。1940年1月，在新音乐社的努力下，《新音乐》月刊正式面世。因重庆无从找到印刷设备及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刊物便在重庆编辑，由桂林立体出版社出版。
《新音乐》月刊是新音乐社主办的综合性普及性音乐刊物，其办刊宗旨为：（一）展开 音乐艺术上各种问题的讨论，发扬对曲作及音乐运动之批判，以提高音乐艺术水准，归正音 乐运动之发展。（二）正对着中国今天抗战中大众音乐水准、需求，强调对民间音乐艺术优 良遗产之深入研究，利用与发展，配合新的民族精神，接受“五四”以来新音乐及世界进步音乐成果，以创造新的民族化的大众化的音乐艺术，使它真正能普遍深入大众中，真正能成为抗战建国最有力的武器。（三）介绍世界进步歌曲与音乐译文，作为建立新音乐的参考。（五）联络各地音乐工作者。（四）供给反映抗战现实歌颂建国的音乐创作。（六）组织各地音乐工作经验。 由于制版困难等原因，《新音乐》月刊前两期的内容比较单薄，从第一卷第3期起进行了扩版，版面是以前的两倍。内容大致分为七栏：短论；音运理论；创作及翻译歌曲；技术理论；工作通讯；音乐新闻；问答研究。
《新音乐》月刊的显著特点是高度关注与反映社会现实，把刊物与祖国的危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歌曲创作和理论探讨，都比较通俗、浅显，散发着蓬勃的朝气，非常适合广大青年学生及一般音乐爱好者的需求，是十分受欢迎的音乐刊物。由于读者出乎意料的多，第一期出版后又创办了两期增刊。《新音乐》月刊一度发行量高达三万份，成为当时国统区内销售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音乐杂志，屡遭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原定每月出版1期，6期为1卷，但由于上述原因通常难以如期出版，其开本、出版地点及出版名义等也常作变更。1940年1月～1943年5月，在重庆、桂林出刊1卷1期～5卷4期，后被迫停刊。1946年10月在上海复刊，出刊6卷1期～7卷2期，1947年9月又被迫停刊。1948年1～12月，在香港继续以丛刊形式出版，每期使用不同书名，只在版权页注明《新音乐》的卷期顺序，出版《红花》（7卷3 期）、《唱歌方法》（7卷4期）及《音乐春秋》（7卷5期）3期。1949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于北京复刊，至1950年12月终刊，出刊8卷1期～9卷6期。总计出版9卷49期。
在上述过程中，《新音乐》月刊主编和新音乐社其他成员，还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其它版的《新音乐》，计有：《新音乐》月刊副刊(1941年1～2月，共出2期)、上海版《新音乐》（1946 年1～6月，共出3期）、华南版《新音乐》（1946年4月～1947年8月，共出2卷9期）、昆明版《新音乐》（1946年6～7月，共出2期）、渝版《新音乐丛刊》（1947年1月，仅见1期） 和粤中版《新音乐》（1949年6月，仅见1期）等。
《新音乐》月刊初期的主编是李绿永（即李凌）和林路，从第四期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终刊，主编皆为李凌和赵沨。《新音乐》月刊十分重视理论的导向作用，登载了一系列进步音乐论文。这些论文，深入探讨了音乐与抗战的密切关系、音乐的民族形式和大众化问题，以及有关新音乐的性质和历史等，对于当时从理论上澄清人们对进步音乐与群众音乐活动的错误或片面认识，启发教育音乐爱好者，使之积极地投入到抗战救国的行列中来，都起了重要作用。
《新音乐》月刊大量发表反映民众坚决抗战，期盼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歌曲创作，以及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中涌现的优秀歌曲，如《自由的吼声》、《向着抗战建国的道路前进》、《跌倒算什么》、《古怪歌》、《民主是那样》、《大家唱》、《五块钱》等。这些歌曲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斗志，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推动了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和民主歌咏运动。同时，《新音乐》月刊大力传播解放区的音乐作品，如《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 唱》、《延安颂》（以《古城颂》曲名发表）、《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等，使国统区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解放区人民的生活与音乐创作情况。当时的国统区民众都十分向往解放区，战斗在国统区的新音乐工作者们，不仅宣传与演唱解放区的音乐作品，还创作了一些赞颂解放区的歌曲，如《山那边哟好地方》等。这不但充实了国统区民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精神上激励着他们同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去争取、创造自由与民主的新生活。有很多大后方的青年和学生，就是在这些歌曲的鼓舞下，奔向了“山那边”。另外，该刊还介绍了不少世界各国的进步歌曲和古典艺术歌曲，其中以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为最多。如《祖国进行曲》、《夜莺曲》《喀秋莎》《啊，静静的顿河》《放我去吧，母亲》《青年团员之歌》《伏尔加之歌》等。
《新音乐》月刊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音乐工作者，成为国统区音乐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新音乐》创刊初期，即在重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恩来接见了李凌，给予热忱鼓励, 希望能够借助《新音乐》月刊做好音乐界的统战工作。于是，李凌他们把统战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了起来。《新音乐》创刊号出版之际，李凌等人就精心组织了一次聚会，邀请当时重庆的音乐界知名人士如缪天瑞、张洪岛、江定仙、黎国荃、陈田鹤、胡然、李抱忱、刘雪庵、沙梅、盛家伦、赵启海、明敏等人参加，以争取他们对《新音乐》月刊各项工作的支持。在聚会开始时，主持人田汉代表李凌他们说：“这个小刊物刚刚出世，她还很羸弱，但这个新生命有朝气，得民心，希望朋友们都能关心她、支持她，使她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好看。”聚会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缪天瑞、李抱忱、张洪岛等后来都成为《新音乐》月刊的撰稿人。李凌也不断与马思聪、缪天瑞、郑志声、李抱忱、范继森、胡然、黄友葵等人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并适时地向他们传递中共的抗日主张。在李凌等人的影响下，这些工作在国民党的机关、学校和团体的进步音乐家，对中共所领导的各项事业均极表同情。其中黎国荃、 缪天瑞等人表现得十分热情，他们后来都忠心耿耿地为新中国的音乐事业而效力。1942年7月17日，在《新音乐》月刊的推动下，又召开了“新音乐工作者会议”，商讨开展新音乐运动的问题。到会者60余人，其中有田汉、欧阳予倩、徐迟、孙慎、马思聪、林路、力丁、舒模、薛良、甄伯蔚、姚牧、伍伯就、陆华柏等。会议号召大家要加强学习，坚持斗争，要更广泛地团结国统区广大音乐工作者共同战斗。这两次会议都由田汉主持，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音乐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
除了对音乐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外，《新音乐》月刊和新音乐社还通过各种形式的音乐教育活动，为新音乐运动培养骨干。1942年10月新音乐社成立了通讯研究部，以函授的方式，辅导各地音乐工作者进修，后来又举办过一些短期的业余培训机构，如1946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音乐学校，1947年4月在香港成立的中华音乐院，1948年在新加坡成立的中华艺术专科学校，以及各种音乐讲习会、训练班等，通过这种社会性的音乐教育，团结了音乐界的各方面人士，培养出一批音乐运动的骨干和各种人才。
《新音乐》月刊自创刊伊始，就一直面临着重重困难与阻挠，据统计，该刊前后被没收的就有四万份之多。但《新音乐》月刊的主办者们并未因此而屈服，而是庄严宣布：“无论怎样困难的条件之下，本刊一定要办下去，压力愈强，此心愈坚，为了新音乐运动，为了建立新中国的民族音乐，我们不惜任何牺牲，不畏任何暴力！同时，我们要向国内的反动派，提出我们最严重的抗议，……我们要用人民雄壮的歌声，来为你们高唱葬曲，直到你们全部消灭为止。”并始终以昂扬的斗志，不屈的精神，顽强战斗在国统区的音乐统一战线上，为发展人民音乐事业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