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明：一线 —— 创作的源泉
５月１２日，我正在重庆赶排一个新的舞台剧《渝·美人》，而灾难就在当天下午１４：２８到来。大地与楼宇强烈的震动驱赶着惊恐的人群，也包括我。如果说当时的经历和稍后传来的汶川地震消息令我不安的话，那么后来的一切则让我感到震撼——中国人民的心瞬间凝结在一起，无论是在四川，在全国还是在海外，我们想的，做的都是同一件事——人间有爱，抗震救灾。
稍后，我奉命回京加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室赶赴灾区小分队。我们一身迷彩军装，背负行囊，如奔赴前线的将士一样。当在军旗下宣誓时，那种从未有过的神圣感觉侵入我的每一个细胞。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一位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我必须做点什么。
５月２０日是北川县城封闭的日期，随时有可能楼会倒塌，或疫病发生，堰塞湖也有可能将县城淹没。但我们还是拿到通行证，全队战友为此感到兴奋；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将要走的是一条生死之路。
沿途，我看到从未看到的巨石，也不知道它会不会从山上滚下来，如真要下来别说我们坐的吉普车，就是重型坦克也会砸成钢板。深夜，我们到达北川，由于地震造成电力瘫痪，一片漆黑，人甚至不敢往前随便迈步。在这里，流动的车灯和手电筒的光亮，仿佛已然成为了生命之光。那一晚，我们入住帐篷，雨不停地下，老天在抽噎，不停在哭，怨大地给人们带来这么大的灾害！我一夜没有睡，在想不知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舞台上表达这样的感受……
一大早，我们终于清晰地看到北川县城，我无法形容北川县城震前繁华和震后的惨烈，只感到一片死寂，听不到当时的风声和雨声，唯独能听到我的心在跳。
随后，我们赶到北川县城外的抗震救灾部队、武警官兵和全国四面八方的救援人员聚集地，这里可用“两重天”与北川县城相比，这里可用“活力”来形容；但是，你不在此时此地就感受不到心灵的升华和净化，感受不到生命是如此的美丽。回想起有位重庆消防战士给我讲了他在营救一位北川中学女学生时的一段生与死的对话，叫我倍感震撼。消防战士说：“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女学生说：“叔叔，你别着急，你把我救出来，等你结婚时，我一定给你送彩礼。”那位战士说，听到这话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可我知道它是生命的赞歌。
我这次赴灾区感受很深，这是源泉，有了它就有动力，有了动力就有创作欲望。生命与爱永远是艺术表达的主题，我所能做的是如何去歌颂它！
（本文作者赵明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编导室副主任、一级编剧）
李福祥：我们的精神家园在这一刻建立起来
总政宣传部组织了一批一行１０人的全军文艺创作人员队伍，5月１４日出发深入一线地震灾区进行慰问。我们于１６日到达都江堰，尽管之前从电视等媒体的相关报道中了解了很多情况，但是深入到灾区现场后很多状况还是很令人触目惊心。尤其是不断接触到的一些人，总是令我们感动。每一天眼眶都是湿润的。
我们先到了都江堰的中医院，看到我们的武警战士都充满血丝，我们的士兵已经4天4夜没合眼了。不需要说什么，只要看看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就能让你泪流满面。战士们也没有经历过这些，老百姓都围在外面等待着看有没有生命存在，当挖掘机停下来的时候，几千人都轻轻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要还有生命的迹象，马上就有医生在旁边等着抢救。我对我们的士兵特别心疼，战士们也都是８０后、９０后的独生子女，但是穿上了这身军装，就没有二话，什么样的困难也要上，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第二天我们到了什邡，那里的情况比都江堰要惨烈得多。由于有驻军所以秩序还是很好的。到了晚上，供电中断一片漆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本来晚上战士们应该返回部队驻地集结，但是老百姓们不让他们走，晚上很多群众自发地离开自己的家簇拥到战士们在野外的临时住地，在战士的旁边休息。战士们接到任务要离开，老百姓都起来跟着，这一刻让人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
接下来我们到了北川，这次地震北川受灾是最为严重的。我们是有组织的第一批深入到灾区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救援官兵，几乎是不眠不休地持续救人：“让我再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这种声音在灾区这几天我们听到了很多。战士们几天就用掉了十几副手套。很多瓦砾把战士的胳膊都划伤了，顾不上包扎就又继续在废墟里寻找生命的迹象，每个战士的手臂都是伤痕累累的。老百姓都非常感谢部队为他们做的一切，有的群众用白灰在纸板上写着一个简单的“谢”字，举着牌子站在路边。我们看到这些，当晚就创作了一首歌词名字叫《你是我的父母，我是你的兵》，表现这种军民鱼水深情。在那个地方，那种情况下，可以说到处都是英雄，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件事情都有可歌可泣的大情大爱。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往映秀镇，由于公路那时还没有打通，我们从都江堰先乘冲锋舟，然后再徒步３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映秀镇。在乘坐冲锋舟的时候，团长告诉我们，这些开冲锋舟的战士已经４天４夜没吃过一顿热饭，只能靠饼干充饥，一直在冲锋舟上来回运送人员和物资。战士们没有一句怨言。想想看，这些都是８０后、９０后的年轻孩子啊！我们曾批评这一代人自私、集体观念不强，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反思这样的断语。一个工兵团守在这里修路，由于余震不断，路修了又塌，塌了又修。战士们就在野外露营，累了困了就盖上雨衣或者躺到装尸体的袋子里睡一会。工兵背的工具、食品、医药品甚至超过了自己身体重量的一倍。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开路的工兵，看着非常年轻，大概只有十八九岁，身上背着的药品、矿泉水箱子已经像小山一样压得他直不起腰来，而在这一摞箱子的上边还有两把十字镐、一把铁锤和几根长长的钢钎。工具是为了开路用的，食品和水是为了给每一个在路上遇到的群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份量大概早就超过了这个小工兵的体重，他在水泥和石块堆积的坡路上极力地保持平衡，正一步步的向着映秀的方向跋涉。我知道真正通向映秀的公路本来是位于我们头顶几百米高处的山腰上，现在早已随着整个山体垮塌下来。靠着上百个像这样的工兵冒着无数次余震和滑坡的危险，他们硬是在崩塌的山体和滚落的巨石间一锹一镐打通了这条走向映秀的生命通道。即使是脚下这条不是路的路，也是多少次被重新埋过，又重新凿开。然而正是在地震后的最关键的几天里，从这条路上不知救出过多少濒危的伤者和群众。这个被压弯了腰的工兵背上的重量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条性命。
这次地震的震中说是在汶川，其实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这种震撼比８级地震还要强烈。山体虽然被震得裸露着没有植被，但是最明显的一条路是绿色的，因为到处都有我们的士兵，他们的迷彩是绿色的。在废墟上它是橙色的，是专业救援队的颜色。还有一种颜色是圣洁的白色，就是那些医护人员。还有一种是红色，就是我们的旗帜，比如“铁军”、“老虎团”、“红军团”等等，部队都立着自己鲜明的红色的旗帜！我们的物质家园被摧毁了，但我们的精神家园在这一刻却建立起来。中国的传统美德在这种灾难中骤然释放出来，每一天都震撼我们。
（本文作者李福祥为总政歌舞团副团长、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