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上面几位先生的发言，很受启发。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当前学术思想界确实有很多偏差。某些宣扬传统文化的人都只是抓住了其中的某个学说、某个流派的某个方面，把它们夸大为传统文化本身，以致于让人们误以为他们所讲的就是传统。这些偏颇看法的产生，都是由于未能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体系来把握，或者说，他们都没有把传统作为一个包含着历史世界、政治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文明整体来看待。在我们看来，理解传统首先需要一种体系性的观点。

　　实际上，楼先生就特别强调，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之间就是一种体系性关系。他更进而把传统文化看成是一种仍然活在当下中国人的身心关系当中的力量，一种促进身心和谐的人伦日用与礼乐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儒释道之间，百家之间、三玄之间、中医与哲学之间都有一种体系性的关联。

　　我们在继承和宣传传统文化的时候，要着重于这个体系性的关联。所谓体系性的观点，在我们看来，除了强调传统文化内部不同学说、流派以及不同方面之间的内在关联，更重要的是要突出强调，使得这种体系性的关联之所以可能的那个结构或框架或那个体系本身。中华传统文化是由这些存在着体系性关系的不同内容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说中华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的，严格说来并不是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在我们看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就是指那个由儒学在面对不同历史条件的挑战下不断创造和凝铸出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结构本身我们可以称之为儒教。儒学和儒教不是一回事，儒教和儒家也不是一回事，但却彼此关联，甚至互为条件。儒教不是所谓宗教化的儒教，而是指由儒学的创造性所不断凝铸的中华文化的体系性特征，是构成我们的历史世界、政治世界、生活世界的文明之整体。儒家仅仅承载儒学的学派而已，是儒教体系下面的一个学派而已，虽然是最重要的学派，道教、佛教也同样共处于这个体系之下，形成所谓三教之间的关系模式。如果说道教、佛教具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性的话，那么容纳这种宗教性并存共处的儒教体系本身，则是一种政治的宗教，而从根本上区别于宗教的政治。不同宗教之所以可能共存于同一个政治宗教的框架之下，是因为政治的宗教就是对宗教的政治的节制，或者说替代。应该说，这种具有政治宗教性格的儒教体系，才是中华文化最具本质性特征的内容，正如多元宗教可以并存共处于这一体系当中一样，多元的族群也可以一体共存于这个体系当中。这个体系就是容纳多元的一体性的保障。

　　中国之所以能够既久且大地存续到今天，而且必将继续存续，就是因为这种体系性的特征。至于我们是否把这多元一体的体系性特征称之为儒教体系，其实并不重要。它打造了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天下规模和文明形态的历史命运共同体，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正是这个体系性特征才是我们在不断的政治革新和制度创造中始终加以继承的。

　　中华民族，严格说来就是一个天下民族，就是由这个体系熔铸出来的民族，我们很难用西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汉族的民族特点。这样来看，我们讲中华文化的时候，不是简单讲它是汉族的文化，而是从这个体系性角度来讲文化，一方面在这个体系性里面讲多元文化的并存，另一方面也要讲多元文化共同创造了这个体系。这个体系有它自己的一整套象征体系、符号体系，而这个体系是超越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单一文化的。这是我们看待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观点，不能被任何单一的学说、学派、文化、宗教甚至单一的族群垄断了对中华文化的解释。

　　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就是在强调这种体系性的特点。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经典论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融入了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科学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具有体系性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以一种体系性的观点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这个体系当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今天应该有的共识。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法，应该说是继承了之前关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二分法，是对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强调。不过，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体系性说明当中，着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说就是在着重强调对待传统文化时要更加着重于发扬其优秀的内涵。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在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着重强调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伟大结晶。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源，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当代中国的文化根源，是当代中国实践的历史感和意义感的来源，而另一方面，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从事伟大实践、进行伟大斗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不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是不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入新的历史局面的结果。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在170多年的近代史、近百年的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和近70年的建设、改革的实践当中，不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步步带新的文化成果。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的体系性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使得这种体系性关系得以可能的体系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中国这一具有天下规模和文明形态的历史命运共同体在当今时代的象征体系和符号体系。

　　应该说，以一种体系性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就是在强调一种实践的观点。而实践的观点，就是人民的观点，或者说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今天谈传统文化，与上世纪80、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谈论传统文化有一个根本的不同，90年代谈传统完全笼罩在海外新儒家的视野之下，甚至也被海外新儒家的情绪所左右。海外新儒家认为中华文化已经是“游魂”，已经“花果飘零”，这实际上是对他们自身生命处境的自况。把中华文化看成是与其躯体脱离、甚至是与其躯体格格不入的“游魂”，实际上就是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的中华文化观的典型反映。他们不懂“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的道理。

　　今天要树立的中华文化观，应该彻底修正游魂说。中华文化不是游魂，更没有飘零，它是存在于近代以来人民实践当中的文化，是与人民的生活和实践紧密结合的文化。一方面中华文化始终是构建中国人民生活世界的力量，尽管有时是以百姓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方式存在的，而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始终是导引中国历史的理想，尽管在历史上从未完全地实现过，但并不减损理想的力量，并不能减损理想对历史的持续导引的力量。应该说，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理想的持续导引作用。同时，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也脱离不开历史对其的开展和深化，历史的开放性不断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赋予新的形式，衍申出新的内涵，分化出新的面向，容纳进新的因素。应该说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之间的相互呼应，是革命文化能够成长为中华文化新形态和新阶段的重要原因，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接引和推动革命文化的落地并成长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如此。大同与小康，固然不能等同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不能不说正是大同与小康的理想接引了并生长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无论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还是革命理想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都是人民追求的理想，都是人民在实践中践行的理想。

　　因此，实践的观点就是人民的观点，立足于中国人民实践的观点。如果说文化脱离了躯体成为了游魂，那文化就已经失去了生命力。这完全是对文化的抽象化或者说观念化的形而上学理解。回到实践来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强调传统的根源性意义，但同时必须强调根据不断变化的实践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实践的观点要求我们理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要求。我们需要革新思想方法，立足于人民的实践，重建一种历史观，重新看待三者之间的正面关系。

　　强调实践观点，其实就是在强调中国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就是特别强调中国观点。中国观点，不是中国中心主义，中国特色更不是单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强调中国有一种从自己出发去创造价值的主动权，是把价值创造的主体性，把价值创造的主权，重新复位于中国自身的努力。所谓价值创造的主权，就是历史道路和实践发展的主体性。这种努力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内在需要。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都是处于不同条件下的人类，在适应不同条件的前提下，积极寻求自身生存发展道路的结果。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道路，也是深化人性的自我理解、开掘人性不同面向的结果。汇聚和融合不同文明，可以让我们对人类、对人性本身获致更为全面、更为丰富的认识，增进人类自身适应未来新挑战的能力。对中国观点的强调，背后有一种文明史的视野。

　　同时，对中国观点的强调更有一种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哲学上的中国观点，就是对西方普遍主义的论证方式的批判。西方的普遍主义论述，来自于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以辩证法来反对形而上学，就是对这种普遍主义根源的批判，海德格尔和法国理论所批判的也正是这种形而上学传统。这种以形质论为根源的形而上学，是以一种不变的理念形式作为真理以对立于纷繁变化、充满生机的现实，以形式对质料的形式化来概念化世界，以一化多，以普遍来驾驭特殊，把复杂多元的世界化为单一形式的世界，具体的文明实践被化为了普遍概念之下的特殊质料，从而失去了普遍的真理意义。这种思想方法就是所谓形而上学的方法。中国文明中的“仁”实际上不仅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更是中国哲学的一种看待世界的态度，仁作为一种具体感通的方式，是一种立足于具体的、平等对待他者的道德态度，更是“尽其在我”地理解他人的方法。

　　因此，从中国观点出发对普遍主义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普遍主义论证方式中的霸权态度的批判，普遍主义是“志存兼并者，方寄高义”的理论武器，因此对普遍主义的批判就是武器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是批判的武器。中国哲学的意义就是于立足于具体的文明实践、立足于人与人之间和文明之间的仁的感通方式，批判那种立足理论教条、立足于普遍的概念真理，来霸凌现实中具体的人的实践的普遍主义。中国哲学的观点，就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中国的观点，就是要强调立足于每一种具体文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不断创造出一种更符合人性丰富内涵和基本需要的文明价值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中国观点，不仅不是中国中心主义，更不是保守复古论，毋宁说中国观点就是创造的观点。刚才几位老师谈到创新和复古的关系。在我们看来，所谓复古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过去对传统的批判，实际上与复古的传统观共享了对传统的认识，都把传统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实则在认识论上有一致之处。

　　传统其实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传统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恰恰存在于传统的不断创造当中。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继承就是创造，立心立命就是不断创造价值、创造承载价值的典范。创造是传统的创造，传统是不断创造的传统。这就是继与立的辩证法。冯友兰先生特别发挥了《诗经》“文王”里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道理，所谓“旧邦新命”就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道理。王夫之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观。“继与立”的辩证法，也正是章学诚所讲的“源流互质”的道理。所谓源流互质，就是根源与发展的辩证法，发展一定是对根源的发展，而根源也必须在发展中才成其为根源。根源与发展的辩证法，是对主体性的高度自觉。源流互质，就是马克思讲的“从后思索”，就是不断赢得主体性的历史实践过程。主体性的获得，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历史感的确认。当代中国的每一次创造，都是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创造；当代中国的每一次革新，都是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自我更化。因此，当代中国是古老中国的新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古老中国的新机运。

　　体系的观点、实践的观点、中国的观点、创造的观点，都是立足于文明史、革命史、建设史而不断确认的历史感，都是在确认当代中国的主体性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要确立的四个自信，就是对当代中国主体性立场的确认。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地表达了当代中国的主体性立场，党的十九大报告，也以一种开阔的未来性，传达了当代中国不断创造文明新局面的格局和气度。处于五千年文明历史发展的当下时刻，当代中国的种种创造，无疑具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在它属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同时，它就必将是对人类文明历史的伟大贡献。

　　——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冬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