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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无处不在的“佩奇”——猪的形象演变史

时间:2019年02月01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湘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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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纹陶缽 河姆渡文化 浙江省博物馆藏

玉猪龙 红山文化 辽宁省博物馆藏

豕尊 商代晚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放飞自我》 当代 曾洁纯 绘

  佩奇—— 一个来自英国学前电视动画里的卡通人物,因为粉红色的小猪形象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一只猪。在众多小孩眼里,它的魅力比猪八戒还大。毕竟,有了聪明可爱的佩奇,谁又会去喜欢贪吃、懒惰、蠢笨,只知道到处找大师兄的猪八戒呢,连爱吃鱼丸粗面、同样是粉红色小猪的麦兜都得让佩奇几分。

  发现了吗?动画世界里,粉红色的动物尤其受人喜欢,无论是佩奇、粉红豹,还是别着粉红发卡的Hello Kitty,真实世界也是如此吗?不仅猪的毛色有很多种,如白色、全黑色、白带猪、花猪、棕色或红色等,猪的形象也是千变万化的,自9000多年前,河南舞阳贾湖人将野猪幼仔带回家喂养的那一刻起,家猪便开始了它长达数千年的驯化和形象改造之旅。

  从“家”到“冢”

  是的,家猪由野猪驯化而来,在中国,它是六畜中继狗之后,较早被家养的。大概因为野猪这种杂食性动物经常跑到人类居住地附近寻找食物,被善于观察的先人们弄清楚了生态特征和生活习性。有一天,不甘寂寞的先人们,趁母猪(黎明或黄昏)出去觅食,仔猪留家之际,好奇地抱来一只喂养,就这样,兽性不断减弱的小野猪,在先人们的世代培育下,变成了温顺的家猪。从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猪纹陶缽(约7000—5300年前)上的纹饰,你可以看到早期的家猪形象:它有着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嘴巴和鬃毛,细长的脚,身材瘦弱,腹部稍微下垂,脚微曲似在向前行动,其前躯约占全身的一半,恰符合早期家猪的比例——因为野猪的前躯占全身7成的比例,而现代家猪前躯只占3成。

  请看它的头部,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想到了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玉猪龙(因猪首龙身得名)。同作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两者都有着大大的眼睛和开阔的嘴唇。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家猪是被用来进行随葬或埋葬数量最多的动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跟先民认知有关,尽管部分野猪慢慢被驯化为家猪,但有着强悍体型、敢与虎豹相搏的野猪威力依旧不减,正是这种力量,让我们的祖先相信它可以击退恶魔,守护死者,猪当时在原始文化中的地位,几可与龙并列。因此,一方面,人们养之、食之,有猪的地方也就成了“家”;另一方面,将猪葬于亲人身旁,有豕(猪)的地方成了冢,新石器时代各式墓葬中的猪头骨和下颌骨(威力的源泉)便是其镇墓驱邪的写照。

  任何一个物种的驯化都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猪也不例外。我们祖先驯化野猪是为了获取肉食,而从野猪到家猪,再到以饲养家猪作为肉食资源,期间又经过了两千多年。目前我国考古最早确认的家猪品种来自商代晚期的“殷墟肿面猪”——中原地区可确认的成熟或改良的家猪品种。由于家猪在人工饲养的环境里不必像野猪那样用鼻吻部拱地掘食,因此其鼻吻部和头骨长度缩短,额部向上倾斜明显,得名肿面猪。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殷墟肿面猪”具体长什么样,但从其同类——商周时期的北方大耳猪与南方小耳猪,大致可以推想其原来的模样。

  湖南省博物馆里有那么一只“猪”——商代豕尊,是南方小耳猪的代表,即便隔了千年,这尊古典精致的青铜酒器仍熠熠生辉。商代出土的以动物造型制作的各尊中,商代豕尊仅此一件。它兼具野猪与小耳猪的特点,耳尖而小,嘴尖稍长,双眼直视,獠牙外露,有着粗壮的四肢和下垂的短尾。此“猪”重达30多公斤,13公斤的酒装入其中,盛满之后,得几个人一起抬着才能搬动。

  殷商时期的养猪业已相当发达,为什么以它为造型制作酒器?所谓“陈豕于室,合家而祀”,这与猪是当时的重要祭品有关。豕尊重归重,但瞧那略微上翘的嘴角和睁得大大的眼睛,不免让人生出一种蠢萌蠢萌的感觉,反观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出土的西周青铜猪尊(现藏山西博物院),商人眼中的天真可爱状消失了,一只朴实可靠的北方大耳猪呈现在你面前,看起来跟今天的猪没什么区别。

  彼时正是公猪威力(神圣性)因阉割技术出现大大减弱的时期,家猪成为农耕生产、安居生活的标志,在《论语》中,蒸熟的小猪作为阳货赠予孔子的厚礼(“馈孔子豚”)出现,孟子向齐宣王描述理想社会时,也不忘说道:“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食肉矣。”家猪象征财富,一个家族财富的多寡与家猪数量多少直接挂钩。

  汉代出现大量“粉红小猪”

  当家猪被人类彻底圈养,大规模繁殖后,它的形象越来越固定,猪从与龙地位相等的动物,降格到随处可见,亲切的世俗之物,得到了汉人的喜爱。在汉代,养猪业发展尤为迅猛,西汉前期,养有“千足彘”(猪)的大户人家就很多见,从官方到民间,对养猪极为热心,如西汉名臣黄霸任颍川太守时让乡官们带头养猪,龚遂为渤海太守时,倡导每家养“二母彘、五鸡”。地方循吏们纷纷劝民农桑,大力提倡养猪养鸡,在他们心中,理想的情况是每家都能养上2头母猪、5只鸡,或者1头猪、4只母鸡。从多地汉墓出土的陶猪、石猪和陶猪圈足以表明家猪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及流行程度。

  不仅不少名人发迹前都有过牧猪的经历,人们还在名字上冠以“猪”名,祈求吉祥。楚汉相争时刘邦手下大将陈豨之豨即取意于此——“东海人名猪曰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汉武帝刘彻,幼年时本名刘彘,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将领,曾出征卫氏朝鲜,名字上也带有“彘”字,名荀彘。大抵因“猪”寓意美好,代表吉祥、财富,在汉代掀起了一股“尚猪”的潮流,伴随汉人从生到死。

  汉景帝和他父亲文帝统治时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称“文景之治”。人民生活和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汉景帝的“地下王朝”,发现了大量陪葬的陶猪(或泥质灰陶的小乳猪),其体形较真实的动物小,造型生动逼真,表面饰白色彩绘,四蹄饰粉红色彩绘,看来,粉红色的小猪形象在汉代已有雏形。

  如果你以为汉人对猪的热爱仅限于制作类似造型的陶器或石器的话,那就太天真了。汉人事死如事生,在丧葬习俗中,为了不让亲人空手而去,他们以猪为原型,制作出可握在手中,或是用于佩挂的玉猪,希望人死后也能带走财富,过上富裕生活。这些玉猪一般为长柱形,作卧伏状,几笔阴刻线勾勒出猪的耳朵、嘴巴、背脊和四肢等各部位轮廓线,抽象中又不乏具象元素,刀法简练,造型简洁,风格独特。1959年河北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一件东汉白玉猪,为墓主手中玉握,玉质洁白纯净,无一丝杂质,雕工绝妙,为玉猪中的极品。

  中国家猪在汉代的名声远扬海内外,当时大秦国(即罗马帝国)的本土猪种生长慢、晚熟、肉质差,千方百计引入我国早熟、易肥、肉质好的华南(小耳型)猪以改良他们本土猪种,对近代西方著名猪种育成起过很大作用的罗马猪应运而生。一千多年后,类似的情形再次上演,18世纪,英国引进中国华南猪改良当地猪,育成约克夏白猪——也就是如今风靡全世界的小猪佩奇的原型,如此看来,佩奇体内还有一部分中国元素,难怪达尔文会说,“中国猪在改进欧洲品种中,具有高度的价值。”所以说,何苦费心费力去寻找佩奇,在中国,它其实无处不在。

(编辑: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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