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徽剧《包公出山》剧照

　　近日，由罗周编剧、石玉昆导演、安徽省徽京剧院演出的新编徽剧《包公出山》在合肥安徽大剧院进行首演。这部戏讲述了包拯中举之后为侍养双亲辞官不就，待二老下世、三年守孝期满后，经恩师刘筠、同窗文彦博劝励出山复仕。但接手的第一件公案就使他对自己“直道而行”的人生准则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与同窗及恩师的几番“曲直之辩”后，他依然选择守其初心，更加坚定了以后所走的道路。观演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部戏颠覆了笔者素来“恃以为傲”的观剧经验——这是一部不同于以往的包公戏！该戏在众多传统或现代的包公戏中能够脱颖而出，不得不让人对其如何“旧瓶装新酒”，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展示出鲜明的拓展性进行探究。

　　“成长戏剧”的意识在戏曲艺术中的融入

　　纵观舞台上从古至今的包公戏，大多为公案戏。在这些戏中，包拯永远是清正廉洁、精明刚毅，甚至被神话了的形象。而表现包拯内心的成长过程、探究他如何成为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背后的深刻动因的包公戏，《包公出山》尚属首例。可以说，《包公出山》是截至目前戏曲史上第一部表现包拯成长过程的“成长戏剧”。

　　“成长戏剧”这一概念源自西方的“成长小说”。“成长”这个词用于艺术范畴是“舶来品”，在中国艺术理论中并不多见。“成长小说”起源于18世纪末期的德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中出现了形态特征及风格各异的“变体”，但却保持着其基本内核：主人公一直在性格的不断完善中寻找自我，并在这种动态、连贯、完整的过程中反映周围的人和事，进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环境。“成长戏剧”有着同样鲜明的特点。

　　戏中，包拯接手恩师交付的一桩公案而正式出仕，长期的乡野生活使包拯不能马上适应波谲云诡的官场，原以为一腔热血就能换来卓越功绩，“直道而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从众人口中“包犟子”的戏称就能看出，在同窗文彦博劝其出山时更加表露无遗：他因文彦博曾向皇帝宠妃献锦一事对其嗤之以鼻，顾左右而言他不肯相认，并称之以“文献锦”加以嘲讽，更自比“无丝藕”“铁面鱼”，以示不屑与之为伍。这时的包拯虽然早已具备了正直无私、不畏权贵的性格特质，但思想还较为简单、稚幼，对社会的认知尚浅，因此还处在心理成长过程的发轫期。

　　但初入官场，包拯就经历了一个心理发展从简单到复杂，对社会的认识从表层浅白到内里深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对案件的处理中体现的。该案件直接取材于关汉卿的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一出非常重要的包公戏剧目。不同的是，该案件在这里只是作为展现及影响包拯性格和处事手段的重要支点。在审案过程中，包拯听到王婆极力为大儿子、二儿子脱罪，宁愿让小儿子为权贵以死抵命时，便呵斥王婆存心偏袒亲儿，狠心让“螟蛉之子”代为偿命。待得知真相后，才感叹“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检讨自身之余，决定帮他们脱罪，让其一家团聚。这就体现了包拯第一次“面对自我”的成长。

　　为帮助王氏一家，包拯找到文彦博以寻对策。他认为把整件事情直书皇上，是权贵葛彪打死人在先，就能替王氏三兄弟求情，赦免他们的死罪。而文彦博却主张采取“迂回战术”，找出葛家以往的罪行作为筹码，让他们不敢追究此事，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初出茅庐的包拯面对处之若泰的昔日同窗、今日同僚，他思忖着、疑惑着，不断在取“曲”还是取“直”、“坚持自我”还是“否定自我”的焦灼感中摇摆彷徨，就在准备放弃“坚守”时，“献锦”一事如当头棒喝唤醒了包拯，在实践中重新“肯定自我”之后，包拯又一次得到了成长的“勋章”。

　　如果说这件案子的复杂棘手和文彦博道出的官场“潜规则”对包拯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那么恩师刘筠用实际行动对他的苦心劝诫无疑是一股巨流，把他推向了自我抉择、审定的顶峰。公案自然还没有解决，但文彦博却因“献锦”一事牵连被贬。刘筠已生退隐之心，在离开之前，用偷马贼的尸体换得王三兄弟无恙，并安排王氏一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面对恩师的所作所为，包拯震惊、不解，开始觉得心中的信仰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准则”，试图调整自己的思维导向……但是，怎样才能做到“不负朝廷”“致君泽民”而无愧于心？“直道多不容，枉道夫岂可”，包拯最终攻破了心中郁结的块垒，以“不敢不守天下之直”的决心，坚定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包公出山》在艺术概括上是一出贯古通今、注重体现当代社会历史认知和现实感的创新之作，它果敢地截取包拯入仕前后这一人生的重要关节点进行演绎，正面叙述包拯对伦理、信仰、人与社会等多向度的选择、体认、探究与坚持。同时，作为“成长戏剧”，该剧又富于浓重的象征效果，剧中的包拯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他代表着人们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对自我、社会的认知过程中达到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融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典型人物形象构筑的当代性

　　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剧变，中国历经千年的古典艺术文化和特有的美学传统经历着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与裂变，中国叙事艺术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逐渐形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发展趋势。《包公出山》中，主角包拯的形象构筑已经走出了片面追求其高大、正直形象的窠臼，转而使其走下神坛，褪去传奇的外衣，探寻其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及行动的力量之源。同样，戏中另外两个典型人物——文彦博和刘筠的人物塑造也十分具有新意。

　　文彦博这个人物是极具复杂性的，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自身表现出的矛盾性上。表面看来，文彦博在官场如鱼得水，实际上却是如履薄冰。他在多次向包拯“坦言”只有掌握“曲折”之道才能在官场游刃有余，但没有得到包拯的认同之后，大发感慨，充满了“赢者有道”的自信，而后却不得不承认百年之后只有包拯这样的人才能永留青史；在向包拯提议用“以曲代直”之法解救王氏兄弟之后，却道出自己向亲生子灌输“正直”的人生价值观的目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其结果未免下流”；尽管最终被弹劾贬赴他地，虽有满腹遗憾却也似乎如释重负，更加坦然。这种表现人物身上深刻的复杂性及矛盾性的手法在以往的戏中是很少见的。

　　深刻的复杂性及矛盾性同样也体现在对刘筠的形象塑造上。刘筠为人为官正直无私、嫉恶如仇，其以身作则的循循善诱是包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坚定基石，也是他精神信仰的强大支柱。但是在封建皇权的政治体制下，即便正直的政治家也常常需要把保全自身放在首位，不得不让步妥协于社会环境。刘筠隐忍一生，基于文彦博被贬的教训，最终在隐退之前安排一出“偷龙转凤”，替包拯解决了这件棘手的公案。这件送给包拯初次做官的“礼物”实际上是刘筠用终其一生的为官经验及身体力行教导包拯：正直的品质固然需要坚守，但有时候以曲为直、以退为进才是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足可见刘筠为包拯殚思极虑之苦心。

　　主创者对戏中典型人物的开掘充满着对人文情怀的关注并折射当下：除去价值取向的不同，不管是包拯，还是文彦博、刘筠，都在自身不能脱离的复杂环境中不断与自己做着斗争、纠缠，这恰恰是当代人同样不能摆脱之“痛”。这就是主创者在该戏中注入的当代文人视角的深刻阐释和理性探知的品格，因此才能使其在思想上摆脱平庸与流俗。

　　徽剧《包公出山》在戏曲创新中体现出了对现实美的新的理解、挖掘和表现，塑造出了具有独特性、深刻性、新颖性的艺术形象，更重要的是，在把握整部戏艺术风格及精神内涵上表现出了锐意而实在的拓展，因此具有强烈而持久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