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王岳川教授开始在凤凰卫视文化大讲坛上讲述《发现东方》，一直倡导发现东方，文化输出。
一 发现中国
从16世纪新航路开辟算起，人类近代历史短短500年间，相继出现了9个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和美国。这些大国无不是海洋文明的产物，面对大地与海洋的抉择，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蔚蓝色的海洋，大国的兴衰演绎了海洋文明时代的辉煌画卷，却又将一个问题横亘在21世纪的人类面前：谁将会是最后的大国？新的大国崛起之路、强国之道又将会是什么？
人类用500年的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强兵必先富国，富国更要强兵。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必须以本土工业的发展为基础，而其大国地位的真正确立，又无不需要一场标志性的战争：英西海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沉没，背后冉冉升起了一个日不落帝国；普法战争加速了奉行铁血政策的德意志民族的兴起；奔向海洋的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一句确立了对黄土中国的战略优势；一战打击了德国，孕育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在二战前后，就在英法受挫与德国没落的历史缝隙中，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新世界一举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与大西洋，见证了世界历史的兴衰荣辱，无尽的海水流不尽西方文明所带来的辉煌与没落、福祉与灾难，并且将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抛在我们面前：500年间西方所确立的竞争、斗争、战争的三争文明，是否成为人类历史最后的真理？它能否决定未来500年乃至上千年的世界格局？如果未来的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大国”，她的崛起是否一定要重走西方文明的老路？滔滔黄河是否一定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才能一举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我们可以尝试着摆脱西方人所写就的历史，从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这些边缘民族的角度重绘过往500年的沉浮荣辱，他们的故事似乎并不有趣，却有着异常沉痛的力量。在西班牙统治者抓起璀璨黄金的狂喜中，是印第安民族在西方带来的疾病与战火中的呻吟；大西洋上不仅有熙来攘往带来财富的商船，也有运送黑人奴隶的罪恶之船，只要有些许海浪肆虐或疾病流行，海洋就会成为黑人的坟墓；印度见证了日不落帝国对传统农耕生活的摧残，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这个长期以来与世无争的美丽国度，却被一群鸦片贩子雇佣的军队轰开了国门……
一个国家或许无法选择自己的兴衰，却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存法则。当文化被置于世界舞台之上，历史便不再是单一的国别史，而成为彼此关联的人类史。未来的中国一定会走向世界历史的前台，但绝不会重复西方文明的发迹史，被狼咬过后不一定要化身为狼，被大孩子欺负的小孩子长大后，也不应该欺负更加弱小的孩子，强国有道，和平崛起，这是我们命中注定的抉择。
发现是属于强者的专利，因为强者总是发现弱者，而弱者之所以为弱者，就因为在强者看来，它不能发现自身。
面对中国这条古老的东方巨龙，无论是在其腾飞之时，或是在其沉睡之际，来自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西方人，总是怀着某种复杂而踟蹰的心理。古希腊人想象的中国是在遥远的北方，性情温和，是从树上收获桑叶的塞里斯人；罗马皇帝以身着中国丝绸为荣，却又无法避免大臣们对于国库空虚的担忧；马可·波罗笔下的汗八里具有某种朦胧的魔幻色彩，这位身陷囹圄的热那亚人口述的行纪引发了哥伦布西行到东方的狂热，世界地图上真正出现的却是几千年来无人知晓的美洲大陆……
正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欧洲时，在这片大陆西南角的利比里亚，西班牙人衣钠爵·罗耀拉却选择了以苦修的方式向罗马教皇显示忠诚，这位战争中的勇士一举创立了以苦修、博学和传播天主教为荣的耶稣会。
和罗耀拉一道创立耶稣会的伙伴中，有一位名叫沙勿略的葡萄牙人，他带着罗耀拉的期望东渡扶桑传教，却听到这样的说法：既然中国人不相信上帝，我们日本人也不敢相信。于是沙勿略调转船头西区，却始终无法进入魂萦梦绕的中国，直到距离中国大陆不愿的上川岛病逝之际，对于沙勿略而言，汗八里、契丹、丝之国依然是可望不可即的美梦……
30年过去了，1583年的一天，沙勿略的继承者，同样来自耶稣会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的街头悄然出现了。人们一开始将他当成和尚，利玛窦感觉到了某种不安，他不希望被当成偶像崇拜者，于是他搬出寺庙，改换行装，成为一头卷发的西洋儒生，从此“西儒”这个概念，开始渐渐被中国人所接纳。利玛窦不仅将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更重要的是，他接续了从公元635年、即唐贞观九年聂斯托利教传入西安后，中断了8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链条，从此耶稣会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先驱，而中国的开明君主、文官考试制度，连同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和儒家信念，都是经由耶稣会士传入欧洲，传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莱布尼茨这些欧洲思想巨人那里。
18世纪的启蒙运动，让欧洲真正成熟起来，他走出了东方的狂想症，从今以后，欧洲再也不会痴迷地想象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未知的地域也就是属于欧洲人的地域，因为欧洲具备了远洋航行和征服的各种条件。
18-19世纪之交，英格兰向中国相继派出的两大使团，马噶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并没有通过谈判通商的方式叩开古老帝国的大门，他们悻悻而归，却带来了东方雄狮行将衰老的信息。1840年，这是中国和西方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当英国议会以两票之差决定去遥远的东方打响罪恶的战争时，结局其实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注定了。武装到牙齿的强盗打败了疏于军备的古老帝国，残梦惊醒后，中国人痛心地看到，就在日不落帝国旗帜冉冉升起的同时，一轮东方的斜阳正在缓缓褪色……
勇武的大汗、睿智的孔夫子、开明的君主……昔日这些中国形象，已渐渐消失于西方人的视野当中，战争不仅掠空了中国的国库、割去了它的土地，也将一种深深的文化自卑感植入中国人的精神层面，伴随着中外战争的一系列失利，中国人的心理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西方胜利者俯瞰下的中国，则早已涂上了一层野蛮、落后和专制的色彩……
二 中国形象
1991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和叶利钦的登场，斧头镰刀旗变成了三色国旗，一个存在了80年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瓦解了。冷战的结束令西方人一度欢欣鼓舞，西方的自由民主文明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日籍学者福山写下了《历史终结及其最后之人》，宣称随着社会主义的土崩瓦解，人类历史已经终结，终结点恰恰就在西方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制度。
历史真的终结了吗？西方文明真的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弥赛亚？10年以后，还是那位福山教授，在目睹了美国主宰下的西方文明种种弊端，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的硝烟战火后，痛心疾首地改变了初衷。原来人类历史并没有终结，虽然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消失，但这个星球上，关于苦难、战争、饥饿和梦想的故事依然在继续，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追问：我是谁？我属于哪里？我的未来在何方？
1993年夏天，美国《外交》寄刊发表了美国战略学家亨廷顿的著名文章《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的河殇迷梦，当黄色文明试图汇入西方蔚蓝色的海洋时，却遭遇到了对方斩钉截铁般的拒绝。亨廷顿明确指出：冷战之后，人类历史的冲突将会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被亨廷顿当成未来潜在对手之一的，正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同西方实现历史性握手的中国儒家文明。
与其说，亨廷顿的预言是在鼓吹文明间的战争，不如说，亨廷顿指出了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事实。在形形色色全球化的鼓吹中，西方人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问题：全球化究竟是在化谁？美国化或者西化如何才能成功？最终成为统治全球的思想文化？
在遥远的东方，韬光养晦的中国，在默默无闻中走过了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并且正在成为全球第一大工厂。中国的崛起引发了西方人惊呼“中国威胁论”，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却用三言两语打消了人们的疑虑。这位同邓小平打过多次交道的“铁娘子”自信地宣称：中国不可能成为威胁西方的世界性大国，因为这个国家生产和出口的只是电视机，却没有任何独创性的思想体系。
中国究竟有没有思想？按照西方人的观念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没有哲学，孔子只是伦理学家；直到21世纪，在世界思想文化的舞台上，中国的影响力依然很微弱，但是一些西方思想巨匠却偏偏对中国念念不忘，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曾说过：中国没有哲学，却有着独特的思想；罗兰·巴特、萨义德……这些批判西方文明的西方人，纷纷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为何中国文化具有如此大的魅力？
历史的发展是否只有一种可能？那些未曾发生的历史，却往往带给我们无限遐想的空间。
中西双方500年间的文化交流，中国形象不断变迁，从大汗、孔夫子、康熙这样的正面形象再到野蛮、专制与停滞的化身，被反复描述和绘制的中国龙，其实早已成了变色龙。
中国曾是西方的乌托邦。当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写下《乌托邦》一书时，由于地理学发展的局限，他的心中还没有关于中国的概念。然而与此同时，亚细亚这片太阳升起的土地，正在经由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的中介，源源不断地为西方传来乌有乡的消息。
启蒙时代的思想巨人伏尔泰，将孔子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他的住处长年悬挂着一幅孔子像，伏尔泰的许多思想火花，都是在这幅画像前点燃的。伏尔泰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面前，圣经成了一小撮牧羊人编制的故事；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所改编的《中国孤儿》寄托了作者本人对于中华文明的赞颂与想往，而在与腓特烈大帝的通信中，伏尔泰谆谆教导欧洲君主们，要努力成为康熙皇帝那样的明君……在分崩离析的德意志，哲学家伍尔夫因为宣扬中国思想的优越性而被腓特烈一世放逐，而当腓特烈二世用马车将这位中国通载入皇宫时，中国思想的影响力刹那间达到了顶峰……这段时间，欧洲宫殿里终日悬挂的是清朝皇帝鼓励春耕的画面，民间则盛行着中国的空竹游戏，在中国影响下，就连建筑和室内装饰风格也由巴洛克式的庄严转为洛可可式的精美。
中国的神话在继续，莱布尼茨在同耶稣会士的通信中发现了中国思想的魅力，他惊喜地找到了二进制算术的同盟，甚至梦想着一种以汉语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世界语言……中国，就这样点燃了启蒙运动的激情，带给人们将天空之城建在尘世的希望，巴士底狱被攻克了，广场上矗立起一座理性女神，而她的脸上浮现出的，则是来自遥远中国的迷人微笑……
欧洲完成了对自身的启蒙后，却惊讶地发现，过去那个乌托邦的中国原来只是浪漫主义的幻象，中国对于过去的迷恋和对于工业生产的漠视，成为西方现代国家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于是进入19世纪后，中国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美丽精神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成了镜花水月，随着中国操控下的白银资本体系土崩瓦解，中国的文化形象也刹那间坍塌殆尽。19世纪以后，西方关于中国的描写，再也没有了那种心向往之的崇敬感，只剩下悲悯、同情甚至某种发自心底的鄙夷。中国依然是西方所研习的教材，不过却从正面教材变成了反面教材……
三 赤字忧思
在正在来临的全球化时代，这个被人们所称为的后殖民主义时代，是有着不同于第一次地理大发现的殖民主义道路。
1492年10月，哥伦布在经过了漫长的海上航行后悄然登陆，发现了他心目所谓中的“东方之路”。一直到哥伦布1566年去世仍坚信他已经发现了众所企盼的通往中国的航路——当然他发现的是一块新大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把发现到中国之路看的那么重要？这个问题后面隐藏了西方对东方怎样的“发现”欲望？
五百年后，西方世界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并开始了新殖民主义的起源。二战使除美国以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当时有人极度悲观地估计，每个德国人每五年才能得到一只盘子，每十二年才能有一双鞋子，每五十年才能有一套服装，每五个孩子只有一个能用上尿布，每三个德国人只有一个有机会躺在棺材里安葬。西方的社会现实，再一次像傅立叶所说──变成了一幅极度令人失望的讽刺画。
可以说，从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资产阶级就致力于开以海外新市场，他们在欧洲榨取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观念也促使他们把眼光转向第三世界，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巨大的工厂，为其生产食物、提供资源。
历史进入20世纪中期，随着人们对现代性的质疑，传统的西方人文价值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普遍破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美国当代思想文化大师尼尔·贝尔满怀忧虑地写下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惊叹西方思想的衰落。
西方思想家一叶知秋的悲观是有原由的。因为构成西方近现代工业化及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对全世界的殖民统治走向了终结。工业文明以来，西方的殖民者走遍了世界，在全球建立了他们的殖民统治，从殖民地掠夺的无数财富堆砌起了西方的工业文明，滋养了西方人的优越与骄傲。西方利益的扩张是与殖民者占领的版图成正比，但战后新兴国家绝大部分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整体性崛起，旧殖民主义土崩瓦解，无疑使得西方感到未来一片茫然。
事实上，哥伦布对美洲的地理大发现开创了西方现代文明，而战后第三世界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拯救了现代西方文明，并造就了新殖民主义。冷战战场变为经济市场，西方对世界的把握已经不再仅仅是军事的方式，而更多是经济的方式。这是一种代价更小、更为有效的方式。
黄金梦永远是西方人的梦想，不管在本土还是在全球，市场和征服都是一种权力的体现。
19世纪初，旧金山还只是个几百人的小渔村。1848年1月，发现金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几日之内旧金山人去街空，淘金者蜂拥而至，淘金狂潮骤起。从1849年到1857年，10万人共淘出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金子。这些金子一半流入旧金山，使它成为当时除伦敦以外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在淘金热最盛时，它的城市人口每10天翻一番，整个加利福尼亚的人口在6年时间内从1．2万猛增到30万。
思想家詹姆斯·彼得拉斯说：进入20世纪以来，“进步”运动遇到一个悖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在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服务设施，另一个方面是少数人空前地发财，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星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只是短暂的抗议。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跌入“发展的陷阱”的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也构成了严峻而致命的挑战。“发展的陷阱”尽管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同样意味着资本国际循环的阻滞甚至中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在“冷战”结束后，要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国际新秩序”的最直接的原因。
事实上，地缘政治的国际性误读始于19世纪中叶，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把世界主要冲突归纳为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的抗衡，主张海洋国家应该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把“大陆强权”围困至死，从而确立自己的霸权。循此思路，德国、苏联先后成为英美等海洋国家的假想敌，然后成为真正的敌人。
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后殖民时代，但是我们不能再走向闭关锁国的老路和死路，我们只能在后殖民“中心”与“外围”构成的未来世界基本格局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空间，获得国家民族全面发展的合法权力。
有一种说法，内陆国家在中原逐鹿之后，没有从黄色文明走向海洋蓝色文明，从而黄河文明的衰落成为一个时代的表征。在走向西方的蓝色文明时，海洋成为了世界的角逐场。然而，在“大国的兴衰”和“西方的没落”的历史性潮落中，“海殇”的噩梦同样在世界上延续着。
当滔滔黄河与蔚蓝色大海相遇时，东西方已经不再是简单地谁走向谁的问题，而是在整个世界新秩序中，走向东西方文化的真实对话。在中国历史性重建中，重铸完整的“中国形象”。催生了中华文明摇篮的西部文明，究竟是怎样衰落的？它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历程？这泱泱大国之梦难道真的就成为了飘逝的历史一页？
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一本轰动整个欧洲的书——《中华大帝国史》，作者门多萨描绘了几近完美的中国形象。然而短短的数百年，这部书的内容只能被重新改写——中华帝国已经成为记忆里的梦。
一千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结。过去作为中国通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之通道的西部，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被不断边缘化——西部离世界越来越远，它开始遗忘世界，并被世界遗忘。长江、黄河上游，在以海洋为参照系的时代，无可挽回地变成了末梢。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生发了严复的“强国梦”，容闳的“留洋梦”，康有为的“大同梦”，孙中山的“民主梦”，胡适的“西化梦”，将希望和迷惘一起送到中国人的心上。而最现实的莫过周谷城的“马桶梦”，他认为未来中国首要的事情是——人人都能享受抽水马桶。这些形形色色的从浪漫空想到具体现实的梦，表明中国人对世界中心的倾慕和无奈，也道出了西方中心和现代中国的边缘处境。
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就是一片落后愚昧的黄土地，就是“摇到外婆桥”的妻妾成群，是秦淮河畔的灯红酒绿，是女子颠簸在青石小巷的三寸金莲和男子脑后猪尾巴般的辫子。中国，成了被西方发现继而窥视隐私的女性，它的气质是中性的，即使是男子，也不过是作恶多端的傅满洲博士和肥头大耳的陈查理侦探。无论黄河如何痴心不已地追逐着蓝色的浩瀚海洋，中国就是无法被西方人当成像自己一样阳光灿烂的大男孩……
在西方文明一统世界的过程中，中国成了肌体上的毒瘤或溃疡。西方人咒骂着这个老而不死的国家，而那些中华文明哺育的子民们，他们的眼神渐渐迷离，他们的头颅渐渐低垂。一种自卑情结慢慢滋长起来。
五四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帮助国人走出了对于传统和历史的迷信，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不再可信，只有“吃人”是赤裸裸的真相；孔子是要被打到的，祖先是要经受审判的，中国则是要全盘西化的。
拿来主义很快成了中国的时尚风潮。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标准，至少，在中国的精英阶层看来，中国的线装书早已抵不过西洋的机关枪，只有抓一把枪过来同样乱打，国家才有出头之日。
一战之后，昔日的革新者梁启超旅欧归来，仅仅发了几句对于战后西方文明的牢骚，夸赞了几句中国文化，便被斥为玄学鬼，引发了一场科学对于玄学的论战，最终科学的胜利也决定了这个国家今后一个世纪的发展方向。
我们一度做着美梦，想着自己可以摆脱罪恶的文化，投入西方文化怀抱之中；一觉醒来，我们却发现西方和我们一样，都挣脱不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摇篮。在一睡一醒之间，时光已过去百年，这一百年留下的文化赤字却是如此惊人：
根据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作的调查统计，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仅仅几百册，其中翻译较多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而20世纪末翻译较多的是一些当代作家作品，其他现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译成西文的则微乎其微。
进入21世纪，情况没有任何改观。在2002年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引进和输出版权的比例大约是8：1，在第54届书展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中国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百分之零点四；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国内图书只有4610种，仅百分之一点三七。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出版物进出口贸易存在巨大逆差。2003年，中国出版物出口创汇2469.34万美元，而进口用汇则达16880.91万美元。在版权贸易方面，2003年中国引进版权12516项，输出版权811项，比例是15：1。1995年至2003年间中国图书出版社输出版权累计5362项，同期从海外引进版权累计58077项，比例是10：1。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则是4000∶24。
事实上，除了文化交流的逆差，还有文化交流的落差。根据外研社、上海译文、中央编译、对外翻译公司等出版翻译情况，翻译过来的西方的东西举不胜举，但翻译输出的中国著作却只是为数不多的唐诗和一些初等读物。“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书店中“最多的是‘风水’、‘易经’‘八卦’‘菜谱’，当然还有一些有关形形色色的不准确，甚至是歪曲我们中国现实的图书，很少有真正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文化和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出版的介绍当今中国的图书”。
在不计其数的外国图书馆、书店、博览会中，中国的书籍和有关中国的书籍既少又杂。长期以来，我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直是“单向透支”，已经出现巨大的文化赤字。经济赤字往往会引起国家间的争端，但文化赤字却没有引起注意。文化的对话和相互了解很关键，任何单维的“独白”都隐含着文化冲突甚至文化侵略的危险。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步步进逼，中国如果不再注意文化的重建，也许会败在“文化战争”上。
蓝色的海洋依然深邃浩瀚，它不会留意到身后黄河的苦苦追逐，是黄河而不是海洋，哺育了两岸黄皮肤黑眼睛的人们。我们在上个一百年所欠下的文化债，要用今后数百年的时间艰难跋涉才能偿还。然而更大的风险在于：在东方，已经有邻居走在了我们前面。
全球化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至今已经五百年。然而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起码还需要五百年才会终结。参与全球化进程，后发国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西部大开发是在全球化这一全新大背景下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一场大竞争、一次大较量。全球化必将伴随着区域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表明一个社会经济协调联合发展的大区域，在全球化的食物链中更容易抢占制高点。全球化也激起了分离的倾向，失败者将遭到无情的排斥和边缘化。
四 西部文化深命脉
尽管“丝绸之路”的驼铃仍然萦绕耳畔，国人引以为骄傲，但是，意大利摄影家安东尼奥尼却从某些断壁残墙中，看到中国后院的破败，看到昔日辉煌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落后和“大国遗梦”。而中国人在一派神圣民族感情中，已经不再能接受这种洋人对中国一个世纪“强国梦”的刺破。于是，全国愤怒声讨安东尼奥尼，竟然成为70年代初期中国一场大运动中的历史写照。那个时代，国人很难心态平衡地看待世界和中国，而又一次背对世界，再也不能面对真实的自我了。
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已经不可能存在真实自我的时候，当后院的落后已经影响到“中国形象”时，中国不再是国中之国，而世界则已开始了新的游戏规则。
（一）
翻开历史画轴，中国西部地区的大溪文化、大墩子—礼州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的影响相当大，西部文化超过了东部的水平。秦汉三国时期，西部的关中平原是政治经济中心，被称为“天府”。而汉、唐、元、清几朝政府，均对西部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活动。
历史上西部曾创造了世界上最为灿烂的古代文明。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当商王朝继承了夏的遗产，将中国文化发展成亚洲诸文化形态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之际，世界上其它文明的基础已开始松动。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继承了苏美尔丰富的文学和立法遗产，却在从东北部席卷而来的部落民族面前被迫臣服。克里特岛上，繁荣昌盛的米诺文化逐渐消逝，尽管它的余辉在以后希腊城邦的商业和艺术风尚中偶有回光返照。尼罗河两岸，法老们的高迈精神只延续了几个世纪，其后的内忧外患就将整个王国搞得奄奄一息。在最初的几大文明国度中，唯有中国在混乱骚动的历史承续中，携着她日益丰满的主权和不断创新的传统迈向近现代。
殷商以来，黄河流域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秦汉时代，关中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号称“天府”、“陆海”，在全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长安气度开阔，商业发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开端就在长安。
尽管张骞出使西域并没有成功地带回结盟的缔约，但是带回了“丝绸之路”的消息。丝绸之路从此成为横贯中国西部和中亚的大贸易走廊。中国也通过丝绸之路西端的贸易，知道了罗马或罗马在西亚的领土。在长途跋涉中，张骞还找到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第二条道路——从四川经缅甸到印度的南方丝绸走廊，其后印度从海路把中国丝绸转运到罗马。如果说丝绸之路使西方与东方第一次真正相遇，那么北宋时期迁移到当时世界最繁华城市汴梁的犹太人，走的依然是这条丝绸之路。
公元前53年，尚武的古罗马帝国执政官克拉苏，纠集约近五万兵力，发动了对安息（今伊朗）的侵略战争。然而古罗马军队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剩余的6000余众突围后辗转于波斯高原。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带领4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遇到了这支古罗马军队，将其打败收编并带回中国。汉元帝为此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番禾县南的照面山下（今甘肃永昌），建立了中国的“罗马城”，开始了屯垦卫戍的生活。这支罗马人，在中国文化中逐渐被同化。
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17世纪发现了河南犹太人。他们长期定居在那里，接受中国文化，同时又保持着本民族的纯洁及宗教习俗。这个消息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
可见处于辉煌时期的中国，具有开放的胸襟和获取新文化结构的精神力量。如今，这种文化同化的恢宏气度还能够再现风采么？
西望长安，西部曾孕育了怎样光彩夺目的文明，曾成就了多少帝王的伟烈丰功！博大恢宏的“汉唐盛世”就以陕西为中心，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领先全世界。唐代前期，西部地区经济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唐代西北屯田达584屯，西北地区占全国10%
作为盛唐文明象征的长安，其博大的气概，壮美的景观，发达的经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使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样富丽堂皇和繁荣的巴格达、拜占庭都难以望其项背，更不用说当时仅是弹丸小城的巴黎、伦敦、威尼斯、佛罗伦萨了。
唐代中国对外开放，长安城总人口近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和外国人。今天，褐黄色的乾陵古道上，那些当年从四面八方涌入长安的外国人塑像群依然矗立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尽管这些塑像的头部已荡然无存，但我们仍能从他们风格各异的衣饰上，领略到大唐王朝海纳百川的气象和雍容大度的风华。当大量的日本人、新罗人、骠国人（缅甸）、真腊人（柬埔寨）、天竺人（印度）、狮子国人（斯里兰卡）、波斯人、大食人（阿拉伯帝国）、拂菻人（东罗马帝国）漫步在金碧辉煌的唐长安街头，恐怕要比现代中国人到伦敦和纽约还要惊叹激动和神思遐想吧？！
公元647年，就在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中国后的两年，得到玄奘赞美的印度戒日王的帝国被推翻，随后，印度的各小国进行无休止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曾经具有某种支配地位的印度，逐渐失去了在亚洲的重要地位。甚至因为印度佛经的消亡，还需要从玄奘的汉译重新翻译成印度语。
汉唐盛世——世界文明的中心梦。其时中国以深厚持重的文化、宽阔大度的胸怀、开放吸纳的精神，成为令人向往的圣地。汉唐时代以其强盛的国力、包容各民族文化的大气度，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的中心，成为亚洲文化的主导。
继汉唐盛世500年之后，中国西部历史上又诞生了“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这位骑在马背上的大汗，不仅铸造了一个坚毅刚强的蒙古民族，而且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曾对他的儿子说：“江河之大，土地之宽，等待我们去占领与扩大。”就是这样的思想激发了纵横四海、震惊世界的征服欲望。
骠悍凶猛的蒙古军队灭辽之后又进军中亚，消灭花剌子模，直抵地中海，占领奥匈帝国，占领罗马，横扫欧亚大陆，令欧洲一片惶恐。如果不是成吉思汗去世，如果大军不是因此而班师回朝，那么大英帝国是否会在劫难逃？而历史是否会将英伦半岛变成古代的“香港”？——尽管这可能是不恰当的类比和想象。
雄悍苍凉的土地，孕育出开疆拓土的不朽宏愿，激励起征服占领的高远大志。成吉思汗——拓展进取的帝国梦。它以生命的冲动、雄性的力量、纵横的铁蹄，踏上欧亚大陆，直击地中海。这种不可阻挡的横扫千军的意气，征服世界的雄心，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然而令人深思的是，金戈铁马的征服，毕竟如同大雨行潦，未能真正立足。甚至蒙古军队和进驻被征服城池的商人，连统一的流通货币也没有。这说明只有武力的征服，而没有文明因子的移植，注定了结局只能是得而复失。
历史是由无数的遗憾所构成。随着大唐王朝的寿终正寝，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演了三千年主角的长安以及八百里秦川，丧失了它不可动摇的文明中心的显赫地位。而蒙古金戈铁马的征服，毕竟如同一夜昙花，转瞬消失了。这种包括气候、山河、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衰退，使西部的辉煌逐渐成为飘逝的梦。
西部在数千年的深厚传统和久远盛名之下，日益显出僵化保守和停滞不前，渐渐失去进取精神，失去竞争意识，失去那种大气磅礴的创造力。
大梦最终失落了。它是怎样失落的呢？为什么中国梦不再有汉唐气象和高迈广阔的大国声调？不再有高原苍劲、刚毅、气吞山河般的雄壮呢？
几千年的历史风尘和漫漫黄沙中淹埋着西部人无数个大国之梦。淹埋在黄沙里的大国梦像种子一样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里。
（二）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期困惑历史学家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都要从西部不断东移？其中有什么内在的原因，而且造成了中国国运怎样的变迁？今天，人们谈到西部总有一个“废都”的影子。难道历史上的西部就是这副尊容？
中国国都迁都的历史进程，与气候、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关系极大。
唐代中期之前，关中一带气候温和湿润，历史上的八百里秦川，水脉纵横，山岭苍翠，长安牡丹闻名天下，而从长安到潼关的各种人工漕运，则是中国西部人的杰作。西部气候生态有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在五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国出现过四个气候寒冷期，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恰好与北方游牧民族几次大规模南下中原在时间上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北方狄族人的大举南犯，第二次是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第三次是契丹、女真、蒙古人的连续南下，第四次是满洲人的入关。骁勇强悍的游牧人入主中原后，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断裂性的打击。
经济中心的转移有着诸多内在原因。由于中原战乱不断，秦汉两晋时就有不少人纷纷迁往江左，促使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唐宋以降，北方战乱，人民纷纷南迁。南方较少战争的破坏，海上贸易也有较大的规模。到了宋代，东部经济逐渐超越了西部，明清江南经济的发达更是超过前代。近代中国接受西方工业文明，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近代工商业、新学、近代政治运动也由东南诸省和海外华侨社会中发轫，逐渐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地向内地推进延伸。
政治中心的东迁导致西部文化氛围进一步萧条。国都从长安迁到洛阳最后迁到了北京。中华民族始祖来自西北，炎帝族原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进入中部，黄帝族原居西北方，后渐移至中部地区定居。周兴起于渭水一带，定都镐京（今西安西北），而周平王为避犬戎，迁都洛邑，周室从此衰微，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秦自西北统一六国，政治经济中心在咸阳，汉高祖定都长安，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规模及其制度，此后隋唐均以长安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关中河洛一带，繁荣昌盛。宋将京师移到开封，靠近运河干道。而此时，东北契丹、女真等民族兴起，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交往的重点区域由长城西段转向长城东段，加之运河淤废、黄河泛滥，关中河洛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各方面都丧失了统领天下的地位，长安更名西安，由一国雄都降为一方重镇。元明清三朝，国都均与黄河中下游无缘。而且，由于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荣，逐渐取代了西北丝绸之路的地位。
在唐代强国梦的影子中，华清池那奢华绮丽恍若仙境的壮观景色，而今何在？
有人说文明的衰落如同生物的演化，熊猫濒临灭绝，除了人为原因之外，主要因为它的食性太单一，繁殖力太弱，难以适应外界的变化。竹子开花就意味着一次生存大灾难。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只有积极汲取新鲜的营养才能免于衰落。
辉煌的西部衰落之后，大国子民的心理和行为异样也许就显得不足为怪了。如今，血统和身份的遗忘，使得西部人被流放在自己的家园。无论是“老子先前比你阔多啦”的心态，还是挖掘、倒卖文物的愚行，都表明自尊和自信的丧失：
陕西的一批胆大妄为的不法之徒为了掩盖盗墓之私，将新房盖在古墓上，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地挖掘古墓，偷窃国宝；
铲草机轰鸣着将内蒙草原鲜嫩繁茂的青草成片铲起，为的是卖到日本。伴随着铲草机翻卷的是草原的癌症——疯狂蔓延的马莲草；
精美的筷子和小小牙签，由中国出口到日本。但谁能将其同大量伐木后引发的长江大洪水联系起来呢？这里面的沉痛难道不会使我们沉重思索吗？
西部重要的古城——楼兰，昔日的繁荣反衬着今日的消亡和疯狂的挖掘文物丑行。楼兰的大量的图腾墓葬，曾长期使用数以千记的参天古木，正是这种对生态的大规模破坏，造成古楼兰的逐渐衰落。
罗布泊，一条流动的河流造就的流动湖泊，因为缺水而干枯。水的匮乏成为中国西部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环境的恶化更多的也是人为造成的，今天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迫在眉睫。
文化正在变成景观，中国正在变成“西方人的西部”。今天，创造了惊人文明的古都成为埙声幽咽的废都，文明辉煌的过去与今天形成巨大的反差，并衰败为被西方观看的前现代景观。
面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衰落，西部的历史需要重写，文化需要重建。然而路在何方？
（三）
在失落的文明前面，中国西部梦究竟成为了辉煌历史的永恒失落还是激发了永恒的追求？
提到西部，人们的眼前会浮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旖旎风光，会浮现出“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奇景。提到西部，人们会想到博大深沉的敦煌文化，会想到锦绣般迷人的丝绸之路；提到西部，人们更会想到长河史诗般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想到古代壮丽辉煌的古楼兰。随着文化的衰退，这些当年的西部风情和灿烂文明，如同那曾星罗棋布的古湖泊一样，正消失在漫漫黄沙中，令人不禁深深感叹。
中国曾经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景象之一。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13世纪来到杭州，他觉得中国城市令人惊叹：“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好最华丽的城市。”其规模其数量无不令人惊叹，难怪当马可·波罗回到欧洲把他看到的一切讲出来时，他被惊讶不已的欧洲人看作是一个说谎者。
然而今天的西部已看不到汉唐时期那种威慑天下的雄强气势了，文化上已没有了令整个世界为之倾倒的光芒。经济上，曾经富甲天下的西部已经同东部有了相当的差距。贫瘠的黄土高原、封闭的地貌、保守的观念、落后的交通，使得它无法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当广大的沿海地区正在日新月异地朝着高科技革命浪潮迈进的时候，数目庞大的西部农民却仍被束缚在贫瘠的盐碱地上，使用起自战国时代的犁辛苦地耕耘着。在现代工业文明氛围中，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辉煌历史成为了人们对过去好时光的一种追念。
历史错过的机遇，是否会再给国人一次机会？我们能够把握一次机会，在超越那种封闭式农耕文明思想的同时，超越那种单纯走向蓝色文明的全盘西化路数，而走向新世纪的文化整合吗？
有人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最终取代并终结了陆上丝绸之路；有人说，在以海洋为参照系的文化氛围中，内陆文明将走向末日。这种海洋文明决定论的思路，在多元文化发展中成为一种武断的声音。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各个民族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文明衰亡不仅成为世纪性而且成为世界性问题的今天，仅仅将黄土文明的命运做宿命的阐释无济于事。在命运的挑战中，有必要超越性地看清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才不会一错再错。
我们能够超越命运吗？著名军事战略分析家麦金莱强调，亚欧大陆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板块，其中亚欧大陆最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巴尔干半岛，谁拥有了这座连接欧、亚、非三洲的“世界岛”，谁就能赢得整个世界。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莱因认为，美国开发西部差不多用了两个世纪，而中国可以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只需要20到40年。因为处在信息时代的中国是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开始开发西部。
西部文明的衰落使中国文明有了内在撕裂。我们只有改变思路，强调文明的整合而不是取代，才能走向文明新生。西部的丝绸之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有很多条。起码汉代的丝绸之路就分为西部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另外，唐代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及其它一些渠道，关中成为了万商云集、世人所朝拜尊仰的一个经济文化圣地。尽管到了今天，这一切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不妨探索“新丝绸之路”。可以说，只有以非凡的眼光和魄力，才能不再躺在古人的辉煌面前，而是造出一条条海陆空的现代“丝绸之路”。
我们仍然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是否没有海洋文明就不能现代化？是否大陆文明必然内部殖民？是否相对贫困必然成为绝对贫困？是否经济发达后必然文化发达？……
费孝通认为：“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下，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它的经济，繁荣它的市场，使大西北的发展和东部地区平衡。与此同时，还要保护其自然生态和文化艺术生态的平衡；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已经遭到了破坏的自然生态和文化艺术生态，还要加以修复和再造，甚至重新发掘。”
一个没有梦的人，是没有追求动力的人；一个没有梦的民族，是强大不起来的民族。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痛苦，我们还会做强国梦，但是我们的强国梦将不再是一种美好乌托邦，而是以一种务实的精神，通过对西部大开发进行历史辉煌的重建。文明衰落所造成的民族心灵痛苦，只有通过民族的全面振兴才能消除。
今天的中国人，不能再为历史所陶醉，更没有必要为文明衰落而悲伤，而是应当聚合民族所有的力量，把再造“中国形象”，作为新世纪中国人的集体意识。
今天面对经济和文化的衰落，西部的历史需要重写，文化需要重建，精神需要重振。在梦开始的地方重新张扬起民族的雄风，在承载中国命运的西部整合新的文明。在突破历史所规定的文明命运时，把新世纪的强国梦坚实地融合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中！
五 全球化语境
如何站在一个全球化的制高点上，从全球宏观高度看中国西部经济和西部命运，成为决胜西部的关键。西部作为中国的广大腹地，不能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否则，中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长治久安将成为一句空话。西部大开发关系到大中华经济圈能否形成，关系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成败，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一个“零距离时代”持续不断地开疆辟土。
（一）
1991年圣诞之夜，憔悴不堪的戈尔巴乔夫发表全苏联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共和国总统等一切职务。镰刀铁锤红旗在克里姆林宫飘扬了74个年头后悄然降下。苏联宣告解体，一个曾经让整个世界心动神移的超级大国终结了。冷战的两极失去了平衡，冷战结束了。
西方世界首脑有些发热了，众多理论家纷纷宣布历史走向了终结，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历史的车轮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西方自由世界体系。……
然而，邓小平不这么看。每个国家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历史并没有终结，全球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各民族的重新整合所达到的新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平衡。
德国两位资深记者在《全球化的陷阱》中，将全球化的未来称作20∶80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需启用20％的人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而80％的人则只是“靠喂奶过日子”。市场和民主、强者和弱者失去了传统的平衡。资本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它是全球化的开路先锋。它的出现使民族国家的大门纷纷打开，处置不当的国家陷于破产。
哈维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的题目就相当怵目——《全球化的祸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文明里。由于不断进步的现代观念及其固有的扩张主义，以及直接来自于它的迅速演变的科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我们的星球就被一种单一的文明所覆盖，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种文明基本上是技术性的。这个世界传递着一些一体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模式。这种单一的世界文明表皮仅仅覆盖或掩藏了众多文化、民族、宗教世界、历史传统以及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它“遮住”了。
于是，人们在关注全球化的时候，对新霸权主义问题警惕起来，因为这里面有着深深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前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站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德曼，主张实施资本管制；在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音。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众多国家，纷纷陷入了深刻的经济金融危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竞争经济的本质则是弱肉强食。人人都想成为市场竞争的强者，但强者毕竟是少数，这个世界流行的法则是赢家通吃。这意味着加入竞争有可能成为强者，也可能被他人吃掉。
然而，在这个赢家通吃的全球化中，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中国在竞争中的位置。
韩国总统金大中的话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当德国记者问他：“你怎样向你的民族意识较强的同胞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加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力度？”时。金大中回答：“我将告诉人民：资本没有国籍。如果我们的商人能自由地去世界各地，那么我们也必须让世界各地的人到韩国来”。这样的回答包含深意。
应该说，全球化与本土化不应该本质主义化地理解，而是应该充分地考虑各国自身的具体条件。这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很少有人思考过中国西部开发对全球化进程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是否正成为“西方的西部”？必须承认，全球化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和实际上的不平等。
有人说，加入WTO有可能促使中国东部的西部化。在全球格局中，真正称得上东部的只有美日欧地区，其他世界各地都将成为他们的西部。如果说中国东部都处于全球化的末端，那么，中国西部怎样进入全球化？
如今东部有海上运输及与欧洲北美交通的便利，有与欧日韩港台及东南亚相邻的优势，又有经商的传统，很容易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而西部则只能面对全球化游戏规则中先天存在的抑弱扶强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转入知识经济的轨道，而发展中国家和西部地区还没有跨入工业化的门槛，发达国家以现代工业机器生产，而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甚至还只能依靠手工操作。
全球化究竟为中国西部开发提供了怎样的背景和可能性？在全球化中的中国西部怎样才能缩小同东部同世界的差距，进入良性的知识经济发展圈？
（二）
是西部的人才有问题?孔雀东南飞，其实是西部技术和人才资源流失。教育和人才力量向华北、东部游走，由此所造成的是东部更加发达，而西部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
是经营的思想有问题？东部温州人卖小商品富了，而陕西人卖地下文物却穷了。这是为什么呢？
是西部没有进入国际经济循环圈?没有高科技产品？网络电话专家王健虹的经历发人深省：在英国的王健虹带着他的网络电话进入了创业园。这种网络电话安装后能够以普通市话费用拨打国际国内长途电话。可在看了现场演示后，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叫好，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肯先掏钱来买一部回去试一试。王健虹说：“正是大多数成都人身上的那股精明和算计的小生产者意识阻碍了他们将事业做大，大家只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最保险’最能够立即赚钱的行业里，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何成都人会一窝蜂地去搞餐饮、服装、养殖和房地产这些行业，而许多有潜力，科技含量高的新产业却受到了不应受到的冷落。”
今天欧洲已把货币统一起来了。美国更是大到飞机，小到肯德基、可口可乐，其立足点和着眼点都是以全球为基点。他们的每一个目标都是站在全球角度考虑的，而我们一些人的目光就只有半条街那么远，并且完全是作坊式生产。
在全球化时代，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加入WTO有助于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有助于沿海沿边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开展再投资。加入WTO后，外资零售企业将会大量涌入，会带来新的经济模式，注入新的营销观念。
近年来，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呈增长态势，其中投资中部地区同期比较增长百分之七，西部地区同期比较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八六。这表明外商加大了向中西部投资的力度。同时，中国西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球众多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
中亚五国经贸合作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把同独联体12国自由贸易区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有利于中国西部的大量产品进入中亚市场，待这一地区形成有能量的自由贸易区、统一关税区之后，可以更好地参与欧亚乃至国际经济大循环。这对于中国加入WTO之后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东西部经济带各有侧重，最终达到东西部差距缩小的预期目的。
这意味着，西部大开发已经不再单纯是区域开发的问题，而当具有一种制高点式的全球观，中国整体大局观，开放性的决胜观。大开发必然大开放，中国对西部地区在政策上的重大倾斜，尤其是对外商投资提供的优惠政策，必将为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启动西部大开发进程之前，中国累计批准和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不足百分之四，如今，中国坚持国外优惠贷款百分之六十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
新一轮东西合作显出了新兆头——从陕北、塔里木、青海、四川，内蒙等与东部地区合作的项目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菜东供”，表明东西部地区正在优势互补，共同繁荣。东西部地区都在竭力发挥各自优势，按照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共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内蒙古在农畜产品生产和能源、原材料开发等方面具有优势，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煤电转换的良好条件。而北京、上海，有着科技、教育、人才、信息、资本运作等方面的优势，这种经济的互补性表明，东西部地区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认为：中国西部地区占主导的是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但如果发展基于知识之上的新技术，西部的产业结构可以得到进一步优化。在美国，新技术勃兴于波士顿一带的学术机构附近，或者兴起于靠近西海岸的学术机构。这对中国西部的启示是：要在西部建立高水准的大学，并以充足的资源使它们达到世界级水平。
西部作为中国另一个“门”，通向世界的未来——西部地区向西开放将构筑以铁路、公路和航空为主体的交通运输大通道，从而使西部地区的内外联系变得相对便捷。这其中，对西部经济最有影响的是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和大西南出海通道的建设。这是一个大战略大思路。
在向世界的开放过程中，西部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也有些不同。当年东部面临的是美国、日本、四小龙、东欧等不同层次上的强劲对手，而今天的西部将主要面对中亚、南亚等一些不同特点的竞争伙伴。这一特点使西部具有了一定的区域优势。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分析中国东西部问题，将西部开发不再看成是区域性开发，而看成是中国整体形象的再造，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着力点。
全球化是竞争和较量。全球化产生着聚合的力量，全球经济一体化，将导致一个共同开发的地球村。全球化也激起了分离的倾向，弱者将被淘汰出局。
（三）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世界中抢占制高点，对中国西部开发有着重要意义。美国学者认为：“两个营地”的断裂线在中国部分十分特殊：“最有意思的线是穿过中国的，把沿海和内地分为两半”。地区间或洲际越来越宽的裂痕两边的人们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是21世纪前期压倒其他一切国际事务的问题。这些话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尤其是东西部之间的裂痕问题，应该引起东西部人的重视！
如果说，中国曾经因为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而错估世界形势并饱尝恶果，那么，今日中国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体系中应有的位置，并获得自己的全新发展理念，不再成为殖民主义棋盘上被随意拨动的“中国棋子”。
从地理位置看，西部地区地处中国西北和西南边陲，是多民族的聚居区，陆地边境线长达一万多公里，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等14个国家接壤。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西部地区在国防、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那横贯新疆的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和分布于其间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将中国农耕文化圈与中亚游牧文化圈截然分隔。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在北约东扩的主要方向上得手后，更感到迂回中亚地区的迫切性，以达到北向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东向遏制中国持续发展势头，南向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的地区战略目的，从而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经济和军事渗透，形成所谓“新中亚战略”。中国西部的外部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形成对中国西北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隐性威胁。
从国际战略研究角度看，可以认为：在全球化的国际新秩序中，中国同中亚各国和各民族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连接欧亚文明的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和区段就分布在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有着漫长边界，开发西部对促进双方互动和友好关系成为对外安全战略。中国同中亚有30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彼此之间的民族和宗教跨界因素，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都决定了中亚国家积极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并将中国的影响作为地区安全得到多重保障的因素。2000年7月5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中塔俄哈吉五国元首会晤，强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加强地区的经济合作，从而使中亚的稳定走向区域合作的新阶段。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曾将中国比喻为接通走向世界的大洋。
从地缘政治看，印度与我国曾有中印边境之战，巴基斯坦也因为民族宗教问题而与我国存在某些潜在的矛盾。近年来印巴冲突升级，有可能在中亚爆发新的局部冲突和大规模战争。而中俄目前的友好和战略合作方针，并不能保证明天边界也是安宁的，更不能保证中俄之间永远不会出现紧张或冲突的安全两难。在中印关系中，西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边境线长达1450公里。如果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现在中国的大后方四川就变成了边疆。而印度可以不费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部署到中国腹地。失去青藏高原如此广阔的天然屏障和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会对国家安全形成很大威胁。
应该说，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西部，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亚经济圈，使得中亚安全体制对中国利大于弊，才能实现强国意图。西部与中亚的安全，成为西部开发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决定西部命运的关键。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以及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依存度的增高，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当今国家安全，已经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
中国国家安全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和新的世界新秩序的全球性问题。在开发西部中，使中国西部的总体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消解分离主义的影响，使得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部与内地一体化融合，不仅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而且成为西部开发中的强国国策。
（四）
作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这片土地将是中国建立与欧亚及欧亚大陆经济圈的中心地带。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将使中国传统加工出口型经济部分转化为内陆型经济，从而极大地汲取资源和向中亚辐射销售产品。
在国际事务中，新疆、西藏经济板块的建立将对“新殖民”经济形成削弱和制衡，同时涵有极其深刻的政治与军事意义。它所提供的国家安全性无疑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的一张牌，外交事务的一个谋略，强权政治的铁丝网，民族利益的安全阀。”由此，探索打通欧亚大陆桥，建立黄金经济带，交叉连接经济走廊，以充分形成对制高点的支撑，将成为长远而务实的重大任务。
也许，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全球化，塑造了西方文明的辉煌。在五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文明在进入现代化的历史关头，直面全球化问题，当给自己拓展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具有世界性眼光的真正的富强之路。
已经开拓了几个世纪的世界市场，使当今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通。我们再也不能以各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背离马克思的根本精神——“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我们再不能沉浸在对自己昔日辉煌伟大的历史记忆中去重现先前显赫荣光，也不能仅仅怀着清洗百年民族耻辱的强烈意愿，而只能在充满内在矛盾和思想悖论的全球化进程中重塑中国形象，走向再创新世界秩序的制高点。决胜西部，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国只能在付出“现代化代价”中参与全球化进程，使西部成为中国新世纪崛起的基点，使西部和东部良性互动，展现“中国形象”的新世纪辉煌！
六 文化战争
我们所苦求着的未必能得到，但我们不珍惜的则必将失去。
当中国人沉醉在审父的狂热中，将以往的历史视为罪恶予以抛弃之时，我们的两个近邻——日本和韩国，却开始了东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日本这个樱花之国，通过脱亚入欧成为世界性大国，而其文化身份则坚持鲜明的东方性，如今已经取代中国成为西方人眼中远东文明的代表。文学上，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通过东方式的细腻笔法赢得了世界文坛的尊重；书法领域，日本现代书法开启了传统书法现代化之路，手岛右卿作于几十年前的少字书《崩坏》早已过气，时至今日却成为中国书法家趋之若鹜的范本；此外，和服、能剧、浮世绘、歌舞伎、日本料理等等，早已进入西方语言，成为西方人耳熟能详的语汇……
然而，日本并不满足。考古学界圣手藤村新一，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不惜伪造现场，发掘自己早已埋好的文物，搞得身败名裂，也要将日本民族的历史再往前推进几百万年，一定要超过中国人的历史，这一日本考古学的丑闻，却显示了日本民族的共识：未来的战争不再是流血冲突，而是依靠文化财的国家博弈。
韩国人也不甘落后，不知不觉间，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东西都成了韩国的：筷子是韩国的，书法是韩国的，端午节是韩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是韩国的，就连孔夫子也成了韩国的……多年以后，我们的后人可能要去东京欣赏唐朝，去首尔寻访明代，甚至可能要去日本韩国寻觅早已失落的祭孔礼仪。
就连南亚的印度也不甘示弱，宣称造纸术是他们发明的，虽然印度文字中直到中国才有了“纸”的概念。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邻国不同我们比军事、比经济，却乐此不疲地频频开展文化战争呢？
二战过后，在美苏争霸的全球格局下，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最大威胁，于是“去中国化”成为必然选择，日本韩国相继废除乃至减少汉字，东南亚各国废除汉字，压制汉语，海外华侨的创业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同时也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东亚剔除杂质的见证……
今天，随着东亚文明的复兴，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就连西方人也开始推崇渗透了东方智慧的环保主义和生态主义，人类发展的列车走得太快，几乎快要燃烧起来，只有中国文化才能为它降降温。然而，中国文化早已在颠沛流离中四分五裂，谁是原产国，谁是输入国？一片混乱中，我们已经被邻国抢走了太多先机。
文化战争正在打响。未来世界的大国博弈，不仅需要硬实力的比拼，更需要软实力的催化。否则，我们将迷失身份和立场，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就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中国，你做好准备了吗？
七 交流之路
文化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也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中国人拥有礼乐服人的传统，远人不服，绝不征伐，而是反求诸己，修文德以来之。我们的祖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我们从不强迫别人信我们所信、想我们所想，我们也从不吝惜将自己的一些优点同别人分享。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之一，我们有远行求法、异域朝圣的传统。1500年前，一名普普通通的僧人玄奘就是从长安出发，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佛国印度，求来真经，造福后人。取经的过程也是玄奘本人成长的历程，昔日的僧人归来后，早已非当日吴下阿蒙，他讲经谈法，口生莲花，折服了从天竺到长安的无数高僧。
玄奘穷其一生精力，将自己取来的经书译成中文。寒来暑往，玄奘坐化后，历史却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玄奘的故事成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西游记传说，化身为唐僧的玄奘成为软弱的代名词，而他所一手创立的法相宗，终因过分拘泥于拿来主义，没能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最终丧失信徒，日渐衰微。
有人说，中国人善于学习却不善扩张，善于为己之学却不善为人之学。我们没有像沙勿略和利玛窦那样痴心不改的传教士，他们在自己国家实力远远逊色于中国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远涉重洋来中华大地传播福音，实践着渺茫的梦想之旅。
然而幸运的是，中国不仅仅有玄奘，我们还有鉴真。这位迄今为止依然被日本民族尊敬的中国僧人，启发着后人不断追随文化输出的精神。鉴真六度扶桑，几乎葬身海底，却终乘一叶扁舟翻越碧波来到奈良城，并将中国唐代文化带到日本。他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时至今日，从日本的城市布局和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不难看见鉴真东渡的影响。
一千年以来，这两位唐代高僧的遭遇并不相同：玄奘的故事流传为多种版本，深入到大街小巷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相形之下，鉴真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则小了许多。但就历史效果而言，正是有了玄奘与鉴真两条并行不悖的文化交流之路，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善于学习，也善于被学习。善于拿来，也善于输出。利己达人，却并不强施于人，这也许就是东方和中国文明的独特品质。
八 文化输出
如果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西方文明一统江湖的宣言，那么亨廷顿所发出的文明冲突论则是多元文化时代的前兆。如何避免文明间的冲突成为世界大战的梦魇？在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与文明内部冲突并存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和平崛起之路，其实并不太平。
我们身边，西方科技无所不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是西方的政治制度，美国的薯片、电影大片连同电脑芯片一起成为全球文化中最具统治力的标志。面对这些，中国文化能否主动展示出自身的文化魅力？在未来的文明博弈中，我们要如何判断自己所处的形势，又如何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呢？
16世纪之前的人类历史，属于大陆文明的框架，那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有的只是国别史和区域史。中国，则成为大陆文明时代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
新航路开辟后，欧洲迅速进入了海洋文明的时代，横行于两大洋间的军舰与商船，相互簇拥着开启了西方一统世界的神话。海洋的流动性与大陆的停滞性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史无前例的衰落了。然而中国是否一定要追随西方的角度，去迈向深邃渺茫的东大洋？
500年前，正当西方的航海家们探索新的东西方航线之际，一位名叫万户的人发明了火箭，这支普通的火箭，划亮了明朝古老的天空后便流逝无踪了，然而它却为500年后的中国提供了某些灵感。
50年前，德国著名思想家卡尔·施密特为自己的民族诊断把脉，他说，既然陆地时代已成过往云烟，海洋已经为英美所占有和垄断，那么，德国民族的未来就不在海洋，真正让德意志兴盛的秘密，恰恰隐藏在天空之上。
今天，施密特提出的天空概念已经发展成为太空，人类探索的脚步由横向改为纵向，动于九天之上成为尽人皆知的现实，而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中国也已经凭借其卫星发射和载人飞船技术，成为太空俱乐部的第三大成员。
太空时代已经初露端倪，它的真正意义在于，信息技术的兴起及信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地球成了村庄，文化的交流早已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中国文化找到并确立自己的指纹，也已经指日可待。
中国的未来不在海洋，而在太空，天空之城是我们最终的皈依。东方的魅力只能靠东方人才能发现，文化输出则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面对世界文明的竞争态势，中国将会通过走出去的文化战略来告诉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究竟能为人类带来什么？
十七大提出了主动“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孔子学院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中国书法、音乐和建筑艺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西方人的关注。文化输出正在成为国人的共识。
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则是我们的心灵。
中国，这个参天地之化育而成的东方古国，这个饱经风霜磨砺的伟大民族，将会从历史的深处走出，以崭新的文化姿态宣告自己的华丽再生。我们将不再被他人和自己误读，不再自卑，不再迷茫，而以自信的心态参与世界文明历程中的平等博弈，中国和谐-和睦-和平的三争文明，也将会参与到文明博弈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当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许有一天，中国《易经》的这句古老箴言，会铭刻在人类历史的丰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