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开雷锋的日子》，看离不开雷锋的精神

——编剧回顾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创作历程

　　1951年生于大连，满族。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编剧电影27部、电视剧50集，其中《飞来的仙鹤》《我只流三次泪》《解放》《留村察看》《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良心》《法官妈妈》《生死牛玉儒》获得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因《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两次获得华表奖最佳编剧奖和第13届、17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引起热烈反响，与陈宝光合作的《建国大业》《辛亥革命》被喻为其史诗性剧作。

　　与王浙滨合作的电视连续剧《纪委书记》《离别广岛的日子》获得飞天奖，《天国逆子》在东京第7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鸽子迷的奇遇》获得印度第5届国际儿童电影节金奖，广播剧《深情》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15年前，我为《离开雷锋的日子》写下这段台词，没想到关于学雷锋的话题，绵延至今依然争论不止。这部电影以雷锋的战友乔安山的形象，参与了社会关于学雷锋、社会道德建设的反思。

　　雷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在我们心灵家园里的第一块基石。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决定：“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深化政风、行风建设，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坚决纠正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歪风邪气。”雷锋不是英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孕育的一位道德模范。因此，雷锋精神从来不会离开我们，而我们却曾经几度离开了雷锋……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效率、创新、人道、人权等现代理念，逐渐被中国人所熟悉，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精神萎缩、道德溃疡、诚信缺失，只讲金钱、不讲良心，只讲利益、不讲主义等种种问题，中华民族长期筑起的仁义道德的长堤出现了裂痕。“孩子被轧要不要救”、“老人跌倒要不要扶”、“餐桌地沟油”、“染色馒头”，甚至学术作伪、医药造假，官场冒出的“失责污染案”、“受贿腐败案”，种种弊端拷问着我们全社会的道德良知。

　　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们自然会怀念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热，为人民做好事甘当傻子的雷锋了！

　　乔兵：“妈，学雷锋是你们上辈人的事，现在都讲怎么赚钱，谁还讲学雷锋？”

　　“呸！”乔安山将嚼烂的烟丝和满口的苦水吐出来，气得脖颈通红：“乔兵，你再说一遍。”

　　乔兵：“现在谁学雷锋谁是傻子。”

　　乔安山：“谁说这话谁是傻子。”

　　乔兵：“爸，也就你还相信雷锋精神吧？”

　　乔安山：“别人不信，我不能不信！别人不学，我不能不学！”

——摘自电影剧本《离开雷锋的日子》

　　一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一面镜子

　　正因为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个普通的人物，聚焦了一个普遍的问题，表达了一个普世的道理，才有了一个普及的效果。

　　贴近了才有认同，贴近了才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才能接受感动。我从事电影编剧35年，深知剧作是“以人为本”的工程，在生活中发现新奇的人、在剧本中描写生动的人、在写作中想着看电影的人，这是电影剧本创作之根本。支撑这个根本的，就是创作者的思想和行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一切从事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必由之路。

　　15年前，我在电影中写了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因救人而被诬陷为肇事者的故事，激起了观众的同情和强烈的愤慨，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泪水。电影一经出世，迎合了人们呼唤雷锋精神的需要，红遍了大江南北。15年后，观众呼吁道德重建，很多人再次观看这部影片。特别是当年的青年观众，如今作为家长，去指导自己的孩子观看。这部电影，依然是人们热议的对象。我在网上搜索《离开雷锋的日子》，读到很多网民观后的反馈，摘抄几段：

　　“如果你通过影片，能理解雷锋一心奉献的所作所为，那么，你还有一颗发亮的爱心。如果你通过影片，能理解乔安山执著而可贵的人生信念，那么，你还有同情爱护这个世界的良知。雷锋精神，该学习还是不该学习，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从一个本不应该成为讨论内容的人生坐标，变成了一个争论不休且逐渐被淡忘的话题，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你，还记得雷锋是怎样被慢慢遗忘的么？”（来自：李伟锋）

　　“我小时候看过这个片子，当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很庆幸这是一部每个中国人都能看得懂的片子。雷锋是那个时代的楷模，你觉得过时了么？我还是愿意静静地好好看一遍这个电影，有很多事情，是我永远都不敢忘记的，可以说是并不想忘记。”（来自：寒朔）

　　“电影的主题歌——韩磊唱的《对待》，太好听了，这首歌是与雷锋穿越时空的对话，不仅是乔安山，也是我们每个人与雷锋的对话。如今小悦悦事件让我再次回想起乔安山救老人反被咬住不放的事情，现在社会更需要雷锋精神！更需要千千万万的乔安山！”（摘自：北岭怪侠）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主任阎晓明对我说过，这部电影在电影频道播放37遍了，还是有人看，对于每一代成长中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部好看的新电影。浙江军影站一位老站长对我说过，《离开雷锋的日子》在部队最受欢迎，新兵入伍要看，老兵复员也要看，现在胶片都演出雪花了，战士们喜欢看这部电影，它贴近咱部队的生活，部队建设也需要。

　　可见，艺术形象不是过眼烟云，不是一次性口杯用过即扔掉，而是深植于人们心田中人性美好的道德之树，弥久地焕发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作为这部电影的编剧，目睹一部电影历经15个春秋，不能不感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应当形成怎样的道德规范？要不要学习雷锋的精神？这个从人性本质提炼的话题，依然拨动人们思考的神经。

　　可见，评价一部作品的权威，不是那些深居高校出口便引经据典的学者们，也不是那些毫无创作实践却鄙视主旋律的教授们。时间是秤，群众有尺，这是真正无上的权威。当编剧知道自己创作的电影，10年之后还有人看，说明当年下的功夫没有成为时间的垃圾。正因为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个普通的人物，聚焦了一个普遍的问题，表达了一个普世的道理，才有了一个普及的效果。这部关于学雷锋的电影，像一面落地大镜子贴近生活地映照了社会现象，真实而可信。这个故事内容不需要有高深的文化解读，谁都能看懂有关良心和道德的问题，在时间与群众的尺秤之间得到了应有的评定。

　　一个编剧在职业生涯中接近和进入了很多人物的心灵，拷贝和蓄积了无数人的情感记忆，总有自己最难忘和最感动、最创新和最突破的题材和人物。《离开雷锋的日子》是我编剧里程中的第20部电影，之后我又写过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写过“法官妈妈”、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奥运第一人”刘长春、“零的突破”许海峰等等，但是，我依然对写这部有关雷锋牺牲之后的剧本记忆犹新，这部电影不仅改变了乔安山的命运，也改变了我和很多参与这部电影创作者的命运，印证了时代主旋律怎样做到鼓舞人心，引起了我对于电影思想灵魂和电影从业者职业道德的重新思考，如同游进纯净无染的湖水里，身心得以洗礼。从题材开发到剧本创作和制作，这部表现中国社会道德精神的电影，融入了一种当下电影界缺失的并始终贯穿在影片创作过程之中的雷锋精神。

　　经常有编剧同行问起我，怎样发现了这个没有被电视曝光的真实题材？如何发掘了乔安山这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怎样发明了这样集锦式的电影叙事结构？如何发展了有关雷锋故事的新版本？

　　二 走近雷锋身边的人，解开雷锋的牺牲之谜

　　一个与雷锋的死因有关的人物戏剧性地出现了，我立即意识到这个“意外事故”，就是戏剧要找的“焦点事件”。

　　雷锋怎么才活了22岁？他的生命是怎么结束的？不仅是我，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疑问。

　　记得毛主席号召学雷锋那年我在读小学，当我们好奇地问老师，雷锋叔叔是怎么牺牲的？老师回答，是因公牺牲的，因为电影里是这么说的。

　　我从戴红领巾到戴红领章，经历了社会学雷锋的全过程。我所在的边防部队属于沈阳军区，对学雷锋始终是热度不减的。提起雷锋怎么牺牲的？说是他在雨天倒车时，撞倒了一根电线杆，为了掩护战友，被电线杆砸死了。

　　直到1995年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介绍了一个叫乔安山的人，1962年8月15日他与雷锋最后一次出车执行任务，他在倒车时，意外撞倒了一个晒衣服的柞木桩子，打在了指挥倒车的雷锋的太阳穴处，雷锋经抢救无效牺牲了。

　　一个与雷锋的死因有关的人物戏剧性地出现了，我立即意识到这个“意外事故”，就是戏剧要找的“焦点事件”。一位把雷锋撞倒的人，他怎么面对铺天盖地的学雷锋活动？这就是雷锋牺牲的真相吗？那他为什么沉默了这么多年，这些年他都在干什么？编剧的创作本能，让我发现这个戏剧的核心：意外地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一个特殊戏剧关系在生活中建立起来，他和雷锋的战友关系会发生怎样的情感变化？

　　雷锋牺牲于车祸！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在结尾处，都不想提及这样重要的结束人物命运的关键情节？难道真实地写他的死因，结局太残酷或者不高尚，会影响主人公高贵的品格？会弱化对我们的榜样力量？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乔安山，这个与雷锋真实死因有关的人物，像谜一样吸引着我。那时我在长影做编剧，到辽宁省铁岭市找到了56岁的已下岗在家3年的乔安山，看到他家境拮据，住在一座很旧的宿舍楼的3楼，一间半房。唯有墙上挂着与雷锋在一起合影的黑白照片，还是人工上色加工成彩色的，证明屋里主人从军入伍，而且是国防部命名的“雷锋班”成员。家里主要经济来源是靠老伴和他每天在农贸市场里卖茶叶、糖果。这就是雷锋的战友，心情一下攫住了。当他知道我采访的目的，十分警惕，害怕拍了电影，人们都知道雷锋是他撞死的，在这个城里待不住了，想拒绝我。他顾虑太多，不愿讲，让他放心的办法只有一个：电影拍成后请他去审查，他不满意不能通过。于是他相信我了，倾心而谈。

　　乔安山1941年生，大我10岁，称之“乔大哥”。为了与他交流，我曾4次去铁岭，起先我给他家一楼的食杂店打电话，通过传呼来接电话。那时也没有手机，联络不方便。我出钱给他家里装了一部电话，这样我们就能直接通话了。

　　与雷锋在一起的日子，是乔安山人生中最光彩的段落，他这一辈子都没法忘掉班长，雷锋最后一次出车是和他在一起，至今讲起那次车祸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他感叹着雷锋班长没能活到今天，不是那次车祸，也该抱孙子了！他时时后悔自己如果是一档起步也不会出事故，岁月逝去，然而雷锋埋在他心里的情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著名的《雷锋日记》中3处提到乔安山，老乔没有读过书，雷锋为了帮助他提高文化知识，先后给他买过两支钢笔，在他母亲生病时还买过饼干看望，并送过钱，把他的母亲当做自己的母亲。这一点我问过老乔，为什么雷锋总把陌生人当做亲人，把自己分到的一个苹果、一块月饼也要送给疗养院的工人，把自己的钱捐给受灾的公社？老乔说，他有一次跟雷锋坐火车，只见班长上了火车，自己还没坐下就找笤帚扫地，抓过水壶就给乘客倒开水。“班长让我扫地，我拿起笤帚，觉得很多人在看我，脑袋就开始出汗了。一把笤帚能有多沉？为什么班长做起事来，那么亲切自然随便，像在家里一样，而我就有距离？”原因就是，班长的亲人在旧社会都被迫害致死了，他是孤儿，在党的关怀下长大，他走到哪里都如同到家一样，把所有的人都当做家里人，一点都不陌生。因此在公共场合做好事就如同在家里一样自然平常，对班里的每个战士都像兄弟般爱护。一次，班里有个战士修车时不小心让硫酸把棉裤给烫了个窟窿，晚上也没太在乎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裤子已补好了。原来，是雷锋晚上趁大家都睡了后，从自己的棉帽子里抽出棉花，堵塞在裤子的窟窿眼里，给小战士补好了裤子。

　　乔安山是从雷锋的一言一行中，耳濡目染地接受着雷锋为人处事的品质。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30多年坚持给班长争光，绝不给班长脸上抹黑，做了许多好事。在有人认为雷锋精神过时了的时候，他说：“别人不学了我不能不学，别人说雷锋3月来4月走，我这里是一辈子都走不了，雷锋就在我心坎里，我开了30多年车，走到哪儿都要做雷锋精神的传播人。”

　　为了证明雷锋的死因，我去辽阳市司法局找到了雷锋的同班战友庞春学、于泉洋，回忆起雷锋牺牲的场面，庞春学给我当场画了示意图，谈起车祸，他说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故，因为当时雷锋着急指挥倒车，站在车的侧面，如果站在车的后边，就不会发生车轮挤压了晒衣服的木桩，反弹回来打倒雷锋的事情了，这是意外事故。为了帮助我写好剧本，他送给我很多有关雷锋的资料。我从他们的角度进一步了解乔安山车祸后的状态和认识。当时，连长怕乔安山因为车辆肇事想不开，再出意外自杀，连队专门对他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后来，为雷锋守灵也让乔安山参加了，当国防部命名他们班“雷锋班”称号时，沈阳军区首长还特别强调，让乔安山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班长的精神。

　　我采访人物的方式是“盯住人物打竖井”，向一个人物的中心开掘，先表面后深层，先摸社会关系后掘人物内心，抓住焦点，不偏不游，盯住人物性格，像钻头一直打下去。为了解熟悉乔安山这个人物，听说他在辽阳农村还有一个战友田生绵，于是我从长春再度返回沈阳，在寒冷的冬季坐上公交大客，去辽阳市刘二堡子村拜访。

　　田生绵给我拿出一本珍藏已久的小册子，1963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雷锋日记》。他说，这本书就是他向班长学习的指南，这里有他和乔安山的名字。谈起车祸之事，田生绵回忆说，那天他在菜地干活，听说出了事，赶紧跑过去。看到虞连长抱着倒地的雷锋呼喊，雷锋嘴里吐血，浑身抽搐，马上被送医院抢救。乔安山当时吓得脸色煞白，不知所措。团里来人调查事故原因，后来结论出来，属于意外，所以没有处分乔安山。后来全国宣传雷锋的事迹，也就没有对外说起这件事情，主要是怕给乔安山造成压力。出于同样顾虑，电影版和话剧版《雷锋》都没有用真名乔安山。

　　我两次去抚顺参观雷锋纪念馆，每一次站在雷锋墓前，面对着宽长的碑体和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的“雷锋同志之墓”，就会感到这石碑的亲切。这里就埋葬着年仅22岁的雷锋吗？我抚摸着碑体，像翻阅一部生命的史册，像寻找一种精神的索引……学雷锋要学什么？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人，他有什么样的英雄壮举和久战沙场的功勋吗？没有。他有什么超凡的学问和天才的发明吗？没有。埋葬地下的雷锋生前永远不会想到，上至共和国的领导集体，下至中华大地的亿万国民，都在向他学习和看齐。

　　雷锋，好德乐善而无求，成为体现中华民族道德的排头兵。他的战友们总结出雷锋的5种精神：一是忠诚信仰爱国爱党的“报国精神”，二是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傻子精神”，三是干一行钻一行爱岗敬业的“螺丝钉精神”，四是刻苦学习和钻研理论的“钉子精神”，五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节约箱精神”。这些都是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凝聚着人性最美好的品格修养。

　　雷锋1940年生，虽然他在22岁那年离开人世，但是他的精神没有退休，责任没有下岗，他的名字宛如蛰伏在人们心宇中的响雷，随时呼唤着我们沉睡的良知。最先唤醒的就是那个因车祸肇事撞死雷锋的乔安山，他把自己锁在终生悔恨的心狱里，精神的痛苦像无家的孩子找不到归宿，他拒绝一切采访，把自己封闭了30多年。然而他每年的清明节都去抚顺雷锋墓地看望永远22岁的班长。

　　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剧本，来反映我理解的雷锋精神？乔安山能作为剧本中的主角吗？他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鲜明性格出现在我的剧本中？我再次向乔安山的内心采掘，由于和老乔的交情深了，他向我敞开心扉。他说在复员那天还没有入党，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部队。他说从运输公司下岗后在家待业，一分工资不发，为了办个内退，他给帮忙的人送了两条红塔山烟。送礼这事他说对不起班长，也向我老实交待了。他还说起“别人不帮助他的事”，和儿子跑运输去盘锦，夜里车陷到冰雪路上抛锚了，路过的人，喊了多少，没有停车相助的。一直等到天亮，遇到了一位认识的老战友，才下车帮了忙。他说：“别人不学雷锋，我不责怪。我不能不学，我是‘雷锋班’里出来的人，我得多做好事，像班长那样帮助别人，等于为雷锋精神争光！”

　　“别人不信我不能不信，别人不学我不能不学。”这就是乔安山的性格，从内疚转化为执著地接过雷锋理想的接力棒，坚定地走下去，特殊的命运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想一想，我一次次去铁岭、去抚顺、去辽阳，跑这么多路，就是为了找到他内心的压力和痛苦，找到人物的核心性格，找到能够推动戏剧的源动力。

　　三 写雷锋遇到冷风，吹不动我的信念

　　如何写好雷锋题材的电影，关键是让观众愿意认同并重新建立起对雷锋精神（也就是做人的道德规范）的信心。

　　“人说学雷锋是傻子，写雷锋更是傻子。让人受教育，谁会去看雷锋的电影呀？能卖座能赚钱吗？”

　　“八一厂拍过两部《雷锋》的电影了，你还啃别人的剩馒头？”

　　“咱长影的大剧场都不演电影了，谁能拿钱拍雷锋的电影？写也白写！”

　　电影当时的确是日薄西山，整个电影界受到电视剧的冲击和盗版的影响，国有企业也都在转型。那时我住在长影十一宿舍，挨着长影厂1951年建的大剧场，已经几年不演电影了。

　　这个学雷锋的题材没有人感兴趣，一听“雷锋”二字就认为是宣传片，担心观众本能地逆反。因为人们经历过30多年学雷锋的过程，看到雷锋如何一步步被神化，甚至把雷锋作为时代的“变形金刚”，提倡节约时就会宣传雷锋是艰苦朴素的节约典型，市场经济刚开始冒头时就说“雷锋也曾有过皮夹克、英格表，是高消费典型”，“文革”时也曾利用雷锋学习毛选号召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所以，如何写好雷锋题材的电影，关键是让观众愿意认同并重新建立起对雷锋精神（也就是做人的道德规范）的信心，如同一道科研项目摆在我面前。

　　写不写的矛盾一直在纠缠着我。但是，当我眼前出现那幕难忘的情景，写作雷锋精神的热火一直不会熄灭：一个70多岁的老人跌倒在长春红旗街邮局门前的3级台阶下，楼梯上有血迹。过往邮局的人，照常办理自己的业务，视而不见。两个年轻女子走出邮局门，围观着一动不动的老人，悄声议论是不是没气了。恰好那时，我急匆匆来邮局办事，看见倒地不起的老人，停住脚步上前察看，发现老人还活着，立即搀扶起老人。我又喊出邮局的人，把自己的邮件交给他们办理，转身打了出租车，送老人到医院做检查、处理伤口，观察一段时间没有大碍，又打车把受伤的老人送回家。

　　几天后，长影党委领导告诉我，长春市财政局离休干部解振野写来了一封感谢信，表扬我敬老扶伤的善举。“晚年沐荫逢盛世，党的阳光照人间”，看到老人写的信，我心里一烫，我有所感动的不是因为老人感谢了我，从这封信中，我看到了一个善良、知恩图报、富有情义的老先生，他把感激之情记在党和社会的账本上。相比那些救人被讹、救人被诬，从而造成老人跌倒不敢去扶的人情冻疮，老人的信正是包扎创伤的道德绷带。这件小事发生在1994年10月25日，始终浮现在我眼前的，是站在台阶下袖手旁观的那些年轻人潜在心中的畏惧和担忧，恰恰是今天社会的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远离了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极端利己的病毒已经侵蚀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人性美德。

　　我有责任在银幕上呼唤失去的人性美德！

　　怎么写才能突破？如何编才能创新？正面写雷锋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八一厂以前拍摄的电影《雷锋》《雷锋之歌》，编剧丁洪、陆柱国、王德英、靳洪、白劳等都是我熟知的前辈，他们是雷锋的同代人，将雷锋的故事和形象写得很透，已成经典之作。而单纯写雷锋之死也是没戏的，要想写好这个剧本，我就得拿出雷锋的钉子精神，尖锐的钻劲、拼命的挤劲，才能扎下深度，才能有出头之隙。于是，我对准了乔安山，以他为主人公来结构故事，以侧面进攻代替正面表现，“侧看成岭竖成峰”，只有从乔安山这个人物角度去写，才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当时，电影不景气，电视剧创作势头正热。由于我编剧的两部电视连续剧《纪委书记》《离别广岛的日子》都获得了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大连电视台来组稿，我就决定先写电视剧本，耗了半年多时间把电视剧本《雷锋的死与我有关》写出来了。

　　电视剧写了8集，故事从乔安山和雷锋最后一次出车开始，写他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雷锋看不到的一切变化，尤其是乔安山经历了“文革”，那个从神化领袖到神化雷锋的时代，使人们对学雷锋蒙上了一层阴影，认为雷锋是精神圣人。而我们从乔安山身上可以感受到，雷锋是一个好班长，是一个好兄长，他并不是一个完人。通过描写乔安山对雷锋的感情，让雷锋真实的形象再现在剧本里，让人们感到雷锋是实实在在的人，是可以学的，不是难学的。我在剧本里就是写了一个因肇事而撞倒了雷锋的人，懊悔和责任都体现在这样一个肇事者身上。他没有多少文化，喜欢抽烟，性情耿直，见了有损道德的事情，就像看到螺丝松了，想给别人拧几扣。乔安山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司机，却是雷锋的战友。

　　每一集都有一个高潮。由于我一直在思考雷锋，理解他的钉子精神，写剧本的思索就得像钉子。一是钻，往人物内心世界里钻探；二是挤，将平淡的事实挤出意外。我要“从无到有”创造一个影视中的乔安山，虽然源于生活，但不能照搬生活。比如，我写到乔安山救人送医院被诬陷。“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送医院？”对方家属硬是扣了他的身份证，当找到真正的肇事者后才还给他，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照实写的，几天后，再看这场戏时觉得，诬陷者没有被谴责，观众是不会满足的。那么，怎么从这场戏里挤出情绪来？我想到了妻子应该来为丈夫申诉，“谁是谁的肇事者，你们是我们老乔的肇事者”！于是，就有了电影中宋春丽充满激情的大段谴责和痛斥，为雷锋精神讨公道，长达2分48秒的激情抒发，赢得了观众的共鸣，也使她一举夺下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好戏都是挤出来的，纠葛出一场戏剧的情境，好编剧是不能轻易地放过去的，一定要狠挤一下，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我为受委屈的主人公申冤之时，写完这段台词，自己都流泪了，这个社会多么需要至诚为道、至仁为德呀！

　　四 电影体制改革的春风，让《离开雷锋的日子》出笼

　　一块石头投到井里能知水的深浅，这部电影投放市场方知人们对雷锋的情感厚薄。

　　1996年3月，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主持召开了长沙电影会议，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会议，我作为长影厂的代表参加。会议期间，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和平找到我，询问我手里有什么剧本。当我把8集电视剧《雷锋的死与我有关》的剧本递给张和平，他立即请北京市电影公司总经理王珠和发行专家高军、卓顺国召开论证会。大家一致看好这个题材，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极有“新闻热点、思想亮点和市场卖点”的好故事，如果能在学习雷锋纪念日推向市场，是最佳档期。因此，要求我两周内改定电影剧本，争取11月开机拍摄，第二年3月进市。一算就剩下4个月时间，似乎有点异想天开。当时，除了拥有位居首都的电影发行机构优势外，一切皆无，没有合法的出品厂标，也没有制片机构，更没有组织电影制片的管理人。

　　改革年代赋予人们很多大胆的设想，创新之炬总是照耀着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经多方协商，厂标决定使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制片人选定了长影编剧王浙滨，长影的雷献禾和康宁担任导演。乔安山由谁来演？张和平、王珠开车去天津找到刘佩琦，把剧本送给他看，希望他来演乔安山，刘佩琦又推荐自己的战友吴军来演雷锋。

　　1996年11月26日，顶着东北的大雪在辽宁省抚顺雷锋墓前，《离开雷锋的日子》开机拍摄了。由雷锋精神而点燃的热情，焕发了剧组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从寒冷刺骨的大东北到温暖如春的福建厦门，45个日日夜夜，转战三省一市，分分秒秒，抢进度、抢时间、抢市场。

　　为了确保3月上映的最佳时间，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龙新民、副部长李牧与广电局、文化局领导一起飞往长影现场审查台词样片，并提出修改意见，力争创造精品。我重新修补了台词，同时根据领导的意见，我和张和平为影片写了歌词《对待》。

　　当剧组从铁岭请来乔安山审看影片时，他边看边流泪，影片放映结束，他满面是泪，握着我和雷献禾的手说：“你们了却了我的一块心病，我对班长有了一个交待，现在的人，不相信雷锋精神，你们让班长的精神回家了！”

　　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媒体加强宣传力度，电影体制改革的信号从北京市场悄然传递，“制、发、放”一条龙机制，在创作实践中构成此片的最强优势。由北京市电影公司牵头的全国发行公司看片会上，《离开雷锋的日子》获得空前意外的好评。3月推向全国，正值全社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时期，呼唤雷锋精神与观众心灵产生了共振。一时间，北京电影市场热放《离开雷锋的日子》，观众踊跃观看，达185万人次。迄今为止，10多年过去，包括外国大片在内，在北京市，此片上座人次的纪录还没有被打破。当时票价是2到5元，北京票房达到580万元。长影洗印厂35毫米拷贝印了241个，16毫米880个，为长影洗印创下200多万元收入，可见电影的发行市场良好。

　　中宣部领导亲自看片，并下达文件把该片列入长沙会议后的精品成果之一，要求媒体重点宣传，组织引导观看。特别是团中央向各省团委下达文件，要求结合学习雷锋活动组织好共青团、少先队学生观看影片。

　　一块石头投到井里能知水的深浅，这部电影投放市场方知人们对雷锋的情感厚薄。新疆电影公司经理张永海对我说：“两万元我们买下版权，新疆创下了150万元票房。这部电影情节编得好，吸引人，一年有两部像《离开雷锋的日子》这样的影片，我们电影公司全年的工资就不愁了。”

　　广东电影公司总经理赵军回忆当年发行这部电影仍津津乐道。他们听说雷州有一位政协委员做了好事被人家诬陷为肇事者，正在打官司，就决定先在雷州地区放映这部电影，结果放映后得到一片共鸣，影片太真实了。雷州这仗打响后，辐射全省，推广开来，口口相传，发行得非常好。

　　大连电影公司副总经理孙乐祥那时还是刚入电影院工作的青年人，接受发行这部电影的任务后，他跑基层组织观众，后来是厂矿企业主动找他订票，创下百万元票房。

　　北京地质礼堂经理陈淑萍向我描述：“这部电影好看也好懂，我们给学校一天安排5场。孩子们看了很感动、很投入，我在办公室那边，一会儿听到影院内出现了哭声，那是雷锋死了；一会儿有跺脚声，那是宋春丽痛斥负义的一家，孩子们解恨了；一会儿传出一片掌声，那是乔安山智斗车匪路霸。乔安山折射出来的雷锋精神，激起观众强劲的道德感，使他们不知不觉地置身于影片的特定情境，在善与恶、无私与自私的较量中，内心世界也波澜起伏、欲罢不能，与电影中人物共同体验善终于战胜恶，灵魂得到了升华，心灵得到了满足。”

　　一个老故事做出新市场，弘扬雷锋精神的影片，看过后没有说后悔的。影片赢得观众满意、专家满意、领导满意，勿庸置疑，这都是雷锋的影响力，雷锋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呼唤雷锋精神，社会需要雷锋精神。

　　感谢生活给了我一个透视人物的最佳角度，写雷锋精神，不写雷锋而是写乔安山。剧本采用了4段故事，且每段故事都有起承转合，每段结局都推向高潮。有人评论这部电影是集锦式结构。应该说，我没有事先想到搞一个集锦式结构的电影，当时还没有这样清晰的理性认识。我写的8集电视剧《雷锋的死与我有关》，因为涉及到揭秘雷锋之真实死因，投资者有些犹豫，认为当年宣传雷锋因公牺牲，现在揭示出来是车祸而死，会影响雷锋的形象。这样，我就先改成电影，从8集电视剧中抽出最有意思的4集，合并成了现在的电影剧本。《离开雷锋的日子》的片名是时任广电部副部长赵实审看剧本时建议改的，我欣然接受了。

　　观众之所以喜欢并接受这个故事，后来我读到华纳公司驻亚洲代表张女士发表的意见，她说，这部电影在叙事上非常具有好莱坞的风格，开场就以车祸抓住观众，以后每20分钟内保证有一个高潮出现。虽然讲的是有关社会道德的题材，依然让观众保持良好的兴趣，这是一个好的电影故事必须做到的。

　　五 做人离不开雷锋的精神，作品折不断插入生活的吸管

　　文艺创作者始终在感谢生活，没有这些生活中的人物创造的事迹，就没有我们创作的源泉。

　　没想到，刘佩琦饰演乔安山一举成名，夺得了华表奖、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我作为这部电影的编剧，继《蒋筑英》之后，再次获得了华表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影片还获得了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和百花奖。

　　这部电影红了，乔安山也火了，不仅没有因为当年撞倒了雷锋而受到歧视，人们对其反而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老乔告诉我，随着这部电影的宣传，他走了全国200多个城市，作了2000多场报告，每到一地都受到了各地政府领导和群众的欢迎。他说：“为了宣传雷锋精神，有时一天讲6场，我都不觉得累。我一站在那儿，人家知道这部电影是真的，爱看。电影也要打假，老百姓不爱看那些胡编乱造出来的故事。咱这个故事是真的，我这个人也是真的。”

　　一部电影有多大价值是不好估计的，但是，这部电影使默默无闻的乔安山，走出在家待业的痛苦，成为了雷锋精神的真正传人，被辽宁省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在他56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为雷锋研究会副会长，并被调到抚顺雷锋纪念馆任顾问，政府给了他120平方米的新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学习雷锋活动搞了49年，见到雷锋以及和雷锋生活在一起的人毕竟是少数，乔安山有责任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真实的“雷锋叔叔”，还雷锋一个真实的形象，这是他多年的夙愿。乔师傅心里那个雷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一个助人为乐的好人。正因为他不是英雄，人们才可能去学习他。

　　老乔说，学雷锋就怕走形式，群众意见最大的是民学官不学、下学上不学，特别是看到某些号召别人学雷锋的人，而自己却成了跑官要官的贪污腐败分子，这些都说不过去呀。所以，强调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只有这样才能把学雷锋作为我们社会的共同理想来完成。迄今，他走过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每到一地看到最亲切的名字就是“雷锋”，辽阳的雷锋储蓄所、大连陆军学院的雷锋雕像、连云港的雷锋板车、邓州的23个学雷锋指导小组、重庆的雷锋精神永恒展览馆、江西的雷锋号列车……雷锋牺牲已经50年了，乔安山欣慰，雷锋没有离开我们。

　　15年前，在表彰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时，北京市政府奖励剧组20万元。我提议，这个奖金不分，创立一个源泉奖，奖励生活原型人物，以保持电影创作与生活紧密相联的纽带，主创人员都赞成。因为，没有乔安山允许我们用他的真人真事，用他内心封闭已久的素材，我们是写不成这样一部电影的。当时老乔还是下岗职工，生活困难，大家一致同意拿出两万元奖金，先奖励他。后来又发给了：甘肃贫困学生李勇，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背起爸爸上学》，孝心感动了中国；我编剧的《共和国之旗》的主人公曾联松，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芬妮的微笑》中的瓦格纳夫人，她嫁到中国60多年，是在浙江金华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奥地利女人；挽救失足少年的女法官，被孩子们誉为“法官妈妈”的尚秀云；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中的刘长春的家属。

　　时下不断看到以各种名目为电影艺术家评奖颁奖，却从未有过电影人向生活原型颁奖，这无疑是一种创造，是雷锋精神最好的继承。得知李勇用这两万元奖金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我们非常高兴。源泉奖，标志着文艺创作者始终在感谢生活，没有这些生活中的人物创造的事迹，就没有我们创作的源泉，我们永远不能折断插入生活的吸管，我把华表奖最佳编剧奖的奖金一万元，也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学会。

　　2004年我又一次去抚顺，当我站在雷锋墓前，面对着那宽长的碑体，我抚摸着坚硬的石碑，这块新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块基石，影响着我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道德建设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是一种不知不觉的熏陶，雷锋精神经受了几十年时间的考验，这部电影是我们心中的表达，人们之所以喜欢，就是因为雷锋精神一直都在滋润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