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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用优秀文化滋养当代中国人

时间:2017年12月07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瞿林东 钱 逊

用优秀文化滋养当代中国人

——走向大众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札记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袁行霈 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编书者说】 

  编者按:“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下简称“百部经典”)首批十种图书,日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十种图书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孙子兵法》和《史记》。“百部经典”全书由袁行霈教授主编,各分册均由相关领域的学者加以解读。本报约请“百部经典”的编委瞿林东和顾问钱逊两位教授撰写文章,引导读者从不同角度阅读经典。 

  作为“百部经典”的编委,通观首批十种图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百部经典”具有高定位的编纂宗旨。正如本书“编纂缘起”所说:“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作出部署。”“百部经典”正是为贯彻上述两办《意见》而实施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并列入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为此,“百部经典”制定了极高标准的编纂宗旨,即:

  编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就是在汲取已有成果基础上,力求编出一套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大众性的读本,使之成为广泛认同、传之久远的范本。“百部经典”所选图书上起先秦,下至辛亥革命,包括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典籍。萃取其精华,加以解读,旨在搭建传统典籍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用优秀文化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振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这一编纂宗旨,对本书的学术水准、表现形式、所含学科、时代精神及社会影响等,都有明确的定位和要求。这就是说,编纂者、出版者和广大读者,都可以根据这一宗旨来看待“百部经典”。

  第二,“百部经典”拥有一支高水准的顾问队伍、编纂队伍、解读队伍和出版队伍,这样一个密切合作的团队,由全国各相关专业的学者、专家组成。

  第三,“百部经典”的编纂、研讨、出版工作,都是在融洽、严谨和极具高度责任感的氛围中有序地进行,如选择书目、推举解读者、本书缘起的措辞、凡例的制定、样书的开本、封面的色调等等,都经过多次讨论;尤其是书稿的样章,更是经多次反复讨论、斟酌、切磋。作为编委会成员之一,我对此深为感动,同时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承担责任的重大。我想,其他编委也会有此同感。

  第四,“百部经典”在内容、体例、版式设计方面,庄重典雅而不失活泼,层次清晰且可读性强。如,在经典(原书)内容的处理上,视其部帙的不同或精选或全录;注释与点评,是解读者引导读者阅读经典并作简要评论;旁批,是解读者引用前人精彩之语对经典的赞叹,或是解读者自己的点睛之笔。旁批的空白处,是留给读者阅读时随时写下读后感或存疑所用。

  至于每一种经典书开篇的导读,则是解读者对此书的全面介绍和评价,集中、凝练地反映了学术界的研究所得,其中也包含着解读者的学术见解。可以认为,“百部经典”的“导读”部分,大致反映出当代学术界对相关著作的研究水平,是当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努力。因此,“导读”是读者认识经典的重要环节,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从“导读”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显示了“百部经典”在类似的撰述中具有一种新的格局、新的面貌,在更大的程度上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广大社会公众对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理解、提升自己文化素养的愿望。

  这里,我想举几个实例,与读者共享。

  例如,对于《老子》这部经典,解读者王中江教授在“导读”的第七部分起始,有这样一段表述:

  中国古代智慧的展开,是由经典引导的。无数的注释家,不断通过注释经典,来提出自己有创见的思想。《老子》这部书,只有五千余言,由于它的高度和深度,使其影响源远流长。通过这部书,老子开创了道家。这部书,成为后来道家哲学不断发展的源头活水。在中国经典注释的历史中,老子《道德经》是被注解最多的经典之一。人们可以写出一部很大的老子学说史,也可以提出一个老学解释学。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后,老子《道德经》又成为彼此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世界上关于老子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将《道德经》翻译成了不同的语言,其版本不计其数,围绕老子展开的探讨层出不穷。人们可以写出一部《道德经》翻译史,也可以写出一部老子思想的世界传播史。

  我想,这段文字,足以使一般读者为《老子》一书而动容,当然也会引起研究者的共鸣。

  又如,《管子·形势解》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乱主淫佚邪枉,日为无道,至于灭亡,而不自知也。故曰:“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

  解读者孙中原教授的旁批写道:“客观规律无形象,把握规律靠抽象。”这两句话,既与原书内容相关,同时也使读者对“规律”有一种明确而简要的理解,很耐人寻味。

  再如,《庄子·山木》中有两句话是“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解读者陈鼓应教授作了这样的旁批:“‘虚己’就是消除一己贪图名位之念,名位正如同狐豹的纹皮,是招祸的根源,生命应另辟精神出口,免于祸患。”这一旁批,平实地解说原书中的这两句话,而又具有警世的含义,读来令人深思。

  诸多类似之处,不一一列举。相信阅读过“百部经典”中的某种或某几种经典的读者,都或多或少会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百部经典”走向大众,大众一定会欢迎它的到来。

不先立论 了解本义 温故知新

——从编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说起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第一批十种出版,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经典提供了有利条件。借此机会,提一个建议:提倡读经典,逐步改变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和途径,由以讲和听为主,转向以读为主。

  目前,传承传统文化的活动,大体上是以讲座的形式为主,这种形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发展到今天,可以进一步提高,逐步转向以读经典为主。

  读和听是不同的。读是主动去学习。读的过程,同时是思考的过程。从认识字词,明白文义,到领悟义理,以至触类旁通,由浅入深,每一步都要经过自己的学习思考。这样得来的结果,是真正自己的认识,经典的思想就真正成为自己的了。而听,是被动的。听的过程,听者的思维只能跟着讲者走,没有充分思考的时间。听到的内容,又主要是经过讲演者咀嚼消化后得出的结论性的意见,很少能了解那由浅入深的学习思考过程。这样被动接受的结论性的知识,难以真正成为自己的认识。

  读是直接面对经典,直接与经典对话,这样得来的对经典的了解,是真实可靠的。听对经典的了解是间接的,是通过讲演者的消化、讲演而了解经典,直接听到的是讲演者对经典的理解。而没有哪一位讲演者能说,他所讲的一定完全符合经典的原意。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讲法。听了这些不同的意见,该如何判别其正误对错呢?自己不读经典,没有判断的标准,结果会是听得愈多愈糊涂。

  所以,读经典是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一环。为了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经典,需要提倡读经典,逐步从以听为主过渡到以读为主上来。

  当然不是否定讲座这种形式,不是否定听的必要。办讲座听讲座仍然是重要的形式。读,也需要指导,少不了必要的讲解。重要的是,明确读是根本的、主要的,讲和听只是辅助的、次要的。学的人要立足于读,避免依赖于听;讲的人要更多注意启发、引导、帮助听者自己读,避免单纯灌输。逐步过渡,形成人人读经典的良好风气。

  读经典,首先要力求了解经典本义。要防止和避免先入为主,用已有的思想、观点来解释经典。要把自己原有的思想、观点先放在一边,只当自己一无所知,一张白纸,老老实实读经典原文,联系作者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环境,设身处地地思考,他为什么这样讲,作者要说的是什么意思。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不先立论”。他说:“某所以读书自觉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论。”举一个例子。《论语》有一章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读到这一章,有人就会问,孔子是主张性善还是性恶?这就是拿了自己对人性善恶问题讨论的已有认识来看《论语》。其实不仅孔子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在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问题当时根本就没有提出,所以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孔子《论语》思想的整体,来看《论语》这一章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什么地位,有什么意义。朱熹还说:读《论语》,如无《孟子》;读前一段,如无后一段。(《〈朱子语类〉卷十九》)这也是强调“不先立论”的意思。“此是朱子教人读书至关重要之一项,学者最当注意。”(钱穆:《再谈论语新解》)

  读经典还要能温故知新,在理解经典本义的基础上开发新知。“温故知新”是文化、思想发展的规律。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都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温故,了解把握旧知,是认识发展的起点和基础。然而,不能停留在故知上。时代发展,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过去没有出现过,经典上没有说过。如果读经典只能固守原义,不能开发新知,不能适应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这样的故知不仅无用,而且失去了生命力,本身也会逐步走向衰微灭绝。这就是说,读经典,对传统文化要能进行创新性的转化和创造性的发展。而这种创新、创造,又都是以温故、了解和继承经典的基本精神为基础。不学习了解经典原意,离开传统文化经典基本精神谈创新、创造,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没有生命力。

  希望读经典的活动进一步开展,温故而知新,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增添伟大的精神力量。

(编辑: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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