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园塔与“中国风”

丘园塔

弗良索瓦·布歇画的中国花园。

德国慕尼黑英国花园内的中国宝塔。

　　在位于伦敦西南的皇家植物园丘园（Kew Garden）里，有一座十分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中式宝塔（Great Pagoda）。此塔为十层高的八角塔，塔高约50米，其造型庄严古朴，在绿林的掩映中十分显眼。这座象征中英文化交流的宝塔，已有悠久的历史。 

　　丘园中国塔始建于1762年，建成后成为当时欧洲最宏伟壮丽的宝塔，也是鸟瞰伦敦的最高和最佳视点，颇受民众的喜爱，很快成为伦敦郊外知名景点和流行绘画、版画的主题，宝塔也作为其建造者W.钱伯斯的代表之作在欧洲大陆广受追捧。直到现代，丘园塔的形象还时常出现在快餐盒和硬币、邮票上。应该说，丘园中国塔在大众心中如此受欢迎，与其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1、中国风盛行 

　　17至18世纪，欧洲大陆普遍流行着一股崇尚中式风格的时代潮流，表现在艺术品、家具、室内装饰、建筑、园林设计中充满中国元素和异域情调，此风格以法国、英国为引导者，逐渐席卷其他欧洲国家，被艺术史家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自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元大都出版他的东方行纪以来，西方人便对这个传说中黄金遍地、礼教井然的国度无比歆羡，由于路途遥远，想象力占据主导地位，有关中国的形象也被赋予了神秘、浪漫的色彩。中国风的盛行，生动地诠释了当时欧洲人对东方古国的向往和憧憬，它迎合了欧洲人对地理和心理距离同样遥远的中国的想象和期待。

　　这种想象投射于欧洲上层社会对中国外销工艺品如丝绸、瓷器、壁纸、漆器的热烈追捧中，它们外形精美、工艺繁复华丽，造型和图案充满浓郁的东方风情和异国情调，与彼时欧洲盛行的颇富浪漫气息、崇尚精巧奢华的巴洛克风格以及后来出现的含蓄优雅的洛可可风格完美融合，令欧洲人大为倾倒。法国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英国的乔治四世，波兰国王奥古斯塔大公等人都是中国风的狂热爱好者。路易十四以中国迎接新年的方式身着中式服装、乘坐轿舆庆祝十八世纪的第一个新年，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仪式等说明了中国风在欧洲的巨大影响力。甚至传说奥古斯塔大公在即位的第一年，以一整团萨克森重骑兵（一说十万泰勒）从普鲁士国王手中换取了48个瓷花瓶，这位“不爱江山爱瓷器”的大公痴迷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产自中国的工艺品远远不能满足欧洲王室和贵族的大量需要，很快欧洲本土开始了对中国外销商品的仿制，但这种仿制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力图在形式和图案上使之更符合欧洲口味，使东方元素渗入到欧洲工艺美术中，进而对欧洲的艺术品和工艺制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此后，中国风渐由王室贵族扩展到士绅阶层和一般社会大众，也进入普通家庭，体现在茶罐、瓷碗、台灯、橱柜等日用品上，甚至公共场所还出现了中式咖啡馆、中式浴室和中式装饰风格的公共建筑。总的来说，中国风元素深刻影响了欧陆工艺美术等诸多方面，如法国布歇的油画、皮耶芒的版画，德国迈森工厂的瓷器，英国奇彭代尔的家具设计以及钱伯斯的造园实践，都被打上了浓浓的东方情调，使得中国风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时尚风潮，迅速席卷了欧洲。

　　2、不规则的美 

　　英国是掀起此股中国热的主要力量，除了中国茶叶进入英国并形成下午茶的重要传统之外，奇彭代尔中式家具，伦敦制作的中国风银器，贵族们钟爱的中式厢房以及18世纪初的几部以中国为表现主题的热映话剧、轻喜剧如《致命幻景》《中国节》等均是中国风影响下的产物。尤其在由法国人命名的英中园林（Jardin anglo-chinois）上，英国兴起并引领了18世纪欧洲大陆的造园风尚，丘园就是其中的代表。

　　英中园林以中式亭台、带回栏的小桥为标志，惯用回纹、吊铃、游龙等中国元素和富丽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在造园理念上对自然而非规则的推崇、对情感而非理性的欣赏，就来自中国古典园林的启发。英国作家霍拉斯·沃波尔曾言，“（中国园林）奇异的不对称设计与欧式园林的单调和整齐划一截然不同——注重自然天成，尽量避免欧洲传统园林的正方形和长方形直线设计，就连小桥也不是笔直的，而是蜿蜒曲折的。有些长桥上还建有亭台供人休息，桥两头有华丽的拱门。依我之见，曲折的小桥至少与笔直的人工河同样设计合理。”

　　建于18世纪的丘园和中式宝塔正是那个时代英国中国风的缩影。丘园本是钱伯斯为肯特公爵而造，建成后因区别于以凡尔赛宫为象征的几何规整式园林，成为欧洲新式园林的代表。有评论家说道：“钱伯斯建园，用曲线而不以直线，一弯流水，小丘耸然，灌木丛生，绿草满径，林树成行，盎然悦目，总而言之，肯特公爵入此园中，感到如在自然境界。”如评论所言，丘园纯以自然风格取胜，英国人认为其中深藏着一种不规则的美、一种优雅的无序。威廉·坦普尔爵士在《论伊壁鸠鲁园林》中称这种风格为“不规则”，后经作家艾迪生、蒲伯等人的传播，深刻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和园林设计风格。这种自然风格的园林在18世纪的英国被称为自然风景园林，钱伯斯是这种中式风格的大力倡导者和力行者，并成为英国“中国风”的代表人物，建造丘园便是他展现中国风格园林建筑的具体实践。

　　丘园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丘园宝塔，宝塔本为仿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而作。大报恩寺塔的原型最早出现在17世纪荷兰人约翰·尼尔霍夫所撰《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帝国记闻》中，文内附有尼尔霍夫的自绘塔图。钱伯斯本人并未到过南京亲见大报恩寺塔，他的仿建很可能受到了尼尔霍夫的影响。丘园塔以红色为主色调，建筑中心的楼梯间通往塔顶，共有253级台阶，塔身从地面向空中逐层缩小，塔顶环绕着金色圆环，每层有中式檐角，四周原饰以镀有纯金的80条木质飞龙。关于这些飞龙，曾有传言说它们因偿还乔治四世的赌债被卖，而现代文物专家则倾向于认为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磨损消失。宝塔建造虽为中式，但其实仍然遵从了英国人的习惯。不仅塔的层数为偶，与佛教中奇数层的惯例不符，而且最初在丘园中国塔两侧，还分别坐落着摩尔式阿尔罕布拉宫和土耳其清真寺。三座异域风格建筑构成了当时伦敦最著名的东方景点。此后，两侧的建筑被日式园林所取代。

　　作为18世纪欧洲所建与中国建筑形制最为相似的仿建，丘园塔成为最佳范本，欧洲其他地方如荷兰、德国以及北欧均有仿建，一时间广受瞩目。现存的德国慕尼黑市区英国公园内的中国宝塔（Chinesischer Turm）仍是人们喜爱的场所，木质塔底层现被用作咖啡厅，可供一边享用啤酒一边欣赏周围的景致。由于钱伯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还经英王许可接受了瑞典国王赐予的骑士头衔，此时中国风在英国达到高潮时期。

　　3、平等的共鸣 

　　直至19世纪初，在英国还可见到中国风的影响痕迹。在英王乔治四世任命建筑师约翰·纳什主持修建的布莱顿行宫内，宴会厅和各个房间均呈现出东方式的富丽堂皇，中国风景和人像、乾隆花瓶、精美漆盒和折扇、屏风等出现在别墅的各个角落，仍旧延续着上世纪的辉煌，但此时日式风格已登上欧洲舞台，中国风逐渐落幕。

　　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的盛行，可以说更多是被动而非主动的文化传播。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两百多年间屹立的中国塔，随着近期一项修复工程的开展将以新貌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2016年，在中国南京某企业的赞助下，英国文物组织获得400万英镑用于修复木质结构已有损害的宝塔，宝塔修复和保护工程随之展开。重修后，不仅塔身的80条飞龙将得到修复，昔日白绿塔檐、镀金塔顶也将复现，丘园宝塔得以有机会重新焕发生机和光彩。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南京的大报恩寺塔也得到重建，这两座文化之塔连同它们的故事一道，在东西半球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之间平等地相互激荡、碰撞、合鸣，必将奏出更多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