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往往与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地理文化、风俗民情密切相关，含蕴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乡愁。自2014年起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以来，全国各地的地名普查工作有序推进，相关数据和成果得到了有效整理。据媒体报道，海南省民政厅近日发布有关信息透露，截至目前海南全省共采集地名条目5.1万余条，其中历史地名1524条，并表示将通过地名工具书编纂、地名信息化建设等创新举措，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建设。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谓习焉不察，可能不太能感觉到地名的重要性。实际上，地名不仅关涉到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等“身份”标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规范化、标准化使用，对于一个国家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服务民生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像人们习惯相互问对方是哪里人，进而聊出那里的风景名胜、著名小吃等等，地名可以说早已成为一种标识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从这个角度看，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署精神，广泛开展地名普查并适应新形势、运用新的技术手段等进行地名文化梳理和建设，无疑是事关社会民生、事关记忆传承、事关文化自信的好事情。

　　地名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地名更是直观地反映出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城市保留着极具年代特色的街道名称，如原街道改名为“人民路”“解放路”；也有取消帝国主义侵略色彩的改名，如“额菲尔士峰”改名为“珠穆朗玛峰”等，充分体现了时代进步的内涵。如果说特殊年代里的“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及其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那么近些年一些地方罔顾传统、刻意崇洋、虚张声势、名不符实等现象，则是需要直面、亟待清理整顿的课题。这不仅给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认定与运用带来了不少困难，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缺乏文化自信、缺乏地名遗产观念的潜意识。地名文化建设，便显得尤其急迫。

　　曾几何时，全国不少地方刮起了一股改名风潮，湖北仙桃要改成沔阳，河南新郑要改为轩辕，湖南耒阳要改为蔡伦，陕西宝鸡要改为陈仓，不一而足，十分热闹。虽然许多改名不过是民间的一时议论甚至流言，并未付诸实施，却很能反映出某种文化情绪。1987年，由于当时发展形势的需要，安徽省徽州地区改名为黄山市。应该说，此举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需要承认，也留下了历史文化割裂的遗憾。有的改名则让人有些哭笑不得，比如2001年江苏淮阴市曾改名为淮安市，结果与当地本有的县级淮安市同名，不少游客到了那里，常被“大淮安”“小淮安”搞得晕头转向。可见，无论是文化情结带来的民间冲动，还是“经济挂帅”造成的考虑不周，贸然改名难免会闹出尴尬。

　　除了一些“改名”“命名”造成的乱象，对地名及其历史文化不负责任的“演绎”“附会”，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歪风。前些年，一些地方为发展旅游业，纷纷打出“文化牌”，以致出现多个地方争抢“某某故里”的现象。不可否认，由于地理文化的重叠或变迁，一些情况并非没有依据，但为“搭台唱戏”而人为夸大、杜撰“文化内涵”的情况时有耳闻。据媒体报道，日前一项调查显示，在2000多名受访者中有97.4%的人反映旅游景区的讲解变成了胡编乱造的野史、艳史、宫斗和传说的“故事会”。换言之，保护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运用和保护地名文化的确实性、完整性，同样刻不容缓。

　　在推进地名文化建设方面，海南省的相关做法或许只是全国地名普查背景下的一个侧面反映，但也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案例。普查是一项基础性的工程，对国土资源、地理环境、人口结构、文化遗存等进行全面完整的普查，其意义已无需多言。像2017年完成的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正在有序推进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等，都是盘点家底的重要举措。它们和地名普查、地名文化建设等一起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厚重基础。因此，在盘点家底、廓清地名乱象、进一步加强地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运用的基础上，我们也十分期待，通过新的信息化手段，一个更科学完整、立体全面和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地名文化图谱，不仅为我们找到回家的路提供更清晰的地标，也给我们提供一个个牵引记忆乡愁、充满人文情怀的文化灯塔，让我们在文化的温润之光中，更自信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