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表现上楼、下楼、骑马、坐轿得心应手，现在表现上电梯、下电梯、开汽车、坐高铁，如何实现？”“凡是家庭有困难，都是工作最需要他的时候”……业界人士把脉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探讨——

真人真事，怎么一演出来就假了？

　　正在进行的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中，参演的28部优秀剧目中有12部大剧场剧目和9部小剧场剧目为现实题材作品，占参演剧目的近80%，其中如《谷文昌》《闽宁镇移民之歌》《董必武》《共同家园》等作品也代表着近些年来现实题材话剧创作的高度。

　　这几年，戏剧舞台上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如2017年入选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话剧《雨花台》《麻醉师》、京剧《西安事变》、河北梆子《李保国》、评剧《母亲》、采茶戏《永远的歌谣》、高甲戏《大稻埕》、音乐剧《嘎丽娅》、舞剧《八女投江》《沙湾往事》等。

　　然而据不少业界人士观察反映，一些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仍然存在创作的误区和观念的偏差，较为突出的，就是缺乏现代精神和照抄照搬真人真事、好人好事。

　　“最让人沮丧的是，感人至深的真人真事，搬上舞台丧失了魅力。”谈及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傅谨不无困惑地说，“听人物的事迹介绍，大家都很感动，可是一到舞台上就不感动了，这才是最严峻的问题，明明是真人真事，怎么一演出来就假了？”

　　“简单地像好人好事一样去写，就会缺乏感染力和欣赏性”

　　“凡是家庭有困难，都是工作最需要他的时候。”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总结出某些所谓现实题材作品的套路，“父亲查出癌症，正好他的科研到了攻关的紧要关头；老婆临产，偏偏他要加班；孩子高考，偏偏他要出差。往往把工作和家庭、奉献和人性尖锐对立起来，总是牺牲个体、家庭、情感，成就所谓的事业。事业成功以后，往往父亲已经去世、老婆难产、孩子落榜，回来又自责一番‘我不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

　　“这根本不是现代价值观对个体生命的关怀。”罗怀臻说，“有些现代戏竟不如一些传统戏富于现代性，有些内容是道德绑架，有些则是反文明的”。

　　现实题材不是简单的真人真事、好人好事，而罗怀臻却发现，“现在一窝蜂地搬演真人真事、好人好事，出现了一种新的概念化、简单化创作现象”。对此，傅谨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写先进人物本身不是问题，怎么写才是问题。“《谷文昌》《李保国》《黄大年》都是这些年来相对比较好的作品，写这样的人物，能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才会有力量，只是简单地像好人好事一样去写，就会缺乏感染力和欣赏性。”

　　“反映时代生活，不是机械地、简单地、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

　　不良的创作观和不良的政绩观，是这些误区和偏差的主要来源。

　　“文艺作品当然要反映时代生活，但它需要遵循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而不是机械地、简单地、直接地反映当下的、局部的、个别的、一般的现实生活。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不仅有违创作规律，也不可能具有反映时代生活的深刻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一语道破其中“奥秘”，“一些创作者之所以热衷于创作反映真人真事的作品，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对现实题材情有独钟，不写出来心绪难平，而是想当然地以为这类题材容易得到有关部门的立项扶持或者奖掖鼓励。”

　　罗怀臻则表示，现实题材创作也是创作，不是宣传。“一件事发生了，可能立刻出现新闻报道，但不可能马上创作出文艺作品。现实题材创作终归考验的是艺术家的想象力、原创力和表达力，不是用艺术创作的方式进行表扬和表彰，而是发现生活的本质，揭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进而对新时代的主流精神进行发现和表达，成为新时代的标志性作品，留给历史检验。”

　　在傅谨看来，现实题材作品怎么跨越一时一地的局限，超越短暂的宣教功能，是创作者必须考虑的。“一些人从事创作，还是不自觉地把艺术当成宣传教育工具，这种倾向在历史题材创作中也存在，但在现实题材创作中更加严重。一些地方宣传文化部门，把戏剧创作当成积累政绩的手段，这是创作者急功近利、艺术难出精品的原因之一。”傅谨表示。

　　“现实题材说到底是对当下的发现与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创作者对时代生活的感悟、想象、创作技巧和美感经验多寡，决定着现实题材作品的品位高低。”宋宝珍说，按照经典的现实主义定义来说，除了细节的真实，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既然要塑造典型，那么就必须对生活素材进行必要地剪裁取舍、提炼加工，使之具备艺术构思的原创性、艺术想象的合理性、反映生活的深刻性、艺术形式的独特性、艺术形象的生动性。“‘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已经涵盖了广阔的艺术源泉，也揭示了现实题材的丰富性。”

　　“好的作品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对现实题材的定义本身应该有一定的弹性，允许多样化。”傅谨说，像上党梆子《太行娘亲》，主角是一个农村老太太，自私、怕事，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令人尊敬的品质。作品艺术地描写人的成长过程，讲述人性在现实中接受考验并作出抉择，在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摆脱模式化、概念化，以丰富多样的手法表现人的复杂、丰富方面，很有代表性。还有的作品不拘一格，比如讲究文学性的锡剧《三三》，根据沈从文小说改编，诗意地写出城市乡村美学的碰撞和各自的魅力，是闲适、优美的作品。

　　“现实题材创作离不开传统的积累。”傅谨表示，一些现实题材戏曲剧目缺乏戏剧感染力，是因为摒弃了戏曲性，变成了“话剧加唱”，本来可以“唱念做打”，以丰富手段去吸引观众，因为丢掉了传统变得索然无味，就像白开水。

　　“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都在感受当下，希望与人交流当下的感受，现实题材说到底是对当下的发现与表达，不应该成为对创作想象力的束缚，更不是对艺术表现形式的限制。”罗怀臻说，一些创作者，特别是戏曲作品创作者，对于大力提倡现实题材创作确实存在不适应。

　　“戏曲对现代生活的表现出现了一些盲区。比如从前表现上楼、下楼、骑马、坐轿得心应手，现在表现上电梯、下电梯、开汽车、坐高铁，如何实现？从前表现书写、磨墨可以舞蹈化，现在表现手机刷屏、电脑打字，如何实现？”罗怀臻认为，现代戏曲正需要通过现实题材创作来实现表现力的突破，“这就像古典舞和现代舞的关系。古典舞建立在对生活的模仿基础上，现代舞是人身体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古典绘画和现代绘画也是如此，从前是以像的程度来判断创作水平，照相机、摄影机出现以后，画得像不算什么了，梵高、莫奈等画家画得不像，但不像的背后，画出了比像还真实的内涵。”

　　“现代戏曲是什么样？应该走出农耕时代模仿式的舞台程式系统，以现代的价值观、审美意识来创作，现代戏曲期待革命性的突破，创作者要敢于面对这样的挑战。”罗怀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