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领域中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创造了海量的新形象，也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语汇和语法。图为电影《寻梦环游记》剧照

　　新媒体作为故事竞争者，对故事意义的消耗加速了故事的消耗。特别是自媒体的兴起加剧了故事的衰竭，成为电影工业最强悍的故事竞争者。新媒体的“故事精神”、大故事时代与小故事时代、二次元写实主义等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

　　当信息技术进入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后会对社会结构发生影响，数字创意生态圈就是在以文化内容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媒体传播为平台的基础上充分连接和利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关系，从而辐射到社会各行业进而构成相辅相成、互动共容的生态系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 熊澄宇

　　数字媒体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数字媒介作为艺术传播更广泛的载体，渐有喧宾夺主之势，因为艺术似乎因着数字媒体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而艺术本身也受数字媒介的导向而更加注重传播性，更加激活了艺术作为沟通媒介这一方面的能量。近日，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研究生院承办的第二届北京电影学院艺术学论坛的主题为“被重塑的边界：数字媒体与艺术”，把视线投向上述种种变化的发生，通过细致地探索和评估数字媒体在当下艺术场域中的影响力，力图构建数字媒体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锋举例约瑟夫·科苏斯的观念艺术作品《一把和三把椅子》，引出真实与幻觉的边界问题，进而提出一个哲学观点：真实永远和时间连在一起。他认为，在古典艺术中把真实当成幻觉，也把幻觉当成真实，而现代主义的艺术主张是真实不是内容而是媒介，如今，现成品艺术更使媒体与内容边界模糊，这种现象在徐冰的《何处惹尘埃》《凤凰》以及电影作品《蜻蜓之眼》中都有体现。

　　在艺术边界逐渐模糊的当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鸣奋以人为尺度，提出了对艺术边界的三种定义，一是和自然位置相关，因为艺术本身是人为而非自然的，但又以“自然”为理想。二是和心理位置相关，因为艺术是“心声”，不论作为审美心境的流露、真实体验的冲动，还是虚拟情感的抒写。三是与社会位置相关，因为艺术是一种分工，一种部门，一种体制，或者一种产业。他从社会学角度切入，列举“刷脸时代”的艺术边界会被重塑的原因：一是人工智能对人机互动的影响，二是信息革命通过多媒体融合改变艺术的边界，三是娱乐经济通过“互联网+”来改变艺术的边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悦笛借用美国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的“移动影像论”，把问题指向了电影是不是艺术。卡罗尔认为，在完成的电影中的表演由于是一次性的所以不是艺术。而且由于电影是不断复制拷贝的移动影像，此理论的质疑同样可以针对大量复制传播的数字影像。

　　目前新媒体对艺术比较明确的负面影响有哪些呢？对于数字媒介的叙事实践，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洋持批评的角度，他认为电影作为故事工业，面临的一个悖论就是故事不断被挖掘，造成兴盛的局面，而又由于过度的挖掘，导致故事的枯竭。新媒体作为故事竞争者，对故事意义的消耗加速了故事的消耗。特别是自媒体的兴起加剧了故事的衰竭，成为电影工业最强悍的故事竞争者。新媒体的“故事精神”、大故事时代与小故事时代、二次元写实主义等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

　　北京水云月科技公司的于朝宗认为，电影的发明改变了人类五感体验（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原本的自然状态。他大胆展望，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人类很有可能建立庞大的人类影像库，从而进一步打破线性时间，带领人类到“五感自由穿行”“唯体验日夜不停息”的境界。

　　刘悦笛从分析美学理解视觉的角度提出了沃尔海姆的“视觉双重性”。他引述维特根斯坦所言：“我所看到的并没有变化；但是我却在有差异性地看它。”此即“差异性的看”。刘悦笛认为，“差异性的看”进一步催生了沃尔海姆的“看进”理论，而“看进”指的是我们常常可以从奇峰怪石中看到一些具有形象性的东西，所谓“再现性观看”，这就脱离了视觉的好奇阶段的“视图为物”，而是更富有修养性经验的看——“从中见物”。艺术家的兴奋点也正在于把握眼前事物的特征和从中看出再现的东西的特征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作品中创造“双重性主题”。刘悦笛想以此来解决在当今的数字媒介时代，艺术品是如何成为观看对象这个根本问题。显然，刘悦笛认为“从中见物”是把握当代媒介特性更好的一种观看和创作方式。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钟锦把问题聚焦在数字技术可能对人的主体性带来的影响上。她认为，技术本身在历史上便具有悖论，技术出现的伊始，人们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技术同样也在受人追捧，即在反对技术的同时又推崇技术，如中国的庄子、古希腊的阿基米德。钟锦指出，现代性的问题是要把我们的主体性从这种狭隘的视域中解放出来，怎么突破主客二分、使人的主体性再次解放出来呢？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人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世界，曾经技术带给我们的一元化世界观被突破了。有可能带给我们风俗上的再一次启蒙，我们能够利用虚拟的空间使将要丧失的古典精神由小众逐渐向大众蔓延，能够从另外的维度来改变我们的现代性同时也使我们的主体面临一个全面改变的契机。

　　数字全球化的趋势尤其会将艺术带至信息传播与消费视野中的数字生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熊澄宇以共建全球数字创意生态圈为核心，把信息社会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技术应用、产业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建构，进而提出了数字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发展的、时间的概念。他认为，当信息技术进入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后会对社会结构发生影响，数字创意生态圈就是在以文化内容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媒体传播为平台的基础上充分连接和利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关系，从而辐射到社会各行业进而构成相辅相成、互动共容的生态系统。

　　《艺术百家》杂志主编张超认为，数字化作为一项基本的媒介技术，已经超出了以视觉和艺术为基本核心的传统艺术理论体系，它向外关联了劳动美学、商品美学、建筑美学、设计美学等更宽泛的思想范畴：一方面，它卷入了大众文化与后工业生产问题，衍生出了与传统审美截然不同的美学范式；另一方面，它协助实现了美学与哲学思想的当代转型——以“美的体验”为基本尺度的传统美学观到以“无意识”（政治与商业的意识形态）为本质属性的当代美学观的置换；以“先验的主体”为基本框架的传统哲学到以“被构建的主体”甚至“交互构建的主体”为重要议程的当代哲学的置换。这一背景，要求我们摒弃对数字媒介的现象式描述，转而在更富深度的形而上层面进行理性分析与批判。

　　数字媒体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它以全新的方式传播内容，加速了信息的接受、交换与消费。同时，这种传播得益于技术力量，不再拘泥于单向度的内容传播，而是在交互中，全面介入到了生产链条之中，通过制造和传播可供消费的形象与想象，促进着永不停歇的物质与欲望的生产。由此，数字媒体以虚拟的方式，打造出了一个与“现实”关系复杂的“数字社会”，不断引发着媒介理论对“日常生活”“情感体验”“艺术想象”“主体经验”“文化聚落”“族裔、性别与阶层区隔”等问题的重新思索。——这是与会专家的共识。大家认为，虽然在实践领域中由于新技术的应用创造了海量的新形象，也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语汇和语法。但同时，数字技术的使用似乎并没有解决叙事艺术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在艺术形象呈现、观众塑造、政治缝合、文化意义表达等层面，失败的教训俯首皆是。一方面，理论和批评对数字媒介之“新”普遍充满了乐观的惊喜与赞叹；另一方面，对数字媒介新的叙事现象秉持审慎或保守态度的声音此起彼伏，其中那些试图重新调整传统叙事理论边界的有益尝试引人注目。这是未来学术层面、社会实践层面应共同关注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