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亚萌

    “上了名录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不能原地踏步，更多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在说这番话时，恰逢由文化部组织、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具体实施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正式公布。２３８３部古籍的入选，５１家机构保护单位称号的获评，其规模、范围之大，被众多学界人士视为自清乾隆朝修订《四库全书》以来最大一次全国性古籍普查。在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继承民族珍贵历史遗产的当下，这一举动更是牵动了图书馆界、文博系统专家学者和众多个人古籍持有者的心。在名单公布后，“入选”的古籍收藏、研究机构会有哪些新举措？工作重点会转移到哪里？

    依托名录改变劣势

    从先秦甲骨、钟鼎到１９１２年以前流传于世的以简帛、纸张为载体，并具有中国古典装饰形式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书籍，绵延数千年。这些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籍，保存状况如何，都需要进行细致而详尽的普查工作。在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看来，名单之于全国３５００万至４０００万册古籍，是一个“摸清家底儿”的初步成果。此次从全国５０００余件古籍中遴选出来的２３８３种入选者，包括简帛１１７种，敦煌文书７２件，古籍１９１１部，碑帖７３种。其中，先秦两汉古籍１１７种，魏晋至五代７１种，宋至元１０７４种，明清两朝１０１０种；汉文古籍２２７２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籍１１１种，包含了藏、蒙、傣等现在仍通行使用的和如西夏文一样已经不再使用的共１５种语言文字。而５１家古籍保护单位中，包括了国家图书馆和２６家省市公共图书馆、１２家高校图书馆、５家专业图书馆、５家博物馆和两所档案馆。陈力说，名录的确定选择了在善本二级以上的较为珍贵的古籍；而单位的选择则基本遵循了4个原则：馆藏古籍１０万册或善本存量３０００册以上；有古籍专用书库；有专门的保护机构及人员，且收藏制度健全；有专项的保护经费。这其中，馆藏条件和人才配备是古籍保护单位得以存在、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士澍说，进入名单的各大图书馆与研究机构都是收藏量大、保存条件好、代表性强的单位，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相比之下，我国还有很多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善本古籍的条件有待完善——对于《佛说三十七品经》、《弥勒会见记》等国宝级善本，并不是每个图书馆都有条件保存：善本保存场所要有恒温恒湿的书库智能化控制系统，书架需用樟木制成以防虫霉，还要有二氧化碳和水喷等多重灭火设备，对墙体厚度、通风采光等建筑上的要求也颇为严苛。此外，能够观察纸张纤维结构的显微镜、计算纸张厚度的测厚仪、清洗文献的恒温清洗机、托裱机、除尘机等仪器的配套使用也必不可少。

    相比硬件的欠缺，在１００人的修复队伍面对３０００万册公共图书馆系统古籍收藏的情况下，人才的匮乏成了各大机构最为头痛的问题。图书馆学界专家林祖藻说，古籍和古籍修复队伍一起“老化”，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也不能使之出现的局面，所以培养人才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异常迫切。他说，古籍修复从业者必须遵守“最少干预、整旧如旧和可逆性”3个原则来工作；在具体的操作中，古籍酸化变脆，要会测试其ＰＨ值并合理配制药水，要能分辨纸张的种类，要会辨认红、黑、绿、白四色霉变，对于驱虫的白菊、防蛀防霉的黄柏等植物的属性也应熟稔……陈力说：“培养修复专业人才是很多古籍科研机构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在２００７年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进行了４次共计１５０人参与的修复人才培训后，希望借此次公布名录之契机，抢救国家珍贵古籍，同时也‘抢救’面临老化、匮乏问题的古籍人才队伍，才能更好地保护国家重要文献遗产。”

    催生古籍与公众“互动”

    积极开发利用古籍资源，一方面对入选名录的珍贵古籍进行整理出版，另一方面，将缩微复制技术与数字技术结合起来，为群众提供多载体的文献服务，提高古籍的保护和利用效率，让珍贵文化遗产为人类共享，也是此次古籍保护名单公布后国家的重点工作方向。许多珍贵的古籍，在不远的将来，都可以在普通读者的手中、案头尽显赏读之趣——随着信息化、数字化进程在图书馆、文博系统和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古籍保护机构开始通过数字媒介使难见真容的古籍善本走近读者和研究者——传播和利用，也是当今古籍保护的重要构成。

    “古籍的保护分为原本保护和再生保护两种，前者要求对古籍进行保存、修复，后者要求将古籍影印、整理，以出版、数字化缩微等形式进行转移保存和古籍的‘再揭示’。从当代的古籍保护发展来看，后者以前者为依托，而前者更是需要后者的发展才能得以延续。”林祖藻认为，古籍保护数字化进程已经势不可挡，这不仅体现在古籍保护的硬件设施上，也体现在古籍的传播手段上。

    检索古籍保护名录，很多图书馆的网站上都有专门介绍馆藏古籍的专题，首都图书馆的网站向公众介绍了各种古籍装裱形式和修复步骤，国家图书馆４万张拓片已经全部数字化，电子版的拓片资料和西夏文献等可以供读者免费使用，２０００余种地方志资料的电子化业已完成。据陈力介绍，将古籍善本扫描、刻盘、建立数据库或制作微缩胶片代替直接阅读，既保护了善本的自身安全和完整性，同时又让善本化身千百，为普通读者所了解、使用，是今后古籍保护的发展方向。

    数字化是让古籍进入传播媒介的手段和基石，对于古籍出版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面对中华古籍的卷帙浩繁，专业出版社颇感任务艰巨。上世纪７０年代出土的走马楼三国吴简、湘西龙山里耶秦简、湖北九连墩秦简等，都属于文献出土量极大的考古发现，需要研究机构和出版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整理、出版的速度。苏士澍说，那时我们整理考古发现的竹简，得先清洗、拍照，按出土顺序编号；之后再通过史籍和竹简的文意等调整顺序，再编号，仅整理一项就费时费力；但现在我们有了数字技术后，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调整古籍图版的顺序，文物上字迹不清、认读不通的地方也可以通过数码放大技术来“攻克”。

    数字化对于古籍的修复、整理、出版而言，是一场重大革命，在今天，它能够唤起“沉睡”的古籍，让它们更好地为公众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