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赵菁

    近日，来京出席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的“叶维廉诗歌创作研讨会”的著名诗论家、诗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叶维廉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为学生及广大诗歌爱好者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诗歌阅读课——“全天诗生活”。

    这个活动的灵感，来源于叶维廉对当前诗歌教育的看法：“在现在的教育体制、规范之下，教授诗歌不是追求它整体的感觉，而是追问意义。但仅仅是对意义的追求是远远不够的。一首诗的产生，我认为是生命的产生，它有生气、有血、有肉、有跳动，这些东西在学校教育中是被摒弃的。”于是，他希望让读者感受到诗歌的生命。

    活动以两小段影像资料作为引子，看完短片，大家来到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围成一圈，分角色朗读了叶维廉的《动物世界之歌》、《雨祭》等作品。尽管最初同学们对大声读诗还不太习惯，但三首诗读过之后，大家渐渐领悟了叶维廉的用意：诗的生命不仅仅在于意思，还在于它的韵律、声调；诗在每一次朗读中获得新生。渐入佳境的同学们不再理会路人不解的目光，放开声音、敞开心扉，用嗓子、用心灵、用年轻人特有的敏感，认真地读出每一个字，陶醉在诗歌所营造的神秘氛围中，像在进行一场古老而严肃的典礼。

    “春怀”、“春溶”两个环节，是活动的高潮。阳春三月，校园里芳草萋萋，绿意融融，素不相识的朗读者配合得极为默契，更加衬托出青春之爱的纯美——人与诗、诗与自然便在无限的春光中融为一体。在“春溶”这个环节中，大家要一边读诗一边用冰块摆出造型。在堆积的过程中，融化的冰块使造型不断地改变，有形的化为无形——诗中“无象为象”的意境就流淌在不断融化的冰块上。

    活动以集体朗诵《美为何物》一诗收尾，两个多小时的活动，对大多数人来说具有启蒙的意义：原来阅读诗歌可以像做游戏一样；原来诗歌能让我们这么快乐，原来诗歌有这么大的魅力。

    活动结束后，笔者对叶维廉进行了专访。

    赵菁：您在１９７１年将您的一首诗歌拍摄成为电影短片，这首融合了现代主义技巧和古典诗词意境的诗本身就比较难理解，但短片似乎让这首诗更加费解，您能谈谈这个短片的创作过程么？

    叶维廉：这是一个多媒体、多方向、多感觉的东西。１９７１年，我从国外回到台湾做客座教授的时候，跟几位前卫的音乐家、画家、舞蹈家共同搞了这个影片。通过这个影片，我想让人了解到，在分工越来越细的过程中，搞音乐的不懂绘画，搞绘画的不懂诗，搞诗歌的不懂音乐，诸如此类，这是不正常的。比如说，语言学跟诗歌算是比较接近的，但让搞语言学的看我们的诗，他看不懂；我们也不懂语言学的很多知识——这就是分工。但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文史哲是不分家的。你在中文系就会有很多对历史的了解、对哲学的了解、对语言的了解。一首诗产生以后，它的风范、它的气韵在哪儿？这在我们当前的诗歌教育中是缺乏的，所以我决定采取一种方法使学生脱离这种规范，去真的进入一首诗的各个层面。

    赵菁：今天您引导我们以类似“集体游戏”的方式阅读诗歌，这样的表现方式虽然很有意思，但需要读者全身心的参与才能达到效果，您觉得今天大家的表现如何？是否达到了您想要的效果？

    叶维廉：大家玩得很高兴，但有的时候我们的学生还是没放开。我的观点是，人生下来就是一个诗人、一个音乐家、一个舞蹈者。你看小孩刚刚学会走路，还带着尿布的时候，听到音乐，就舞动起来，这就表示人有这种能力。即使你平时规规矩矩，喝了酒以后，偶尔也就跳起舞来。在我们规范的生活中，有一些本能就被丢掉了。比如说，生活在森林里的原始部落的人，会感知到两个小时以后要下雨，天上却一点迹象也没有。比如说一个猎人没有看到老虎，但他说，“老虎就要来了”。他是顺风耳、千里眼么？不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在接收信息时，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秩序”上，而把感受边缘化了。教育把我们的敏感性丢掉了。诗，就是让我们唤起本能的东西。我们常常对一些东西并无特殊之感，直到有一个人说，你看那棵树，你看那根树枝，才恍然大悟：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我今天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个活动，感觉到以前没有感觉到的东西。

    赵菁：以这样的形式表现诗歌，虽然能够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并且使读者能够参与到诗歌产生的过程中，但这种形式会不会对读者自己的阅读体验产生影响？

    叶维廉：我想不会。你看刚才“春溶”的这个环节，你一面用冰块造型，一面看，一面就会有思考。通常你在建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希望它能够扎实、不变，但冰每分钟都在变，这里面就包含了“变”的哲学思想。每个人都会通过冰块的消融想到“何善何真，极善极真”。

    赵菁：但这样的理解是读者个人化的理解，您今天采取的形式则是集体活动。“自我”与“群体”对诗歌的理解如何相契合、相影响？

    叶维廉：群体在这样的活动中，与诗是有一个沟通的。因为你在用冰块建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这个东西不会永久，甚至不会建构起来，一下子就溶掉了。但每一分钟，都是一种美的形式。我们却常常要求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一棵树，它一直长，一直变，其实每一分钟都不一样。画家因为了解这个，可以把一棵树画很多很多次，每次都不一样。在原始民族里面，其实每一棵树都有名字。我们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另外，这里面有佛教的“虚幻”的观念，由气变为冰，再化成水，每一分钟都在变。西方对“永恒”的观念抓得太死，其实每一分钟都可以是永恒。刚才我们读诗的时候，你看着冰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有思想在，感觉代替了思想。

    赵菁：这种诗歌表现方式，会不会反作用于您的创作？

    叶维廉：在我的创作中，每一分钟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在我这里是不会有影响的。不过有一点，大家看我早期的诗，会觉得比较浓缩、深沉。今天我们搞的这个就像在玩——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是因为受了一种规范的影响，才认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中国的女性，汉朝以后坐着都不能摇摆，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可是，你看《诗经》时期的中国女孩子是这样的么？你爱我，我就过去，比较主动，本来中国的女性也是这样。后来创造出规范之后，就不这样了。我通过白话的方式把这些表现出来，大家也比较能够接受。

    赵菁：其实这种方式让小孩子来接受会更容易些，以游戏的方式，让人对诗歌有了一种亲切感。

    叶维廉：我也写童诗。可能你们小时候读的东西，比如“孟母三迁”，都是一些很道德化的东西，缺少想象的深远。我写过一首童诗，一个小孩子早晨起来，站在地球边上，看见太阳，他的影子很长，他忽然发现地球在转动，他就跑啊跑啊，看见一棵树，就抱住了，结果呢，是抱着他妈妈的腿。这就很有意思。大家看过我以前的诗，可能想都不会想到我会搞出今天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轻松地去感受一首诗的生命，感受其血肉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