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

    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个安全问题，即生态安全问题。据美国国防部战略研究机构披露，20年后生态灾难给世界带来的安全威胁将超过恐怖主义。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不久前也曾指出，地球变暖对人类的安全威胁已经超过核战争。在全球化时代建构生态文明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需要，实际上也已成了人类自身安全的需要。

    前年看美国摄制的生态灾难片《后天》，看到由于地球升温、气候紊乱，整个纽约市先是为洪水吞没，继而被冰雪覆盖的情景，颇为惊心动魄，令人不寒而栗。事后却没有特别在意，想着那不过是电影高科技手段的大制作，况且又是发生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不料，去冬今春的一场席卷中国南方的暴雪，让我们的一部分城市真的上演了类似于《后天》的情景。湖南郴州的朋友后来从网上发来的照片显示：冰雪覆盖大地，树木纷纷摧折，高压线变成碗口粗的“冰缆”，线塔变成了冰塔，主脉线路“全军覆没”，停电、停水，信息联络失常，交通运输中断，物资供应紧张，马路上没有了红绿灯，银行、邮局都不能正常营业，入夜的郴州成了一座“黑城”。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生态灾难，人们心理上普遍准备不足。

    比起西方社会，我们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起步要晚得多，因而对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生态方面的负面效应缺少必要的警觉与反思。在一个时期里，盲目乐观主义占上风，“天不怕，地不怕”、“战天斗地”、“改天换地”一度也成了文学艺术领域许多文学作品的基调。这种高调，在日益彰显的生态困窘面前已经难以持续下去。与此相反，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在如何对待自然方面反而唱起低调，比如电影艺术界接连不断推出的“公害片”、“灾难片”，就为生活越来越富裕舒适的人们敲起警钟。其中广泛产生影响的如美国的《后天》、《风暴》、《天地大冲撞》、《末世凶煞》等，日本的《日本沉没》，以及李安导演的《绿巨人》等，或展示地球升温、海平面上升对濒海地区的毁灭性打击，或警告滥施科技、无视自然法则、人为制造的怪异物种引发的社会动乱。此类影片一般说来规模宏大、制作精良，无论在社会心理或票房价值上都获得了十分可观的效应。

    在我国，还很少看到我们自己创作的以生态灾难、生态困境、生态危机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成功的、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更是没有。我见到的最好的文学作品，也就是几位诗人的浅吟低唱，这与生态领域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显然是不相称的。即使从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上讲，近年来接踵而至的“非典、禽流感风潮”、“沙尘暴”、“松花江水污染”、“无锡太湖水污染”以及势头凶猛的外来物种对于中华本土物种的侵袭，都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艺术家的视野，更不要说为生态安全发挥警示作用了。

    其实，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生态预警就曾经以“天人感应”的方式受到高度重视。汉代学者董仲舒从儒家经典出发，强调以“二端”论“灾异”，即从“大小”、“微著”处着眼，“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初，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他认为，所谓圣人，就是因为他能在“吉凶未形”的时候“贵微重始”，独具慧眼地“推灾异之象于前，图安危祸乱于后”。西晋时代的道家学者葛洪也曾强调类似的道理：“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这就是说，只有做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防祸于未然”，才有可能回避灾难降临，才不至于灾难临头时手忙脚乱、一败涂地、后悔莫及。这种生态预警观念不也是一种生态文明吗？

    地球已经进入“人类纪”，全球化是其表现形式。生态文明以及生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全人类的话题。文学艺术家历来都被人们看做人类最为敏感的神经，我想，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应当继承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生态警示”方面作出贡献。表现的方式当然不应局限于电影大片，可以开放各种艺术门类、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表现的内容，更不应模仿西方此类作品中过分渲染的血腥刺激场面。即使在西方的一些生态警示片中，也常常在对于灾难的叙述中伴随着人间真情的温馨流露。如《尼斯湖怪兽》早期版本，编导者对童心与科技、亲情与名利、自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微妙处理，所表现出的爱心已足以让人柔肠百结、感动不已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生态文明的底蕴，只要我们努力去做，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一定可以在维护生态安全、发挥生态警示作用方面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