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虽然我目前已经把鲁迅研究视为畏途，但我仍然不改崇仰鲁迅的初衷，也仍然崇仰那些执着的鲁迅研究者。他们有辨别，有特操，不趋时，不附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中能保持自已观点的一贯性，或能呈现出一条清晰的思想发展脉络。默涵同志就是我敬重的一位文坛前辈，一位鲁迅情结很深的人。

    对于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人，对于默涵这一代前辈所置身的政治环境，已经相当隔膜，也没有学力来准确评价他的理论得失，只能就我跟他的直接交往，谈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

    我跟默涵同志的交往始于20世纪８０年代初。那时我已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并于１９８４年８月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默涵同志因主持修订１９８１年版《鲁迅全集》成为了当时鲁迅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之一。１９８１年鲁迅博物馆扩建后重新对外开放，１９８２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９０周年，１９８６年鲁迅研究室成立１０周年召开座谈会，并于同年纪念鲁迅逝世５０周年，默涵同志都来馆参加活动，并多次发表学术讲演。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中国鲁迅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一致推举默涵同志为学会新一任会长。我因为先后担任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兼秘书长，因此有跟默涵同志经常接触的机缘。默涵同志认为，一个学会要得以存在和发展，一是要抓学术，二是要抓经费。在他的倡议下，鲁迅学术基金会筹委会于１９８９年３月１日成立，巴金、袁宝华、刘复之、赵朴初、赛福鼎、唐弢、李霁野等３２人联名发起。遗憾的是，这个基金会除了我从香港募集的１０万元人民币之外，迄今毫无进展，真是愧对鲁迅，愧对默涵！

    １９９１年４月，中国鲁迅研究会与其它单位在郑州召开鲁迅精神学术研讨会，默涵同志不顾年高体弱，坚持参加。因为车票紧张，他只买到了一张北京到郑州的软卧上铺票，同车厢一位旅客听到默涵的大名，主动把自己的下铺票调换给他，才免去了他的攀高之劳。到郑州后正赶上车站扩建，到处坑坑洼洼，凌乱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建材。我跟另一位女同志一左一右搀扶着默涵，跌跌撞撞走了几十分钟才出车站。我想，当时支撑着他瘦弱躯体的，正是鲁迅的精神。

    １９９７年６月８日至１２日，中国鲁迅研究会与广东鲁迅研究会在江门召开“鲁迅与２１世纪”学术研讨会。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默涵同志在鲁迅研究界的最后一次露面。那年默涵同志已出现小脑萎缩的征兆。他在开幕式上动情地说，30年代，他在上海读书，而鲁迅已成为著名作家。他崇拜鲁迅，而鲁迅不可能认识像他这样的无名学生。有时在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跟鲁迅邂逅，他都万分激动。但是他胆怯，从来都不敢主动走过去跟鲁迅攀谈。直到鲁迅离开书店，他才悄悄地在后面目送鲁迅，直到鲁迅的背影在远处消失……他这番话开始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但默涵同志头脑失控，又将同样的话重复讲了四五次。秘书想打断他，老人家很生气。我只好出面劝阻，让他再讲三分钟，然后休息。默涵同志很给我面子，戛然中止了他在鲁研界的这次谢幕之词。

    我不懂医学，不知道默涵同志这次讲车轱辘话是什么征候的表现。但是我知道，这些话都是深埋在他心底的肺腑之言，都是他真情的自然流露。他反复抒发他潜意识之中的这些至诚之声，正好比是一首鲁迅颂歌中的一唱三叹。写到此处，我深为自己当时打断他的发言而后悔不已。